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术：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的研究结果

我们以乾嘉学来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余音。所谓乾嘉学也即指乾嘉时期以考据为核心或特征的朴学。其远承汉学,近接宋元以来格物、多识的学问观念与传统。

通过前面的考察,我们知道考据或考证的方法在汉代与宋代都不乏传统。作为认识,这一传统也在明代的思想中得以保存和呈现,例如王廷相就说:“学者于道,贵精心以察之,验诸天人,参诸事会,务得其实而行之,所谓自得也已。使不运吾之权度,逐逐焉惟前言之是信,几于拾果核而啖之者也,能知味也乎哉?”(《慎言·见闻篇》)王廷相这里所说的“验诸天人,参诸事会”即指验证,而验证就是“自得也已”而非“逐逐焉惟前言之是信”。又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关于考证也多有精辟的论述,如他说:“草木鸟兽之名,最难考究”,故“须足迹遍天下,通晓方言,方能核之”。(《通雅·凡例》)方以智认为,无论是对于前人的理论还是对于自己的观点,都必须要用事实来进行证明,用他的话说就是“取资证据”(《通雅·读书类略提语》)或“存证以推其理”(《物理小识》总论)。而由于受到中西“会通”的影响,方以智的认识应当已经比较接近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21)

就传统学术本身而言,清代最为值得关注的莫过于乾嘉学派,也即朴学。乾嘉学派或朴学产生的最初原因是针对理学特别是心学的空疏学风。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等由于不满意理学特别是心学的空疏,在思想上开始标举经世致用的主张,在读书研究上则提倡考证求实的学风,这渐渐地形成一门新的学问,即朴学。但朴学的兴盛也与清初的文化专制有关。清代初年,由于稳定的需要,统治者屡兴文字狱。同时,统治者有意将学者向纯粹学问方向引导。乾隆与嘉庆年间,清廷设四库鸿胪馆,广罗天下学者从事文献古籍的训诂注释、校勘整理,由此终于形成了一个以考据或考证方法为特点的学派:乾嘉学派,朴学也因而兴盛起来。因此,乾嘉学可以说又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一般认为乾嘉学派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栋,皖派的代表人物是戴震。这两派虽风格有所不同,但研究的内容基本相同,主要是经学、史学、文字、金石、天文、历算,研究的方法也基本相同,包括校勘、注疏、辑佚、辨伪等等。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乾嘉学派,主要是其中所体现的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精神。毫无疑问,朴学特别是乾嘉学派的出现,对于匡正空谈性理的学风有很大的益处,其所体现的严谨学风和某些方法与近代科学及精神也颇多暗合之处。

就内容而言,乾嘉学也包括了不少科学著作,包括戴震、焦循、阮元等在这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这实际也是宋元以来相关传统的延续。如据洪榜《戴先生行状》:(www.xing528.com)

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戴震文集》附录)

戴震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天文历法类著作有:《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有:《句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有:《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焦循是清代中期与汪莱、李锐齐名的数学家,其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阮元被认为是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尤其是他编写了一部历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传记——《畴人传》,该书共四十六卷,收入了自黄帝至清代中期的243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同时还附有西方天文学家和数学家37人,共计280人,相关资料前面也多有引用。(22)

但我们必须要看到朴学或乾嘉学风的弱点。乾嘉学派实际是将学问或知识限定在了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它完全脱离现实并且漠视对现实自然及其规律的探究,它更加注重的是经学而非自然科学。同时,它的方法也非常单一,也即是考证,这样一种方法在发展中逐渐流于学风的烦琐,最终彻底陷入泥古、复古的倾向,而这些又是与科学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凡此种种,都注定乾嘉学派与近代科学的本质区别。由此可知,乾嘉学风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新的学风,它是古代学问的延续,是古代学问的余音和最后回响,也可以说是传统思维与方法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