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族与海外回响-理学、家族、地方社会与海外回响

薛瑄作为明初北方最具影响力的理学家，其表现出的教育视野和南方儒者有着明显的差异。薛瑄的教育理想紧密地依附于国家体制（科举与官学），这和宋代以来理学家利用书院以传播其思想的传统无啻迥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入明以后，理学已经成为官方教育和考试的标准内容来解释其不同。因为，如本文之前已经举证说明，和薛瑄同时期的南方儒者所呈现的形态就和他南辕北辙。例如吴与弼等崇仁学派中人还是通过兴建或出掌书院来传播其思想，或是和其他书院建设者有着密切往来。[62]所以症结还是在于薛瑄和南方儒者对国家教育体制（科举与官学）与私人性质的教育机构（书院）所持的不同态度。[63]

书院的兴盛程度在中国南方和北方本来就不同。到了明初，书院的复兴历程自然也呈现不一样的面貌。例如依据白新良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明初山西和江西在兴建和重修书院上就有天壤之别（表2）。[64]在薛瑄有生之年，山西地区的书院建设活动实是凤毛麟角。

表2　明初晋、赣两省书院的统计数字

Hymes主张，既然中国南方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中国北方，其城市文化更为蓬勃，商业活动更加活跃；那这样的人口、文化和经济背景自然为中国南方的书院提供了一个允许其更为兴盛地发展的环境。[65]依照这样的逻辑，则我们将不得不得出薛瑄高度仰赖国家教育体制而忽视书院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北方缺乏有利于书院发展的土壤之推论。

但是这样的推论还是可以商榷的。书院的建设无疑需要3个重要的条件：资金、需求、意愿。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持，兴建和重修书院自然不可能办到；没有足够的学生来源，书院也没有开办的意义；没有主事者的意愿，当然谈不上任何具体的行动。就第一个条件而言，薛瑄个人虽然并不富裕。可是从内阁学士职位上退休回家的一代理学大师如果寻求地方政府和乡绅的支持，想必倒也不难。就第二个条件来说，北方的人口密度虽然比较低，这并不表示该区域的士子就没有在官学系统以外寻求名师指导的需求。薛瑄退休后，虽是“家居不出”，但“四方从学者日众，至市馆不能容”。因此希望从学于薛瑄的“市场”是存在的。而薛瑄“拳拳以复性教人”，所以其理学的教育理想也是存在的。[66](www.xing528.com)

因此，关键其实是在于唯一欠缺的第三个条件，即薛瑄没有将其教学的场所和行为制度化为书院体制的意愿。历史上，在河津县城确实有一座文清书院。但是在薛瑄生前，此处其实只是“薛先生旧宅一区，乃先生退休讲学明理之处”，而不是一所书院。[67]没有书院之名，自然就没有随之而来的学规、学田。没有这一切，就自然不是一个体制化的教学活动而继续是属于严格的私人行为。如此则不会和国家教育体制下的官学系统形成竞争的状态。

不仅如此，通过分析薛瑄一生中所撰写的特定文类，即庙学重修记文，本文主张薛瑄对于官学和科举以及理学思想的关系之认识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中年薛瑄其实并没有特别期望表达的主张，所以第一组记文的内容都是记叙性的。而晚年薛瑄对于这个问题就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在第二组记文中，时时要求国家育才、取才的政治目的和理学家对于传播理学圣人之道的教育理想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他最后几篇文字中，更是直接将其哲学核心“复性”和明代国家学政统一起来。

薛瑄异于其尊崇备至的宋儒，以及与其同时期的南方儒者的教育事业，不是简单地基于诸如人口、经济、文化等客观条件之有无与否。本文主张，事情的关键应该是薛瑄的教育思想本身。[68]他既然主张国家的政治目的和理学家的教育理想应该结合，他就自然没有去推动书院教育的必要。所以长期以来的官学/科举和书院/理学的二元划分法是需要检讨的。至少对明初北方儒者的代表人物薛瑄而言，书院并无存在的必要，因为他认为其他各项是应该统一的。

薛瑄的这种将理学教育理想投射在国家教育体制上，并寻求与国家政治目的相结合的视角，反映出的其实不仅仅是他的教育思想，而且是他对于国家与社会，或者说国家权力与体制和社会精英的空间之间的关系之态度。例如在宗族问题上，南方儒者会强调士绅在其中的领导地位，并将宗族组织视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种社会空间。而在这个空间之内，权力基本上属于士绅阶层。但是在薛瑄对宗族组织的认识和讨论中，这种空间也是不存在的，就如同书院的空间也是缺席的一样。[69]在薛瑄的整体思想之中，在个人和家庭之外，就是国家的体制和权力的运作；南方士人阶层的地方性倾向和社会空间的建构于此是不存在的。这里又涉及一个更大的南北社会史差异之课题，对此就无法深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