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紧急情境中的助人案例：旁观者效应的反效应

在紧急情境下，有可能并不会出现经典旁观者效应，反而会出现旁观者促进作用。有研究者在对紧急情境下的旁观者效应的元分析中，分析如下几个问题：①紧急情境中，旁观者效应是否会减少或者逆转；②是否有特别的情境，在那里旁观者可以增加帮助，因为他们在紧急情境中提供了物理的支持；③在旁观者效应中，是否有重要的调节变量起到旁观者促进的推动作用。

在近期研究中，在紧急情境下或者当旁观者有强大能力的时候，往往没有出现旁观者效应。经典的旁观者效应将旁观者认定为“消极因素”，这就会减少亲社会干预的可能性。而近期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的旁观者都扮演了消极的角色。研究者假设，旁观者也可以作为在助人的进程中焦点人物决定是否助人的积极的物理支持（尤其是当他们表现出很有能力的一面的时候）。现在的元分析允许我们来检验这个假设对旁观者效应的抑制作用。研究者试图解释为什么我们期待危险情境会和减少旁观者效应联系起来（Greitemeyer，Fischer et al.2006；DT Greitemeyer，S Osswald et al.2007）。

Fischer等人在2006年做了研究，发现在危险情境下并不会出现旁观者效应。研究者运用实验情境，被试是独自一人，或者是在公司的环境当中，周围都是一些消极的旁观者。他们观看专业表演者的一段对话（内容是一个男人企图对一个女人进行性侵犯），关于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调节变量是这个犯罪者的物理特征和外貌。在低犯罪情境当中，罪犯是一个体格弱小的男性，而在高犯罪情境中，罪犯个子高大并且长相凶猛。Fischer等人发现，在低犯罪情境中，有很强烈的旁观者效应（50 %的被试选择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提供帮助，而在有旁观者的情况下，只有5.9%的人选择提供帮助）但是在高犯罪情境中，就没有旁观者效应的出现（分别有44 %和40 %的人选择提供帮助）。

最后，社会控制的研究也检验到类似的积极的旁观者效应。Chekroun和Brauer（2002）在研究中发现，随着旁观者的数量的增多，被试对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的报告会增加。总之，一些研究表明，旁观者在某些情境中可以起到促进助人的作用，尤其是当被试处于危险情境时，他们需要物理支持或者社会支持的时候。研究者认为，有可能是几个潜在的进程可以解释这种积极的旁观者效应。

第一，被试的情绪唤醒和不进行干预的代价。为什么危险的情境会减弱甚至逆转经典的旁观者效应呢？研究者认为危险情境更容易辨认，具有更少的模糊性，这就增加了不帮助受害人的成本（Fischer，Greitemeyer et al.，2006）。因为，在助人现场的人会感受到更强烈的情绪的唤醒，这增加了旁观者助人的几率而无论其他的旁观者是否在场。这个结果与投资—回报模型（costreward model）是一致的（Schroeder，Penner et al.，1995；Dovidio，Piliavin et al.，2006）。这个模型假设，很容易辨认的紧急情境会增加经验和情绪的唤醒（与共情相似，表示受害人的悲痛程度的函数），对受害人提供帮助可以减少这种唤醒。这个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紧急情境下，旁观者效应反而会比较小。研究者同样认为，当这个焦点旁观者（即试验中的被试）同时体会到受害人所处的危险情境，以及这个情境对他本人施助也同样危险的时候（即受害人和所有旁观者都处于危险之中）时，旁观者的情绪被唤醒的程度最强烈。这种对他本人的危险的体验是一个很明显的需要紧急物理援助的信号，这也是对处于危险情境的求助人的身份的认同和对自己是否帮助他人的归隐判断的标准。因此，当旁观者们体会到有可能会对自己造成的逐渐增加的危险的时候，旁观者效应就会减少。2011年的一篇元分析当中也证明了这一点。(www.xing528.com)

第二，旁观者作为抵制害怕的一种物理支持的资源。如果个体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求助，那么他必然会害怕负面的结果。违反规则的人不仅会伤害受害人，也会伤害施助者（即干预者）。这个原因与Horowitz（1971）的研究结果是相关联的。Horowitz发现，当施助者发现三个旁观者是某一个强大的支持服务团体的时候，与未知的社会团体比较，旁观者效应减少了。在支持团体条件下，被试更愿意帮助他人（65 %），而在独自一人的条件下，被试帮助他人的概率为55%。与之对比的是，在未知团体的条件下，有旁观者效应的激活（20%）。近期的研究也表明，高能力的旁观者会减少旁观者效应（Pantin& Carver，1982；Cramer，McMaster et al.，1988；Van den Bos，Mller et al.，2009）。这些结果提供了证据证明旁观者可以作为物理支持的资源，因此可以在危险环境中促进助人的决策。

总之，研究者预期，在高风险的紧急情境中，焦点人物对助人过程中自身安危的担心和害怕会有所提高。然而，如果有其他旁观者存在，他们将会被识别为物理支持，这与传统的旁观者效应不同。研究者并不期待在危险情境中旁观者效应完全消失不见。反而，预期它实质上的减少是由于很多危险紧急情境只能由团队来解决。换句话来说，只有当旁观者意识到这个危险有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或者帮助他人有可能增加自身危险的时候，他们才会寻找其他旁观者的支持（如对一个凶狠的罪犯的威慑作用），这会减少责任的分散从而减少旁观者效应（因为所有的旁观者意识到只有在群体中的合作才能解决问题）。与之对比的是，如果增加的困难只是针对受害人而不是旁观者（如有人落水了），其他旁观者并没有更多地被要求提供支持的话，这时责任分散更有可能发生，并会增加旁观者效应。

第三，理性选择和信息的接近。作为可以二选一的唤醒假设，理性假设也可以解释危险情境对旁观者效应的减少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旁观者是否决定助人取决于助人的代价、对受害人的好处和其他旁观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Penner，Dovidio et al.，2005；Krueger & Massey，2009）。所以，通常状况下，高成本的助人往往会引发旁观者效应。但是，有的紧急情境非常危险以至于不能单纯靠一个人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多数人的合作才会提供安全有效的帮助。换句话说，只有多数旁观者共同协商合作才能解决紧急情境中的助人问题。另外，危险的紧急情境会激发一种简单的期望，就是其他的旁观者肯定也会帮助（因为情境很危险）。这也会促进个体助人的可能性。最后，从信息透视的观点看，另外的旁观者可能提供一个准确的定义，那就是情境是潜在着危险的，这也会减少旁观者效应的产生。

总之，近期研究者认为，高危险的紧急情境会减少旁观者效应。与传统的旁观者效应相比，这个发现令人惊讶，有三种观点对其进行了解释：①在高危险的情境中，个体的情绪唤醒的水平显著增加；②个体关于其他旁观者可以提供物理支持的预期会减少被试的情绪唤醒；③个体的理性期待，即危险情境中的问题只有通过众多旁观者的合作和协商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