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对社会学微新闻生产的影响

微视频时代的到来，与媒介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在数码摄像机（Digital Video，DV）出现之后，影视内容的生产开始从精英时代转向了大众时代。DV的价格不高，技术门槛很低，每个人都可以轻松使用。DV在出现之初，被大量用于家庭影像的拍摄，例如结婚典礼、生日派对，以及各种日常生活场景。DV拍摄的这些内容，具有很强的记录性。DV对于个人生活的记录，也可谓是生活化的新闻，如果将镜头对准街头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则是一种社会性的媒体。DV用户的个人化影像书写，打破了影视新闻生产的格局，使草根群体第一次有了全新的视角和生产能力，可以制作具有更强说服力的内容。所谓眼见为实，DV的真实性是很有感染力的，它拍摄下来的各种影像资料具有社会动员、推动舆论生成和传播的巨大潜能。在DV中出镜的往往是一些主流媒体未必会关注的小人物和小事件，从而补充了影像书写的内容和对象。

当然，DV虽然相比于专业摄影机是小巧轻便的，但相比于之后的手机，其实是笨重的，因为普通人不太可能每时每刻都随身携带着DV，遇到想拍的画面，未必能够及时拍下来，从而影响了这种工具的普及和广泛运用。DV的这种命运，就像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后，照相机面临的问题一样，不少人也会觉得照相机不方便，不如直接用手机拍照来得更方便。

当然，DV作为个人影像表达和记录的意义是不容小觑的。它培养了用户的某种习惯，并且推动了更多普通人加入影像内容的生产中来。

网络的主体是广大用户，需要更多的人参与，才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各种面向普通用户的软件和技术的开发，显得顺理成章。Flash被称之为闪客，是一种简单的音视频制作软件，《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首歌曲经过Flash技术的再生产之后，火遍了中国当时的网络空间。

在2000年前后，《大史记》等恶搞视频开始出现，而2006年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正式开启了网络恶搞视频元年。之后，草根或者机构组织的网络视频大量出现，或是用于娱乐，或是为某部电影、某个品牌做营销推广。《万万没想到》之类的系列微视频，将这场网络影视的个人化表达和生产实践推到了一个高峰。

与此同时，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和发展，以及各种软件的进一步开发，使影像制作真正进入了全民时代。这时，以抖音为代表的微视频平台更是为大家提供了微视频生产和传播的渠道。许多人开始像玩公众号一样玩起了抖音，相比于文字的书写来说，微视频的生产并不算难，虽然拍出一则质量上佳的短视频需要一个团队，有演员、编剧、导演、摄像和后期等许多人员，但如果不是出于商业的目的，只是想要玩一玩，其实也可以是非常简单的，拿起手机随手拍，加些简单的制作就可以完成。

抖音作为短视频平台，为那些想要建立个人品牌、积累粉丝，并实现流量变现的用户提供了新的机会。抖音所生产的内容，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都有。短视频新闻，是其中之一。拿起手机，将自己的、身边亲朋好友的、街头形形色色的人们的各种事件和画面拍摄下来，上传到平台，就可能是一种视频类的微新闻生产。也可以延续网络恶搞视频的传统，将一些已有的新闻图片和人物形象重新进行书写，使其成为一条新的内容。短视频内容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微信自然也不愿错过，不久前推出了视频号。从此，那些习惯使用微信平台的用户，可以选择开设视频号在微信上传播。

然而，各个媒体平台并不是掌握在用户手里的，资本和政治的力量，一直在产生着非常大的影响。在国际政治的影响下，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各种隔阂和阻断，传播并非真的能够实现跨国的自由传播。2020年8月，美国政府下令封杀TikTok、微信等，有人声称一个后抖音时代由此到来。这种封杀对某些国家的民众来说，越来越像是生活在一个以国境为界的局域网中，他们能接触到的大多数信息将主要是由本国传媒机构和个体发出的。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新闻，越来越难以被国外民众看到，听到，读到。这样的一个世界不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而是重新部落化的时代，即不同的国家分属不同的部落。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想要达成文明的交流显得越来越困难。文明的冲突不会因此得到缓解，而是会越发具有强烈的爆发力。国与国之间如果沟通不畅，对话受阻，各种风险就会上升，这是值得关注的。

【注释】

[1]刘岩：《技术升级与传媒变革：从Web 1.0到Web 3.0之路》，《电视工程》2019年第1期，第44—47页。

[2]刘畅：《“网人合一”:从Web 1.0到Web 3.0之路》，《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37—140页。

[3]彭兰：《“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2期，第6—19页。

[4]刘畅：《“网人合一”:从Web 1.0到Web 3.0之路》，《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37—140页。

[5]刘畅：《“网人合一”:从Web 1.0到Web 3.0之路》，《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37—140页。

[6]刘岩：《技术升级与传媒变革：从Web 1.0到Web 3.0之路》，《电视工程》2019年第1期，第44—47页。

[7]提姆·奥莱理：《什么是Web 2.0》，玄伟剑译，《互联网周刊》2005年第40期，第38—40页。

[8]杨帆：《基于Wiki的企业知识管理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www.xing528.com)

[9]中国互联网协会：《2005—2006中国Web 2.0现状与趋势调查报告》，http://report.internetdigital.org,2006-02-23。

[10]喻国明：《关注Web 2.0：新传播时代的实践图景》，《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期，第15—16页。

[11]吴虹：《Web 2.0时代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2]刘畅：《“网人合一”:从Web 1.0到Web 3.0之路》，《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37—140页。

[13]彭兰：《“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2期，第6—19页。

[14]彭兰：《“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2期，第6—19页。

[15]彭兰：《“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2期，第6—19页。

[16]肖红、童静：《Web 3.0相关研究评述与展望》，《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1年第7期，第57—61页。

[17]刘岩：《技术升级与传媒变革：从Web 1.0到Web 3.0之路》，《电视工程》2019年第1期，第44—47页。

[18]刘岩：《技术升级与传媒变革：从Web 1.0到Web 3.0之路》，《电视工程》2019年第1期，第44—47页。

[19]刘岩：《技术升级与传媒变革：从Web 1.0到Web 3.0之路》，《电视工程》2019年第1期，第44—47页。

[20]彭兰：《“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2期，第6—19页。

[21]肖红、童静：《Web 3.0相关研究评述与展望》，《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1年第7期，第57—61页。

[22]李湘媛：《Web 3.0时代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54—56，62页。

[23]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赵旭东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