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工人们手头的钱不多，但是去遍布城里的热闹市场闲逛是工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购买食物是每天都必须做的事，常常也需要去一趟当地的钱庄和市场办一些日常杂事。许多在其他地方无法找到稳定工作的工人就来到市场做一名卖二手货的流动小贩。那些连一张很便宜的杂耍门票都买不起的工人，则可以在市场里“看热闹”以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或者流连于当地骗子在街边摆设的赌博游戏摊。
除了老城和租界，天津主要的蔬菜市场位于老城的北面和东面，以及东南部小刘庄的棉纺厂一带。另一个蔬菜市场则位于老城西南，与布市混在一起，每天早上6点小贩就开始叫卖绸缎布头。旁边是一个鱼市，多数鱼贩使用的秤都少一到二两，迫使顾客自己带着秤，并经常与小贩发生争吵。1936年，一个到这个市场的访客目睹了可笑的一幕：“最喜欢占便宜争分量，同时将篮子和钱袋里的东西忘却了，而一般偷偷摸摸的小窃，便乘机做些偷盗的行为。”[1]
多数的菜市都有卖天津特色街边食品的小摊：糖包或肉包、面饼（有不同的叫法：烧饼、火烧、干酪）、炸糕、饺子（天津话叫扁食）、嘎巴菜、牛羊肉或猪肉火烧，以及油煎包。工厂附近和河边一带市场上的小摊，除了卖这些食品，还卖鸡蛋、烧酒、咸花生和辣白菜，生意非常红火。[2]
天津最热闹的旧货市场位于西广开附近，每天天亮前开市，为其他许多市场供货，当地人称之为“鬼市”。这里是那些“喝破烂儿的”流动小贩的聚集地，也是被盗物品的销赃地。1936年一个典型的早晨，“鬼市”所卖的货品包括一条藏着很多虱子的棉裤、废铜烂铁、旧书、洋钟表、沾满旧主人污物的鞋子。古董商人和旧货贩子之间的买卖交易最为火爆，然后他们便收拾起来前往其他市场。每天到了早上9点，“鬼市”上的人们就四散而去。
来自“鬼市”的一些物品被走街串巷“喝破烂儿的”卖到城市各个地方，他们同时还要为转天的“鬼市”收购旧货和破烂。另一些来自“鬼市”的物品当天晚些时候就出现在老城西南角附近的旧货市场上。在那里，老式留声机和清代的钱币被随意地扔在货架上，旁边摆放着废铜烂铁、唱片、报纸、旧书（论斤卖）和木家具。当地的一本指南曾这样嘲讽地说，这个市场与其他市场的不同之处是，人们能看到商品原来的主人，“这里可以看见短衣小帽或衣冠不整的人，鬼鬼祟祟和摊主谈生意。他们谈买卖时，或由袖口里暗暗讲价，或说着春典，以避免外人听见”。这位作者认为，之所以如此鬼鬼祟祟，原因之一就是，“每有被窃或失盗的人到这里来认寻故物，若是钱袋，便不免变了旧观，原物虽尚在，里面的钱财会不翼而飞”。[3]
多数市场天黑前都关了，不过在前奥租界，天黑后在河边还开有夜市。每天用五毛钱就可以租一个摊位和一盏灯笼。小贩们卖袜子、手绢、化妆品、梅汤、油炸花生米、绸缎、皮货和藤椅等。
由于在不同的工人群体中造成不同麻烦的双重货币体系，这些市场的交易支付方式变得复杂化。工厂和大公司用银圆或者部分用银圆向工人支付工资，而人力车夫和临时工的报酬是用铜板支付。卖日用品的商店要求用铜板支付，所以接受银圆作为工资的工人必须到遍布城市的小钱铺将银圆换成铜板。相邻只有百十来米的钱铺的兑换率都有所不同，国内和国际的经济波动也会影响到银钱的兑换率。
这种兑换率也会随着季节而发生变化。春节前后，铜板的市价最高，这个时候各种生意红火，需要用铜板购买日用品。二月至七月，生意萧条，铜板的需求减少，其价格也随之降低。铜板价格的另一次小幅度升高出现在中秋节前后，那时农产品进入市场，人们需要用铜板购买。从十月至十一月，铜板价格下降，通常情况下，随着新年临近，铜板价格会再次上涨。这样一来，那些接受银圆工资的工人发现，在他们花销最大的时候，他们的工资恰好最不值钱。[4]
为此，工人们会经常光顾当铺，虽然那里的利息高达15%，当期只有3个月。每当春节前夕，当铺的生意就变得异常火爆，因为人们需要现钱来支付年底的债务。当铺的许多主顾是工厂工人、搬运工人和人力车夫。他们中最穷的人早上将东西当出，晚上再用当天挣得的收入赎回来。1947年，天津有44家当铺，1 000多家被称为“小押店”的小型当铺，以及100多家旧货商店。天津的这种典当行数量如此之多，间接说明穷人需要短期信贷，不管其价格怎样。[5]
手头拮据并不妨碍工人们在市场小摊上赌博。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赌博叫“摇会”，将两个骰子投进一个有木槽的圆球中，摇动圆球，骰子上的数字就会通过木槽显示出来；参赌者通过猜测显示的数字下注赌输赢。另一种赌博是滚球游戏的变种，每次一个铜板，有技巧的玩家能够赢得200块糖。还有一种赌博特别受织毯工人欢迎，也就是赌骰子：“几个人一起凑几毛钱，蹲在摊子旁，如果骰子数是18，他们将赢取一对非常漂亮的茶杯，而输了的摊主一脸晦气。这让每个人消遣一阵子。”[6]
天津工人们娱乐消遣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三不管”，也就是南市华安大街尽头的一大片地区。工人们一般去不起戏院、电影院或跳舞场，所以他们在节假日或少有的空闲时间就会去“三不管”。1935年，一位记者写道，在过年的时候，这一地区街上的人群大多“穿肥大而不应时的衣服，戴着簇新的帽子，拖着半摩登的鞋——这都是工厂的工人、学徒、卖苦力的”。他写道，他们喜欢的娱乐方式与上层的人们寻求的娱乐完全不同。[7]“三不管”到处都摆满了小摊。南边的小摊儿主要是卖旧衣服给苦力和三轮车夫，北边的小摊儿主要是卖灯罩、袜子和旧眼镜。旁边是支着棚子并带着小炉子的流动剃头匠，在忙着给人理发。再往前几个摊，是替不识字的人写信的先生。
天津街边大夫是城市里最能忽悠人的骗子。他们常常穿着马褂和长袍，假扮成上层绅士的模样。他们有些人卖药，声称能帮病人戒除鸦片和吗啡。有些人宣称能治疗花柳病。他们常常是三个人把车排成一排，一个人大声指责另外两人是江湖庸医。1936年，一个名叫杨宝亭（Yang Baoting，音译）的卖药者，穿着一套旧西服，特别善于吸引主顾。他手臂上戴着一个纸袖标，上面写着“警病医院院长”，一边敲着一面铜鼓一边嚷：“吃了我的药，不许再有病！百病皆除！药到病除！全国国民都吃一点立刻可以强国！”和杨竞争的是各种打把式卖艺的，他们通过表演武术找机会卖药。他们要观众在他表演之前先往地上扔钱，表演过程中会不断停下来要观众再多扔钱。
另外一些行医者更专业：修脚师为那些劳累的工人修脚。一本指南书这样记录，“专门替人‘拔牙的几乎是’三步一摊”。[8]1936年，一位街角牙医使用了一套用电池驱动的整副牙齿的模型，它能够根据指令开合。他告诉他的工人主顾们，是他用心灵感应术让这副牙齿在动。他还说，吃了他的药，可以让人“生新牙，拔坏牙，长好牙”。旁边的摊据称能治聋哑和精神病。苦力们常买的药叫“牛胎丸”，这种药非常受欢迎，据说能够增强体力。这种药丸里含有牛胎盘，有时又说药丸中含有地上的蚂蚁，据猜测是含有一种“蚁酸”。[9]
“三不管”的北头也有一个露天茶馆，人们在那里下棋，也表演一种由一个人操作的两个假人演的摔跤。有的摊则用木头箱子放映“拉洋片”。花一个铜板，观客就可以看到八张外国风景图片或流行的中国故事的插图，摊主则在旁边伴唱或讲解情节。有的“拉洋片”的白天放卓别林电影剪切的片段，晚上则放“肉感的片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和北京一样，都是全国性的曲艺演出中心。新的艺人从天津南市的燕乐和升平茶园出道，成名后再回到那里表演。其他的艺人则在“三不管”、谦德庄及其他工人聚集区撂地演出。[10]
“三不管”的主要娱乐场所是占地面积很大的苇棚子，那里既是戏院，也是表演杂耍的地方。由于棚顶覆盖的是茅草，一下雨就漏得厉害，所以就得了“雨来散”的绰号——与中文“雨伞”一词谐音。棚子里摆着长长的一排排木凳；几张厚的木凳搭在高架上就是舞台。花上几个铜板，当地工人们就可以享受各种艺术表演。(www.xing528.com)
在“三不管”，最受欢迎的娱乐表演是“蹦蹦戏”。“蹦蹦”是“半边”的讹音。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蹦蹦戏”只是演出某部戏曲中某几个角色，而不是整部戏。[11]在“三不管”的每个“蹦蹦”棚子的外面，都贴着红底金字的预告，列着当天要演出的剧目。观看的票价，男人一大枚（铜板）听一段，女人五大枚听半天。门票不是在入口收，而是每一段演出之后都会敲一通鼓，表示该给钱了，然后派人向现场的每个观众收钱。每隔10分钟就要收一次钱，因为“去的人全是短时间的听众，所以来去是无常的”。
有的棚子为了迎合上夜班的工人专门组织上午场演出。下午的演出吸引更多的过往的路人，工人们晚上又来到棚子里。生意好的“蹦蹦儿”棚子一天能收入多达2 000个铜板。棚子的主人会留下全部收入的大约五分之一，其余的都归演出的艺人。不过，艺人的收入很少能够维持生计，常常还要做临时工来贴补收入。[12]
另一种娱乐演出形式是大鼓。大鼓是一个高至男人胸部的鼓，放在一个架子上，由一根鼓槌击打演奏，旁边另一位演员弹奏一种弦乐器。演唱者多数是女性，用带有诗韵的语言说唱故事，并用这些乐器伴奏。大鼓有许多地域性变种。有的像山东的“梨花片”，用手指弹击铜片。京韵大鼓反复讲述来自满族古老民谣中的传统故事。“三不管”的女艺人往往是被黑道人物从当地妓院里带出来的年轻女子，“培养”成艺人。一旦成为专业的鼓书演员，她们就再也不当妓女了。[13]
与大鼓有关，却很少有复杂音乐伴奏的一种表演是评书。评书大都在遍布天津的那些席棚和茶馆里演出。说书人通常是一位老人，以一种快速的、充满韵律的话语，讲述一段充满奇异英雄壮举的古典故事，在他讲述中间不时穿插鼓声和锣声。“观众的眼神也随他的动作而转动，”一位看过这些表演的记者这样写道，“说得痛快淋漓时，唾沫星子便不时飞到观众脸上，但是他们不会感觉到这些的。”[14]
另外一种类型的娱乐表演——有些是天津特有的——是在被称作“落子馆”的席棚和茶馆里进行的，妓女兼任舞台艺人。这些妓女通常五六个人一组演唱，有两三个男演员为她们伴奏。这种演唱节目被称为“时调”，是一种下流曲调，也叫“窑调”。“落子馆”既是娱乐场所，也是为妓院招揽主顾的地方。[15]
还有一种在席棚中看到的戏剧性的娱乐表演是相声，由三到五人表演。通常主要是其中的两个人对话，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捧哏，其他表演者不时地插入笑话或唱歌。这些相声充满了性暗示，如一本指南书所说：“一般色情狂的下级顾客，趋之若鹜，百听不厌。”每段相声表演之后会收一次钱。[16]
杂耍场的特点是各种各样的表演在一起演出，杂技、魔术和杂耍等。一位表演者熟练地用一根绳子抖起“闷葫芦”。[17]另一位表演者额头上稳稳地顶着一口缸，与此同时第三位表演者在踢着用一串铜钱扎成的鸡毛毽，一直不让它落到地上。还有表演者耍弄着碟子或一人高的叉子。一位音乐艺人则在表演“什不闲儿”，一边演唱一边用手和脚演奏各种乐器。旁边的一位魔术师从丝毯里变出金鱼缸来。这场多种节目的混合演出，最后以一群人表演各种武术而结束。[18]
在大多数工人聚集区附近，也有和“三不管”相类似的娱乐区。在中心车站附近，铁路工人和华新纱厂的工人下班后聚集的地方，就有一个规模小一点的“三不管”，称为“小营市场”。火车站冒出的浓烟将所有的建筑都笼罩在一片乌黑的烟霾之中。在市场内，“婉转的弱女歌声、锣鼓喧阗声”诱惑着刚下班的工人。市场分为戏曲和杂技区，西边不远处有人在卖“血红的驴肉、漆黑的羊肚和血白的煎粉”。[19]在谦德庄和河东区一带，也都有类似的聚集之区。
一些地方戏剧和杂耍非常受工人欢迎，因为这些与他们家乡的娱乐方式很相似。来自河南、思念家乡的农民，可以听到河南坠子，山东人则可以听到梨花片。梨花片起源于农闲季节在乡村演唱的简单的曲子，演唱时用两片铁犁铧碎片敲击节拍作为伴奏。乐亭大鼓来自河北东部的乐亭县，起初也是民间业余艺人在农闲时为赚取外快而表演的娱乐节目。北平来的工人特别喜欢听单弦，通常由男演员表演，并由他自己用手鼓伴奏。[20]绝大多数工人以前是河北乡村的农民，都喜欢“蹦蹦戏”。
在民国末年，一位记者评论说，这些各式各样的民间表演艺术被它们传入的城市所改变，或许预示着新城市文化类型的发展。[21]在天津，京韵大鼓和许多其他艺术形式“从撂地演出时期伴奏简单的冗长故事，变成了伴奏更复杂、故事内容缩短的单独节目，最终进入茶园演出，成为专门为那些喝茶的茶客提供的这些表演节目”。新形式的大鼓，如“二黄”，就是由20世纪20年代由天津民间艺人创立发展起来的。不过，大鼓艺人表演的曲目尤其注重农村移民所熟悉的主题。有些节目颂扬名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中著名人物的英雄事迹，还有一些则讲述乡下的故事，宣扬孝道。在天津度过大部分从艺生涯的“鼓王”刘宝全创作的新段子，“褒扬以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恩为最高原则导引下的生活方式”。[22]
其他的本地娱乐表演，如“时调”，是在城市环境下由天津工人用天津特有的方言和腔调创造的。和大鼓不同的是，时调内容简短，一段的长度不超过60句。时调中的“靠山调”是制鞋作坊的工匠，背靠着作坊的山墙，一边制鞋一边哼唱而形成的。“靠山调”在其他手工工匠和搬运工人中也非常流行。另一种叫“鸳鸯调”，主要内容是关于爱情和两性关系的。在19世纪，这些时调主要是混混们用来自娱自乐；到了20世纪，主要是在低等妓院中表演。“胶皮调”则是人力车夫坐着等客人的时候吟唱的。
一些时调经过当地艺人的挑选、提炼和表演，另外一些则流行于南市的妓院中。时调的主题包括一年四季发生的事件，如男人因丧妻而悲痛，光棍儿渴望讨老婆，后娘虐待孩子，妓女感叹身世悲惨。也有几个富于喜剧性的段子。天津旧式行业中的工人，如搬运工人，特别喜欢这些时调。在“三不管”的苇棚中，各种戏剧曲艺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听着来自其他省县的民间艺术的表演。各种不同的演出让南市不仅在当地的工人们中间，而且在一些富人中也很出名。[23]
即使在休闲娱乐的时候，工人们也无法摆脱他们辛苦劳作背后那个严酷的世界。士兵、官员和当地的地痞流氓经常从小贩们那里敲诈钱财，以暴力对待那些拒绝就范的人。即使是那些已经成名的艺人，通常也要在允许他们演出之前先寻求青帮头子的保护，而街上的无赖让所有去南市游玩的人很少有安全感。[24]
尽管“三不管”的戏园为女性提供优惠票价，但是这些娱乐场所的顾客基本上都是男性。大量未婚男性或将妻子留在乡下的男子在这里寻求娱乐。虽然本地女子有时也出外工作，但是经常出入杂耍园或说书馆，对女性来说仍然被看作是很不适宜的，特别是未婚女子。那些到“三不管”来的女人，通常不是工人文化的消费者，而是在茶馆里演出，或者是与许多男人而不是女人，在一个城市里非常繁荣的行业中工作，这就是妓院。[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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