历史人类学对教育史学的影响：教育史学前沿研究

从学科分类及研究对象的范围看，教育史与教育学科关系甚为密切，但从教育史产生的途径、研究对象的特征、研究对象所需的学理类型、研究规范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方面加以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教育史就其基本或根本属性而言，它应该属于历史学科而不是教育学科。换言之，教育史的基本学科性质主要应该姓“史”而不是姓“教”，因此，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或方法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对教育史研究产生影响。

首先，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拓宽了教育史研究的视野。

近年来，随着教育史研究自我封闭状况的好转，历史学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被引入教育史研究，对教育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年鉴学派“新史学”以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视角和方法，促使教育史研究视野不断被拓宽。过去那种只重视精英教育、官方教育和宏大叙事的教育史研究，逐渐被重视下层民众教育和民间教化、家族、社会教育史研究的趋势所代替。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黄书光的《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王有英的《清前期社会教化研究》，鞠春彦的《教化与惩戒：从清代家训和家法族规看传统乡土社会控制》，刘纪荣、李伟忠的《清末民初“废庙兴学”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等。不仅如此，一些教育史学工作者也开始尝试运用微观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教育史研究，其中《语言、学校教育和文化冲突》《帝国权利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都是教育微观史学的代表性作品。这些研究客观上弥补了教育史学研究视野狭窄，过于刻板和叙述不详的缺陷。

由于教育史学与历史学相互隔绝的时间较长，历史人类学研究视野和方法对教育史学研究的影响只是刚刚起步，因此，教育史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尚未真正开始。为了进一步繁荣教育史学研究，教育史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吸收历史人类学旨趣，进一步扩展教育史学的研究范围，尤其应重视对普通民众、学生、教师教育活动和日常生活状况的研究，并将群体与个体、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家庭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要重视微观研究，透过个体的教育活动的微观研究，解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

其次，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促使教育史学研究方法发生变化。

历史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式是田野调查。这一方法改变了传统历史学研究只重文本文献，忽视其他文献资料的不足。研究者通过“走进历史现场”，不仅可以获得文本文献以外的民间文献资料，增强“历史的现场感”，同时为其更好地理解文献和历史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随着历史人类学影响的日益扩大，以田野调查方式进行的教育史学研究成果日益增加。如李小敏的《“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空间——永宁拖支村的田野研究”》、司洪昌的《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的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等等。后者可以称得上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教育史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专著。该研究通过口述和田野调查，将人类学研究小社区的长处引入教育史研究，借助于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口述资料、档案资料、户籍资料、国民经济统计等内部资料，构筑了一个小型社区教育变迁的历程，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村庄教育变迁的图景。^[82]该研究将教育史的研究视野投向了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村学校，关注了国家、社区与学校之间的互动，是将历史人类学引入教育史研究的典型案例。此外，袁媛的《热闹而寂寞的乡村教化——基于建国后石村社会教育历史人类学考察研究》，“以地处江苏省中部的具有一定代表性、典型性的行政村——石村为田野地点，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综合采用口述史、教育叙事以及教育史研究中经典的文献研究法，深入而系统地研究自1949年石村社会教育60年的嬗演历程。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相关研究，反思当今乡村对教化的渴求，并对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路向进行一定的探索”^[83]。

此外，教育口述史的研究逐渐形成规模，代表性成果有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中的“先锋女学与女生——本世纪初妇女办学与女子教育”研究；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委托复旦大学历史系进行的“抗战期间在上海的教会大学”研究，以及该学会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进行的“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日本统治时期东北丹东沈阳中小学教职员的教学与生活”的研究。此外，教育史学界有齐红深主持的“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冯跃对一个“好孩子”和一位县级中学校长进行的教育人类学口述史研究，以及《顾明远教育口述史》和《潘懋元教育口述史》的出版等。^[84]这些研究加快了中国教育史学人类学转型的步伐。

第三，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为区域教育历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区域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将原本被视为固定的区域也拿来作为解构的对象。”^[85]主要关注区域历史的层累问题，并试图从区域研究入手，进而理解整个历史。在历史人类学区域研究的影响下，中外教育也比较关注区域教育史的研究，其中2002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区域教育的历史研究》学术专著系列，应该是这方面的代表。该专著系列中的《中国区域教育发展概论》一书，“具体分析了以往从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研究模式的不足，提出区域教育史研究的对象、方法论，分析政治影响力、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口规模的变化等因素对区域教育发展的影响，从而在整体上显示中国教育的地域分化一般情形，其中‘教育核心区域的空间分布’和‘区域教育发展中的核心—边缘效应’观点，是作者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86]。此外，《维新运动和两湖教育》《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社会结构与客家人的教育》《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原始儒学与齐鲁教育》《外力冲击与上海近代教育》等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不同区域教育的发展以及教育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经济、文化及国家教育政策等对教育历史发展的影响。尽管这些研究还不能算作是历史人类学视角的区域教育历史研究，但是已经关注到区域研究的相关问题，可以看作教育史研究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初期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