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是关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主要研究认识的来源、能力、形式、过程以及认识的真理性等问题。[125]媒介在认识论中扮演何种角色是波兹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一以贯之的主题。
《童年的消逝》一书描述了“童年”这一概念如何在印刷文化的摇篮中诞生、成长，又如何在电子媒介文化中受到侵蚀。借用“童年”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遭遇，波兹曼不仅描绘了文化与其主导媒介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展陈了新旧媒介竞争的本质及其后果。新旧媒介之争既是主导地位之争，又是媒介各自代表的信仰、知识、意识形态和文化之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一种媒介取代另一种媒介，新文化兴起，旧文化逐渐退出中心舞台。因此，波兹曼认为，“童年”的消逝与电子媒介文化试图取代印刷文化有关。
在著作《娱乐至死》中，波兹曼继续推进研究媒介与认识论的关系。出于对真理的定义及其来源的兴趣，他试图证明“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126]，并明确提出探究媒介在认识论中的作用。在前两章，波兹曼从媒介的转换功能入手，直接引出了全书的核心观点“媒介即认识论”。他用“媒介即隐喻”来指称媒介所扮演的转换器角色。在他看来，媒介就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帮助人们把世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赋予一切合理性。[127]媒介-隐喻具有强大的“共鸣”作用，能够引导人们思考，从而影响其意识。因此，媒介影响人们对真善美的看法、左右人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众所周知，真理不能也从未毫无修饰地存在，必须身披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难以得到认可。[128]换言之，真理必须倚赖恰当的媒介面向世人。基于此，波兹曼提醒读者，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129]。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对比了分别由印刷机和电视统治下的美国公众话语。通过回溯历史、旁征博引，波兹曼发现，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公众话语具有清晰易懂、严肃理性的特点，电视则让上述特点变得无能而荒唐。不管是娱乐业、新闻业，还是政治选举和学校教育，都呈现出断裂的、脱离语境的、感性的、娱乐的话语特征。波兹曼认为是电视塑造了这种“娱乐至死”的话语形式。通过生动逼真的图像和声音来描绘现实，电视为观众在脑海中构建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暗示。观众把电视世界和现实世界简单地画上了等号，并且迅速地适应了电视的认识论，接纳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由此，电视获得了“元媒介”的地位，成为一种不仅决定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人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130]波兹曼哀叹获得“神话”地位的电视会导致美国精神文化的枯萎，他用赫胥黎的警告发出警示：人们有可能毁于自己热爱的东西。[131]而这种对美国文化危机的冷静解剖和深沉关切也成为了《技术垄断》的主题。(www.xing528.com)
波兹曼对技术效应的严厉拷问系统地体现在《技术垄断》一书中。在他眼中，技术从来都是“浮士德”交易，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132]。与欢呼技术进步的“独眼龙”不同，波兹曼力图揭示技术的阴暗面，并尝试“描绘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133]。他把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并归纳了不同文化类型中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在第一种文化中，工具整合进文化，为文化服务，并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约束。在第二种文化中，工具没有成功整合到文化中，它对文化发起攻击，让一切为其发展让路，并试图成为文化。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134]在技术垄断这种文化中，技术让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自己的统治。为此，技术“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135]，以符合其要求。波兹曼在这三种文化类型中描述了技术背叛文化的轨迹和取代文化的野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实现自身企图的根源在于它引发了让人难以细察的意识形态变革，并成为受人欢迎的认识论。
综上所述，媒介（技术）不仅重塑人们的感知平衡、规训身体实践，还影响文化的偏向、重新定义认识论。通过这些隐匿的手段，技术逻辑成为理性逻辑，人生意义和文化价值都要到机器和技术里去寻找。媒介（技术）“顺着理性控制的本质，设定、影响、支配着人的社会生活，使人变成了媒介化社会的‘洞穴人’”[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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