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教育史学前沿研究

所谓“学派”是指在学术研究与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学术价值观念、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共识的群体，有一批代表性人物和被同行认可的学术创新成果。周采研究了战后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的发展状况，认为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修正派教育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史学等流派。“其发展的一般趋势是：各流派都有自己的特征，同时又存在交叉和相互影响的情形；各流派研究触角不同程度涉及劳工教育史、少数族裔教育史、城市教育史、妇女与性别教育史、婚姻与家庭史、儿童史、青年史和地方教育史等领域；”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历史相对主义盛行和‘碎化’危机。当代西方教育史学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多元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综合。”^[25]

笔者研究了美国教育史学中温和修正派出现的背景、温和修正派发展历程及其主要代表和一般特征，认为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教育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公立学校颂歌模式。20世纪50年代末期，受西方历史学转向和教育理念更新的影响，美国教育史学研究模式也发生了嬗变。有学者研究了微观史学思想与美国新教育史学转向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美国新教育史转向过程中，在研究视野上转而用社会群体置换了传统关键性单一个体，研究史料上试图涵盖各种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实践活动印记，研究方法上演变为以叙述为基础的问题史趋向，这些研究范式的转变让美国教育史学得以摆脱自身的学科危机的同时还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26]

研究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的学者认为：“西方妇女史研究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发展十分迅速，业已成为当今蓬勃发展的社会史研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新领域”^[27]。有学者研究了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教育史学家借鉴妇女—性别史的研究方法扩大了教育史研究的视野、空间和深度。“二战后英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妇女教育史到妇女—社会性别教育史的嬗变过程。教育史学家围绕妇女教育问题及引入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展开激烈的争论，涌现出一大批女性教育史研究的作品，修正了传统教育史学，扩大了教育史研究的视野、空间和深度”^[28]。

在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史研究领域，有学者研究了战后美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认为美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经历了从妇女史到妇女教育史、从妇女－社会性别教育史研究到后现代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研究的转向。^[29]该研究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史的发展历程分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个历史阶段，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别选取社会性别、差异和公民身份等分析框架，较为深入地研究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历史发展轨迹，认为“后现代视野中的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具有‘普遍史’的特点，在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尤其强调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以及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和文化多元性”^[30]。

笔者研究了全球史流派的特征，并探讨了在全球史视野下应如何进行教育史研究的问题。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史学界加强了对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关注，出现了“全球史”新学派，在历史观、历史分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尤其关注“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全球史在普世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许多新观点，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和启示。教育史学者应密切关注国际史学发展的这种新趋势，并考虑如何加以应对，我们可以从全球史视野推进教育史研究。”^[31]

有学者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流派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学者运用社会总体性观点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和功能进行了反思，运用阶级冲突观念批判英国传统教育史学的直线进步史观，推动了英国教育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英国学者在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重新挖掘新史料，开辟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使英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作品继承了传统教育史学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特征，涌现了众多思想性和可读性并重的教育史著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教育史学成就。”^[32](www.xing528.com)

美国城市教育史学以“城市学校教育变革”为研究对象，关注城市公立学校教育的发展及变革历程。有学者较为深入地研究了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发展历程，提出了自己对美国城市教育史学发展的历史分期，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城市教育史并没有引起教育史学家的重视。1968年凯茨的《对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马萨诸塞州19世纪中期的教育革新》标志着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美国城市教育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33]

多元文化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较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潮，旨在清除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所产生的一些伤害。到21世纪初，多元文化主义在自由主义国家逐渐式微。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成为使美国政治社会统为一体的连接纽带。“对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引发的诸多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美国教育史学上的名著，进而关注和探讨当代美国教育史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美国教育史家是带着自己的价值判断来书写历史的，中国学者在将其作品作为史料时应当注意其社会政治立场或价值取向。”^[34]笔者从多元文化主义视角研究了美国教育史学编纂的三种模式，即卡伯莱模式（熔炉说或同化说）、克雷明模式（文化拼盘说）和斯普林模式（文化战争说），认为一定时代的美国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对美国教育史家的著述活动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所有新的教育史学潮流都对自19世纪末建立的支配教育史学家的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进行了挑战，但民族国家在教育史写作中仍然得以存留，只是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发展，传统教育史学在复活。另一方面，新教育史学也发生了变化。在全球化的趋势下，面对后现代主义教育史学带来的碎化，西方教育史学者加强了国际教育史学者交流和合作，进行跨国和跨文化的比较教育史研究，从宏观上考察教育的发展历程，大写教育史再生。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关注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对西方教育史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周 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