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前沿研究：对现代西方教育史的反思

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王晴佳认为，新文化史的兴起代表了当代史学的一个新趋势，挑战了自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史学主持史坛的局面。“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在当今学界仍然有点热火朝天，但似乎以批判的眼光为主。以此为结果，民族主义史学目前正在经受一场挑战，正在慢慢转型”^[11]。他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12]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创建可以说是19世纪西方国家的历史核心，也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伟大事业，致力于创造出一种结合“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的新“民族”。民族原则曾纵横于1830年后的欧洲政坛，促成一连串新兴国家的建立。这种始自19世纪欧洲的民族意识，原来被安置在由人民—国家—民族—政府（people-state-nation-government）所构成的四角地带之内，但民意调查已证明，这种理所当然的组合对今天那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型民族国家来说已不再是天经地义。不少老牌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开始出现动摇危机。在他看来，“民族”概念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对集体认同的渴望使民族认同一直十分重要，虽然“民族国家”在今天显然失去了其旧有的一项重要功能，亦即组成一个以其领土为范围的“国民经济”。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的角色已逐渐隐身，甚至因国际分工这项重大转变而显得令人质疑。“以上所言并不表示民族主义在今日世界政坛上已不再受人关注，或其受关注的程度已稍减。我想强调的毋宁是，虽然民族主义耀眼如昔，但它在20世纪早期的风采，再度化身为全球各地的政治纲领。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角色，或充任其他发展的触媒”^[13]。决定今天世界大势的政治冲突其实与民族国家关系不大，因为近半个世纪以来，19世纪那种欧洲模式的国家体系早已不复存在。

在王晴佳看来，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特征是民族主义史学。在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世纪，西方史学家写作了大量国别史。被誉为“科学史学鼻祖”的德国史家兰克的学术生涯也以民族史和国别史的写作为主，于是，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代史学的主干。而民族史的写作，往往追随某个民族的最初的历史，具有“发明”的成分，但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民族国家史学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其发生和发达，在西方有其一定的背景。兰克史学的成功就在于确立了民族国家史学的范式。学界反省了民族国家史学的许多明显弊端：第一，民族国家在欧洲形成，因而只是欧洲历史的产物。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有牵强的地方，其形成是由于抵抗欧洲列强侵略的需要，而不是内在的发展所致。第二，民族国家史学所提倡的历史观念，其根本就是一种目的论，即用现在的目光考察过去，进而塑造过去，使之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第三，民族国家史学归根结底就是西方中心论在历史著述上的集中反映，即强势文化的优势或文化的霸权。而当代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对民族国家史学的一种扬弃，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则往往直接挑战其思维模式。民族革命兴起之时，妇女的形象常常被利用来激励民族精神，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妇女地位并没有显著改变。^[14]王晴佳强调，在注意民族国家史学的暂时性和局限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历史功用和地位。(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教育史学界和比较教育史学界的许多学者如帕夫拉·米勒（Pavla Miller）、布鲁斯安·柯蒂斯（Bruce Curtis）、J·梅尔顿（J.Van Horn Melton）、J.博利（J.Boli）、I.戴维（I.Davey）等对教育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15]安迪·格林在《教育和国家形成的重新思考》一文中探讨了研究教育与民族国家形成的各种视角和方法论问题。他批评了相关研究的旧有范式，如辉格（Whig）理论、工业化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和都市化理论，运用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解释不同国家与学校教育之间的不同关系。^[16]朱旭东在安迪·格林《教育、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一书的译者序言中，从西方教育史学史的视角对西方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他注意到：“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发生学（origins）”一直是西方教育史学主要关注的领域之一。西方学者还运用另一种表述即“大众学校教育（mass schooling或education）的发生学”。从教育史学流派上看，“国家形成”范式是在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学派的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它继承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修正主义史学思想，尤其是米歇尔·凯茨（Michael Katz）的思想。而一直困扰西方教育史学界的另一个重要史学问题是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不平衡的历史发展。^[17]

上述学者的研究对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的深刻反思，无疑对研究西方教育史学史富有启发意义。首先，应从民族主义视角关注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教育史家的教育史著述中的有关论述，研究民族主义思潮或思想如何影响了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其次，应从比较教育史学的视角研究西方各国民族主义对教育史研究的民族风格。再次，应关注民族国家史学的转型对于西方教育史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