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易闲话：取象比类与类比推理

孔夫子在《周易·乾·文言》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孔子的这几句话，真是深得后天易理之三昧。夫子还说过，始祖伏羲在画先天八卦图之前，是上观天文，下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之后才做到的。（见《周易·系辞》：“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孔老夫子的这番大易研究的心得报告，与《黄帝内经·素问·示从容论》所说的“及于比类，通合道理”，都是后天易学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运用在中医上，就有了著名的中医藏象学说。想学象数、术数，必须懂得“比类取象”，懂得比类取象，藏象学说也就不在话下了。

取象比类，或叫比类取象，是我们的老祖宗在参天究地之后，为了启发后代子孙所总结出来的研究宇宙万物的思维方法。《周易·系辞》说，上古的圣人在窥见大道之后，言语道断，无法表达，只能用图象或差不多相像的东西来模拟、比拟、形容大道。（见《周易·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取象比类是这各种模拟、比拟之后的再模拟、再比拟。

取象比类，简单来说就是“取用”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现象”作为媒介，通过归纳出来的各类“象”的相同、相联、相关的征象，来进行类比推理。换句话说，取象比类就是把自然界接触到的相关事物罗列出来，研究它们的共性，再通过其共性来类比、推演某一未知事物的方方面面情况。取象比类，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类比推理”，但又不尽然。而其妙处，正在于“不尽然”。因为类比推理，从逻辑学上讲，得出的结论是经验结论，不够科学，所以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人很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取象比类，它虽然看上去相似类比推理，但是它最核心的偏偏不是类比推理，而是饱含着“通神明之德”的直觉和体悟在里面。比如在用大易之理来进行诊断疾病的时候，这种灵活性就非普通的类比推理所能同日而语。真正懂得取象比类的人，可以从患者的表情、姿态、动作、衣着、甚至患者所问的话，医者正在做的事等等信息来截取其与疾病有某种联系的信息。不说年龄性别，一个人某天所穿的衣服、所问的话和医者所做之事跟他所患的疾病看上去八杆子打不着，我们现代人会认为这哪有“类比推理”可言。但偏偏是这样无法“类比推理”的东西，在行家那里却是如此“脉络清晰”！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不科学，因为取象比类看上去是如此原始、笼统且有点儿荒谬。 这里面的“灵性”部分看上去是如此“想当然”般的随机、随心，因此会让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觉得这样的思维方式——靠当时当地的某一种直觉、体悟来看待客观世界，是明显的理性缺失。

也正是由于“取象比类”的随机、随心的灵活性，使得中医的世界里各大名家都可以尽情发挥。有时候他们的理论会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医让现代人诟病的地方，同样是人体，有人说是阳不足，有人说是阴不足，有人说是燥热，有人说是寒凉，让西医们觉得好笑。历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即中国金元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四位中医名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和朱震亨），他们的学术思想就天差地别。四大家之一的滋阴派祖师朱丹溪先生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提倡滋阴降火。而补土派祖师李东桓先生却认为人体疾病，皆因为脾胃受损，即“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因此提倡应该以升发脾阳为主。而攻下派祖师张从正先生却认为人体生病是由于邪气所致，因此治病就是攻邪，邪气去除了，人体元气自然就恢复，而攻邪的方法不外汗、吐、下三种。寒凉派祖师刘完素先生则大力倡导火热论，治疗上擅用寒凉药物以清热通利。这四大名家尽管中心思想不同，但他们各个学派都曾运用自己的理论治病救人活人无数，这样的“理性缺失”并不影响中医千百年的治病救人。(www.xing528.com)

取象比类如此“灵活性”，具体有何“特征”可循呢？

一般来说，就是中医的各种“本质”认知。比如天人合一的大整体观（参阅《医易闲话—— 大整体观》）。将人体各个部位与外界万事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而进行类比、模拟、整合。其类比之象是动态的、功能性的，而非实体性的。比如说“心”，就不一定是指实体的心脏，而是指心的功能属性——心主神明，其华在面、心藏神，心开窍于舌、汗为心之液等等。所以如果硬要说取象比类的特征，那可以归纳出整体的、类比的、动态的、功能的、直觉的、体悟的、随机的、随心的。学习古传中医的，只需要知道有这么一种“思维方式”有这么一回事儿就够了，剩下的是在生活中不断实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