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之所以应“居诸教科之首”[3]，因为修身是德育的首要问题，它制约着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全过程，规范着学校人才培养的品质与规格。事实上，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人们的思想政治规范要求是不同的。
徐特立生活的岁月跨度较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他从不同的角度对修身问题有过不少的论述与提法。最早的述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他在《小学各科教授法》一书中，明确提出：“德育者，涵养儿童德性，指导道德实践之教科也。盖小学校所授各科，莫不有关于德育，然各科均有特定之目的，对于德育可谓有间接之关系。惟修身科则直接以陶冶性操、育成品性为目的，是即修身科之特色，亦所以居诸教科之首也。小学校之修身，应择道德中之极卑近、极切实而足以使儿童实践者授之，决非与以高尚之伦理知识也。何则？国民教育上道德实践教育之目的，不在授以高尚之伦理，深远之道德，乃在与使知卑近而切实之人道要义，为诚实忠良之国民，以进于社会道德之生活者也。”[4]“修身科涵养生徒德性，指导道德实践为要旨。”[5]所以，“修身一科，必备下列涵养德性之条件，乃不失本科性质：一、养成识别善恶之知识，授以行为之标准，及运用原理原则以判断道德。二、养成好善恶恶之感情，与以道德生活上之趣味。三、养成从善去恶之意志，方法、知识之收得及诸作法之修炼。”[6]还具体阐析了小学各年级修身科教材编写原则与教授方法。
20世纪20年代，徐特立在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部长时，制定签发的《小学教育制度》文告中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要同革命战争的各个方面——儿童的实际生活相联系，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培养儿童的自动能力和创造性。……还应当从根本上训育儿童，读书讲解和实际行动要有密切的联系”[7]。因而，要从小学二年级起开设政治课。抗日战争爆发后，针对日军的奴化教育，他坚决要求消灭一切教育上的麻醉剂，使人民从民族解放斗争中觉悟起来，尤其是要有对于政治的了解和自己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及民族解放的觉悟。为达此目的，徐特立认为应把10岁以上的儿童组织起来加以教育，使人人都懂得抗战，同时还要加强对伤兵和干部的教育。他说：“目前有大批的伤兵需要进行教育工作、组织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解决他们身体上的情绪上的各种痛苦，消灭终日赌钱的现象，消灭在街上破坏纪律的现象，使从今以后再不发现抢东西的伤兵，再不发生枪毙伤兵的事情。把伤兵改造为军人的模范和群众的模范，这是我们长期抗战中的第一等工作。这种工作需要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有坚决的意志、有丰富的军事政治知识的积极干部领导广大的群众去做。这种工作在长期抗战中应该是专门工作，有专门干部负责。训练干部，应该列为专门一科。”[8]可见，徐特立是把修身与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心理教育、道德教育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及成立初期，正是急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徐特立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语和讲话，给予系统而深入的论述。1946年秋，在一次讲述伦理道德问题时，徐特立指出：“一般教育问题，总是把伦理教育提到第一位。”[9]并指出：“经济是道德的基础，道德伦理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建立在生产关系上。当时社会合理的社会关系就是道德，当时合理的行为、习惯就成为当时的规范。因而，在人类东西方的阶级社会时代，任何时期的道德既是训人又是律己，这是道德的基本问题。”[10]他还谈道：“道德、能力、思想都是政治教育，在学校要放在第一位。学校要讲道德和能力。”[11]认为在引导重视道德修养的同时，要注意发挥他们的智能，日后才有立足社会的本领。并且，他还科学地阐述了道德与政治、法律的联系与区别：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就是要有一种高度的热情，这是跟政治不同的地方。这种意识形态，还不等于政治法律，但政治结合上情感，结合以道德，就使政治更有生命；道德主要是从思想感情上表现。以上阐析，理清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基本观点，指明了修身在诸教科中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以德育为首。徐特立说：“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决定人的本质，不是自然决定人的本质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我们并不抹杀个性，集体帮助中，个人也要负责，其直接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来一个内外夹攻；间接的是文化经济建设，社会制度建设，最后才能消灭阶级社会的残余思想。但这种要求今天还不是现实的，那是我们最高纲领时代的任务，今天不要有这个超阶段的幻想，不要用超阶段的急躁方法去改造社会思想。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写这一篇关于公德的文章，就特别注意到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把道德加以历史的说明，但我们并不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不争取思想上迅速地改造，争取条件也是必要的，我们不是客观主义者，所以，我们要反对急躁的左倾和反对坐待的右倾。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同样是错误的。”[12](www.xing528.com)
事实上，徐特立不仅思想观念上深知修身“居诸教科之首”，而且在行动上具有不居功、不为名、虚怀若谷的自谦品质，不谋私、不图利、艰苦奋斗的廉洁品行，不争权、不要官、甘当伯乐的博大情怀，不唯书、不唯上、坚持真理的务实态度，不结帮、不拉派、光明正大的磊落作风等，这些正是徐特立赢得“当今一圣人”美誉的内在人格根据，也是他获得事业成功、成为“人民之光，我党之荣”的外在魅力所在。[13]诚如周世钊所言：徐特立“那种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崇高品质，他那种好学不厌、诲人不倦，为革命的教育事业贡献出毕生力量的伟大精神，他那种勤勤恳恳、艰苦朴素、穷且益坚、老而弥劭，为了革命和教育，敢于和一切黑暗势力与艰危环境奋斗到底的英雄豪迈气概，都永远是我们全国人民，特别是一切教育工作者的伟大师表与光辉典范”[14]。曹瑛赋诗称道：“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15]应该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仅举“独辟名山业，慈祥号外婆”的徐特立关爱学生的事迹，足见徐特立是教书育人的典范。
作为一代杰出的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对学生的关爱有口皆碑，尤其让学生感受到徐特立亲人般的温暖。据说，稻田师范的学生为徐特立起了这样一个徽号，叫作“徐家外婆”，甚至当着他人的面也这样称呼他。其实，这个称谓是有由来的。因为徐特立对学生生活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天气变冷变热叫他们加减衣服；经常在一起吃饭，关心他们的饥饱；寝室挡风的窗子没有关好，学生的被子没有盖好，徐特立查寝时，一定会叫人帮他们关好、盖好。过去，稻田师范的校长多是女的，但学生都很难见校长的面，更不敢进校长的房。徐特立则常常叫学生到校长室谈话。学生觉得他慈祥亲切，像自己的外婆，因而，“外婆”或“徐家外婆”的名号就这样在全校叫开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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