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视野下的二程理学建构及其研究意义

首先，研究二程理学体系建构，有助于厘清二程易学与其理学的关系。

程颢和程颐首先是易学家，并借助其易学研究，完成了理学体系的建构，才成为理学家。可以说，二程易学研究完成之时，就是其理学体系建构成功之日。这一研究范式上承周敦颐，下启二程后学。

虽然程颢没有大部头的易学著作，可是，我们能够从《遗书》中他的语录上发现其研易、释易的证据。从程颢的语录中，我们可以发现，程颢也是易学大家，他的易学也有其鲜明特色。程颢由解读“生生之谓易”和“天地之大德曰生”入手，阐释了易学中的总体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与此同时，程颢易学又与其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阐发易学中的宇宙图景、性命之理、修养工夫和境界哲学的同时，其理学体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在今天，研究程颢易学与其理学之间的关系，说明其如何在易学天人之学的视域下，创造性地转化前人的思想资源，实现了儒学的创新性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再看程颐，他不但研习《易》，还在晚年著成了彪炳后世的易学巨著——《周易程氏传》。胡自逢说：“综伊川一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此皆伊川潜心《易》道之功，充积力久，不自知其与《易》而为一也。”^[9] 程颐不仅终其一生都在潜心研究易学，而且重视以学问滋养自己的生命，最终在晚年达致“与理为一”的人格境界。通过学易、释易、践易，程颐既阐发了易学中的全新总体宇宙图景、性命之理、工夫论与理想人格，又实现了其理学体系的建构。这一理学体系建构的研究范式承前启后，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其次，探讨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有助于深化理学史、易学史研究。

二程研易、解易，并将易学研究与理学体系建构同时进行的易学解释范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朱伯崑先生认为，“程氏《易》学继王弼之后，将义理学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易》学史上有其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程颐的《易》学为宋明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10]。从宋代开始，理学家大都是通过易学研究来建构其理学体系的。到了南宋，朱熹也是“通过对《周易》经传解释，阐发了理学派的哲学体系，成为以后几个世纪官方哲学的代表”^[11]。在其后，湛若水、罗钦顺在建构自身的理学体系时，也受到了二程的易学思想和研究范式的影响。可见，二程的易学解释暨理学建构范式的确在后世发挥了典范意义。

在今天，要研究宋代之后的理学史和易学史，二程都是绕不开的人物。因此，二程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可以让我们了解宋代及以后理学发展的思想脉络。研究二程的易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宋代及以后易学传承的内在逻辑。一旦拥有对理学与易学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内在逻辑的切实体会，我们就能深化对理学史、易学史和哲学史的理解。(www.xing528.com)

最后，研究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在宋代，面对佛道二教的冲击，程颢和程颐在易学的架构下，发掘了先秦儒学的精髓，涵摄了佛道二教的合理因素，建构起了自身的理学体系，从而阶段性地完成了儒学复兴的历史使命。二程直面佛道冲击，重振儒学，展现了他们的文化主体性和使命感。以今人的眼光观之，即所谓文化主体性和使命感，也即费孝通所讲的“文化自觉”。

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二程去世后，经过胡安国、朱熹等人的传扬，洛学逐步成为正统思想。到了元、明、清三代，理学既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又在维护社会秩序、传承儒家文化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到了当代，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血脉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值得我们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解释。

要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不仅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积极开展跨文化交流，还得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冲突和问题。第一，在跨文化交流时，我们要坚持文化主体性。易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在涵摄、吸收其他文化之中的合理成分上，可以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和足够的理论定力。第二，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需要借鉴二程的研究范式。程颢和程颐易学与理学合二为一的诠释风格，可以使我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解释的同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因此，立足易学视野，研究二程的理学体系建构，不仅有助于厘清其理学与易学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宋明理学史、宋明易学史的研究，还能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探索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