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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法教育交流史: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的筹建

时间:2023-11-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19年8月,叶恭绰将此议电呈徐世昌总统,随后提交内阁,经过内阁会议讨论决定,在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成立之前,先在法国举办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中国政府每年资助20000法郎。中国政府承诺每年资助巴黎大学中国学院10万法郎。

近代中法教育交流史: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的筹建

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玉父、誉虎、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室名“宣室”,广东番禺人,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交通系成员之一。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民国时期,他先后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交通部次长、交通部总长和铁道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他被认为是仅次于梁士诒的“交通系”重要人物,为我国的交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词学、收藏、文献整理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1919年,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到欧、美、日、朝鲜诸国考察,经过考察他发现:“日本、印度、巴尔干及南美在各国大学均设有学系,而我国独付阙如,引为深惜,以为此关国家之荣誉,及我国学术之前途。”[1]所以他希望扩大中国文化在法国的影响。他与法国学者商议在巴黎大学设中国学术讲座,拟由交通部出资,创办中国学院,以此为试点,成功后在欧美各国普遍建立中国学院。[2]

叶恭绰把在巴黎大学建立中国学院的想法告诉了班乐卫(Painlevé)先生,班乐卫是法国著名的数理家和哲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法国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对战争的原因及战争带来的灾难感受颇深,所以非常赞成叶恭绰在巴黎大学建立中国学院的计划,“以欧美物质文明所受痛苦实深,力主今后宜道德为体,科学为用,而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入手之方。因议在巴黎大学增设中国学术讲座,并同法之通儒院及巴大法兰西学院各硕学创办中国学院”[3]。他承诺促成其事,希望以中国与法国的文化教育交流作为挽救西方文明之一途径。(www.xing528.com)

1919年8月,叶恭绰将此议电呈徐世昌总统,随后提交内阁,经过内阁会议讨论决定,在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成立之前,先在法国举办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中国政府每年资助20000法郎。同时,班乐卫也请得法国政府每年资助20000法郎。经过中法两国政府研究决定,以14000法郎设中国文明史讲座,以14000法郎设中国旧算学讲座,以12000法郎设中国音乐诗画讲座。[4]经过叶恭绰和班乐卫的努力,1920年3月17日,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其目的有五:(一)帮助在巴黎大学内,组织研究中国新旧高深学问之机关。(二)设立中国图书馆,及造就中国图书专门人才及译员。(三)组织及鼓励一切中法机关之能使法国人研究中国高深学问或中国人研究法国高深学问者。(四)援助中国科学院之设立,以为中国旧式学院之补充,及西方科学发达于中国之预备。(五)发行各种刊物,组织各种特别研究会及演讲,发给奖金与津贴等”[5]。以班乐卫为首任院长。巴黎大学中国学院另设评议会(又称监督会议),由法国博士院院长、巴黎大学校长、北平大学校长、中国政府代表及巴黎大学评议会代表等组成,共计法国人8名、中国人7名。1933年,法国方面的评议会成员姓名及职位如下:班乐卫(Painlévé,会长)、墨尔(Gaston Meunier,会计)、克裸慈(Glotz,法国博士院院长)、沙格第(Charlety,巴黎大学校长)、葛哇采(Groiset,法兰西学院董事)、包亥(Borel,巴黎大学评议会代表)、持吕舍(Truchy,巴黎大学评议会代表)、伯希和(Pelliot,法兰西学院教授)和希哇叶(Boyer,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校长)。[6]另外,学院还设立了干事会,设会长1人,由法人担任,副会长中法各2人,书记中法各1人,会计1人由法人担任。干事会成员均可列席评议会会议,但无表决权。中国政府承诺每年资助巴黎大学中国学院10万法郎。法国外交部承诺每年资助2万法郎。虽然评议会和干事会中,中方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员名额,但是由于中法相隔遥远,中国方面长期只派一名代表驻中国学院,与法方协商办理学院的事务。1929年以前,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监督为韩汝甲,1929年韩汝甲辞职,教育部改派李石曾继任,李未到任前,先由驻法公使高鲁代理。[7]1931年冬高鲁返国,改聘刘厚代理。学院另设研究指导委员会,由汉学家伯希和(Pelliot)、葛兰言(Granet)、马斯白峨(Maspero)、那乐瓦(L’aloy)、哈甘(Hackin)、斐洛(Finot)、希哇叶(Boyer)七人组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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