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传》中，无论是卦象、爻象都有物极必反、剥极必复的规律。据此，程颢将《孟子》中的养气工夫纳入易学的思维架构，将养气变成定性的手段。他认为，只有做到定性，个体才能做到内外两忘、应物无私。既然每个人都是理气共同作用的产物，又都有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过涵养正气来定性，进而复归天命之性。
1.为何要养气
程颢认为，人是万物之灵，禀受了天地之正气，具有先天的善性。他说：“浩然之气，乃吾气也，养而不害，则塞乎天地。”[81]（此条语录是从天人本一的视角来说的，契合程颢的思想。另，黄宗羲定为程颢语，见《宋元学案》第 558 页）浩然之气是个体所禀受的正气，也是天理的表现。在谈及浩然之气时，程颢和程颐的观点有所不同，“程颢认为‘浩然之气’是‘吾气’，程颐则认为是天地之气”[82]。在程颢看来，既然浩然之气是“吾气”，那么人们就应该养浩然之气。与程颢不同，程颐说：“浩然之气，天地之正气，大则无所不在，刚则无所屈，以直道顺理而养，则充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气皆主于义而无不在道，一置私意则馁矣。‘是集义所生’，事事有理而在义也，非自外袭而取之也。”[83] 在程颐看来，既然是天地之气，那么个体就无法控制它。
在程颢看来，圣人禀受的全是清正之气，凡人禀受的是清浊相混的气；后天的恶，正是来源于人所禀受的偏邪之气。虽然凡人所禀受的有偏邪之气，可是，人人内部都有或多或少的清正之气。通过涵养自身的正气，个体可以复归天命之性。他把这一过程称为“理胜气”，说：“凡为人言者，理胜则事明，气胜则招怫。”[84] 如果理胜过气，个体就能在待人接物时保持镇定平和的心态。
2.养气的方法(www.xing528.com)
要做到理胜气，就要采取制怒等涵养手段。古人可以通过遵循礼乐的要求来涵养心性，无须采取制怒即可实现性情之正。今人只有通过理义来涵养心性，才能使自己的情发而中节。
古人可以通过遵循礼乐，获得性情之正。程颢曰：“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此，独有理义之养心耳。”[85]（黄宗羲定为程颢语，见《宋元学案》第568页）通过遵循礼乐和日常操存，古人可以处理好性情关系。可是，到了宋代，人们已经没有了座右铭等日常操存的手段；只有通过理义和礼乐，人们才能涵养心性。他说：“礼乐只在进反之间，便得性情之正。”[86] （黄宗羲定为程颢语，参见《宋元学案》第556页）他把《易》中的“敬以直内”解释为涵养，认为如果个体能够在待人接物时保持庄重恭敬的态度，就能涵养自己的心性。如果个体能够持之以恒，就能获得性情之正。
程颢将孟子的养气工夫纳入易学天人之学的架构，指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养气之道当如此。”[87] 在养气时，人们既不能淡忘，又不能拔苗助长。他把人们犯下淡忘和拔苗助长两种错误的原因，都归结为人的自私和计较，说：“孟子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正是着意，忘则无物。”[88] 所谓“着意”，即自私和计较，如果一个人心有所系或者有把捉之心，就是有私心，就会影响养气的效果。《遗书》载：“伯淳昔在长安仓中闲坐，后见长廊柱，以意数之，已尚不疑，再数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声言而数之，乃与初数者无差，则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89]
正是因为人有私心，所以才会在养气时或淡忘、或助长。程颢说：“今志于义理而心不安乐者，何也？此则正是剩一个助之长。虽则心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须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邻’，到德盛后，自无窒碍，左右逢其原也。”[90]（黄宗羲定为程颢语，见《宋元学案》第568-569页）只有去掉私心和执着，处在“勿忘勿助长之间”[91]，才能取得良好的养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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