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国官员选拔情况

虽说楚武王熊通登上楚君之位时，中国的历史已进入春秋时期达三十余年了，但若从社会性质来判断，楚国真正进入“春秋社会”，恐怕应从武王熊通时期算起。这就是说，楚国的社会进化，比其时中原各诸侯国慢了半拍。这可以从熊通创下的“业绩”来看:

其一，在武力扩张方面，前文已叙，楚国自熊通时期侵申灭权后，即不断地讨伐和兼并周边各诸侯国。为了扩军备战，楚国军队在熊通时期，就当时的条件而言，可谓武装到了牙齿，这就是战车和盔甲。是故，楚人在伐随时狂傲地对随人说:“我有敝甲。”而姬姓随国(又作曾国)和姜姓申国，在当时的汉阳诸国中，分别为诸姬之首和诸姜之首，而且正是他们两国串通，联合西戎攻杀周幽王和拥立周平王。连这两国都可随心侵伐，其余汉东、汉北诸国也就可想而知。正是熊通打下如此基业，其子文王熊赀继位后，据《史记·楚世家》所记:“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即位十一年时，值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不仅如此，即位之初，“始都郢”——在郢地建立起自己的国都。另据《吕氏春秋·贵直论》载，文王之世，“兼国三十九”。及至乃孙成王时，已是“楚地千里”了。

其二，与周朝关系方面，据《史记·楚世家》载，熊通在位三十五年，举兵伐随，随人申明“我无罪”。然而楚人的理由是:“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于是随人前往周王室替楚说情，“请尊楚”。当得知“王室不听”时，楚熊通勃然大怒，率言“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自立为武王”。其时，熊通在位三十七年。虽说周天子对此事极为不满，过了十多年召见随侯时，还为此事“数”——责备随人，但已是无可奈何了。及至楚成王即位时，周天子更是对楚国惧让三分了。当成王“使人献天子”时，周天子只好对其好言相抚:“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61]显然周天子已把楚国作为南部中国的“镇守使”了。

其三，在政权建制方面，除了熊通“自立为王”——开诸侯公开僭号称王之先，楚国在熊通时代，还建构起两级政府及其行政机构。这就是楚王所居之地的中央政府和前文提及的地方“县”级政府。前者设“令尹”，为王国最高执政官，总揽军民大政。此外，还有主管军事的司马以及前文提及的莫敖等职官的设立。后者设“县尹”为一县之长，既掌管地方行政，也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而且行政长官直接由中央任免。由是可见，楚武王时期已为楚国打造好了一套粗具规模的国家机器，这也是湖北地区历史上行政建制的最早举措。有了这种行政建制，自然就要有相应的选才任官的原则和制度。

探讨春秋时期楚国官员的任命和人才的考选，其主要方式，仍然承袭着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爆发前，晋国随武子分析楚庄王的选官原则是:“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所谓“内姓”，乃楚之同姓；亲者，指王室近枝，如若敖氏、氏、屈氏等。其中，若敖氏又分斗氏、成氏大小两支。所谓“外姓”，即指楚之世臣。这是说，楚国考选人才，首先要看其族姓门第，其次要做到不失有德。提拔官员，则重在政绩，有功劳才能得到奖赏。再据《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记，申无宇向楚灵王陈述用人原则时特别强调:“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羁不在内。”“五大”，即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这些人居外于国不制；“五细”，即前文郑众所释之“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间大”中的贱者、少者、远者、新者、小者，这些人不能重用在朝廷之内。其时，楚灵王以宠弟公子弃疾为蔡公，居方城之外；而以由郑国奔楚的羁旅之臣郑丹居朝廷之内，为右尹。郑丹，亦称然丹，乃郑穆公之子子然之后。这在申无宇看来，就违反了“亲不在外，羁不在内”的任官原则。由此可见，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观念影响下，楚人对外来之人是有戒备之心的。故而对外来的“羁旅之臣”这类人才，很少予以重用。这一点，可以从楚成王时期对待百里奚的态度看得清清楚楚。

百里奚原为虞国(今山西夏县南)人，虞君不能用。虞亡后入晋，晋国以他作为陪嫁的奴仆送给秦国。不久，他从秦国逃往楚国，“鄙人执之”。但楚人不识用其贤，派往厩棚看马。秦穆公闻其贤，欲以重礼换回，但怕由此引起楚国注意而不放还，乃借赎逃奴为名，“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引渡至秦后，穆公即“释其囚，与语国事”，“固问，语三日”，穆公大悦，“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百里奚又举荐蹇叔于穆公，由是秦国日强。^[62]正因为亲羁内外有着严格的区别，故而楚灵王重用然丹之举，有违楚人惯例。(www.xing528.com)

现以楚国最高执政官“令尹”一职的人选情况，展示楚国用人之一斑。“令尹”一职，最早见于《左传》庄公四年。据载，其时楚武王领兵攻打随国，病死于路上，“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显然，令尹一职不是在武王病卒之际任定的。其位之设，一定早于此年(前690)。另据《左传》桓公十三年记，其时莫敖屈瑕出征，斗伯比为其送行，有关研究者认为，能送莫敖出征者，“其官职应高于莫敖，疑为令尹”^[63]。鲁桓公十三年，为楚武王四十二年，亦即公元前699年。也就是说，最迟在武王去世前十年，楚国就设有“令尹”。这应该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此说若是，则楚国第一位令尹当为斗伯比。前述斗祁，应是第二任令尹。

除令尹外，其他楚室的重要官职，也尽为世袭贵族占据。如负责军队作战的军事长官:楚武王两次伐随所用大臣中，负责外交事务者章，即楚君蚡冒(武王之兄)的儿子王子无钩；军师斗伯比，则为楚武王之祖先君若敖之后；大夫熊率且比，亦为楚之同姓；将军斗廉、斗丹，皆若敖氏之后裔。后来伐郧、伐绞、伐罗的楚军主帅莫敖屈瑕，则为楚武王之子，食邑于屈，其后裔屈重、屈完、屈到、屈建、屈荡、屈申、屈生皆世任莫敖之职。成王时，抵御齐师的将军屈完和后来出奔晋国的申公屈巫，乃至战国后期的三闾大夫屈原，也均为屈瑕的后人。他如成王时兴师伐郑的将军子元，共王时楚出兵救郑抗晋的领军人物子反，灵王时“将兵灭陈”的公子弃疾，平王时亳州地面的守将太子建，昭王时将兵伐吴的子常(囊瓦)，如此等等，全为王室子侄或历代楚君之后裔。再如楚室之朝臣:庄王灭庸后令子杨(斗般)为令尹时，司马由子越(斗椒)担任，工正为贾担任；康王于前558年春任公子午为令尹时，担任右尹者为公子罢戎，担任大司马者为子冯，担任左司马者为公子橐师，担任右司马者为公子成；屈到出任莫敖，公子追舒出任箴尹，屈荡出任连尹。^[65]九位高官中，竟有五位是王子身份；其他屈氏、氏，亦皆楚君同姓之人。对此，《左传》的作者颇为赞扬:“楚于是乎能官人(即任人为官)。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66]即是说，楚国能择贤者、能者而安排适当的官职，老百姓就不会存其非分之想。由此可见，所谓选贤择能，是有前提的，即只能在王子及世臣之子孙中挑选。其原则，仍然是随武子所指出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当然，这种选择，也坚持另一原则，即“举不失德，赏不失劳”，借以保证用人的质量。即挑选贵族中真正的能者和贤者。否则，楚国政权也不会维持八百年之久。

楚国不仅军政高职均由世袭贵族占据，自武王灭权立县后，县级行政长官的任命，也大多如此。如楚国第一个县长——权尹即是斗缗。又如楚成王时申县的县公——申公斗班即是斗谷於菟的儿子。而斗谷於菟及其父亲斗伯比，乃为两代令尹。再如楚灵王灭蔡为县后，即以公子弃疾为蔡公，此即后来即王位改名熊居的楚平王。他如沈尹射、郊尹斗成然、息公屈御寇、商公斗宜申、叶公公子高、白公公子张等等，无不是王室血统或后裔。至于一些专业技术性强的官职，诸如掌管天文历算知识和技术等“畴官”的位置，更是子就父职、子继父业。如钟氏，则世为乐尹，共王时有钟仪，昭王时有钟建；又如观氏，世为卜尹，康王时有观起，平王时有观从，昭王时有观射父。其中如观从，因平王获得王位时他建有殊勋，平王让他自选官职，他即因先人是大巫，便自荐甘为卜尹。^[67]卜尹类如神职，非有巫学根底者不能任。观从可谓有自知之明者。这种世袭制，甚至守卫宫门之官“大阍”也是这样。如楚文王时大阍鬻拳自尽后，其子孙继为大阍。

春秋时期楚国也起用客卿。但这些人也是有贵族之血统者，只不过是其他诸侯国的逃亡贵族而已。如楚成王在位时，齐孝公不能抚公族，“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上大夫”；晋国三谷陷害贤良伯宗，其子伯州犁“奔楚”，后在楚任职为太宰；郑国发生内乱，郑穆公之子子良及穆公之孙子革(子然之子)“奔楚”，后来在灵王时，子革任职右尹，为楚名臣。但值得注意的，一是并非每位楚王都能起用“羁旅之臣”；二是对他国来奔的羁旅之臣，楚人往往封于边邑，目的是为楚国守边。如前述成王时齐桓公七子奔楚后，楚使申侯将兵伐齐，取得“谷”地后，“置齐桓公子雍焉”；仍在成王时，宋卿鱼石等五人奔楚，楚与之同伐彭城以之封邑；昭王时，吴王阖闾之弟夫概奔楚，楚人封其为堂溪氏以御吴；在夫概之前，有吴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奔楚，“楚封之以扞吴”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