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教育家的徐特立，也并非绝对地反对惩罚，只是在此问题上非常谨慎。他说：“如果在事实上有加以惩戒的必要，必然是屡戒不悛重犯相同错误的。”[14]这就明确指出了教师可以采取惩罚教育方法的前提——“屡戒不悛”。因为学生的这种表现，说明他在认识上出了问题，没有意识到犯错的严重性，因此可以通过特殊手段——惩罚，以引起其充分的注意。但是，即使采用惩罚，仍是应注意方式方法的，正如徐特立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和当事人共同商讨惩戒的办法，以示爱护他和转变他的诚意，切不宜抱敌对的态度。在惩戒中是要使感情弄好而不是弄坏。”[15]惩罚是强制性的纠偏，必然与学生的认识和想法出现直接和比较激烈的碰撞，一定要尽量让学生意识到，老师采用这种办法是势不得已，在内心上是为了关爱学生，从而让学生自觉地、服从地转变态度，顺应和配合老师的要求，进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相反，如果一位教育者内心缺乏对学生真诚的关爱，在面对学生的错误时，就非常容易产生恼怒情绪、敌对情绪、报复情绪，从而对学生进行体罚。体罚很容易对学生产生身心上的伤害，或隐性或显性，或短期或长期，但都是有悖于教育的宗旨，有悖于教师伦理道德，因而必须加以禁止。
徐特立的学生、同事、终身的好朋友熊瑾玎[16]曾说：“徐老是当塾师、当小学教员出身，所以对于儿童格外关怀，格外爱护，他最反对对儿童施用体罚和变相的体罚，认为‘体罚是野蛮的事情’。”[17]
徐特立指出，对学生不当惩罚有两大弊端：“其一，就是无理的屈服，即盲目的服从；另一，就是更增加其不满，另找寻报复的机会。前者必使学生渐成奴性，后者必使学生更加横蛮不讲理了。”[18]在他看来，学生的本质是纯洁的：“我对于小孩，感觉一句话，就是小孩是没有罪过的。”[19]因此，“惩戒方法以不用为是”[20]。
1946年，徐特立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边区教育通讯社。信中说：“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而不是教顺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和自己没有了解的盲从。一切纪律，只是自觉地遵守，而不是受到无理的外力压迫而遵守。因此，对于破坏纪律的学生不是惩戒而是说服。说服的方法，不是由教师片面地注入，而是双方的讨论和研究，不是压下学生坚强的意志，而是增加对学生进一步的了解，以正确的知识来克服无知的盲动。”[21]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观点与主张，从来就是慈祥“外婆”形象的徐特立甚至为此大发雷霆。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的一件事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几年里，全国小学教育有很大的进步，但学校中带有封建传统习气的体罚现象还是存在。徐老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常常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加以分析和研究。1952年冬，徐老在听取教育工作汇报时，听与会者谈到各地小学体罚现象，说有位教师拉伤了学生的手腕，有位老师甚至逼学生去舔自己吐在地上的痰。徐老还没听完，已经气得两手发抖。他气呼呼地站起来，怒不可遏地说：“这些人不配做教师！不但不爱护儿童，反而虐待儿童，摧残儿童！这种违法行为，应该处分！学校领导，没有教育好老师，不去消灭学校里的体罚现象，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徐老越说越愤怒，在座的人都为之动容变色。大家都知道，徐老平时是很少发脾气的，都说：从来没见过徐老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很清楚，徐老的这次发怒，是源自心中对学生、对下一代的真挚的爱。大家都深为徐老对学生的爱而感动，一致希望教师们改变过去体罚、侮辱学生的教育方法，改用新的教育方法去培养新的一代。[22]
【注释】
[1]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2]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页。
[3]王云风主编：《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4]北京理工大学编：《徐特立眉批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
[5]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6]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7]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8]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页。(www.xing528.com)
[9]王云风主编：《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10]师秋朗：《现代圣人徐特立》，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11]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12]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13]王云风主编：《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14]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页。
[15]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页。
[16]熊瑾玎（1886—1973），湖南长沙人，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的财务管家、《新华日报》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7]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怀念徐特立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18]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页。
[19]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20]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页。
[21]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页。
[22]谷斯涌：《革命老爷爷徐特立》，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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