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族属需求：家乡联系与文化共同性

对有些迁徙者而言，尤其那些移居他乡已经成为少数文化族群的人而言，维持与家乡人的联系、肯定自己的族属和文化共同性的需求更加突出，在形塑媒介文化中族属需求比经济需求更重要。所谓族属需求产生对富有特色的媒介内容的需求，对获取远方故土内容的流通过程的需求。许多人研究了离乡背井者独特的媒介文化。正如丹尼尔·达杨所示，他们的媒介使用可能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最纯粹的例子，因为离散者的共同体只能通过媒介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面对面的共同体【53】。

大量的研究集中在移民对故土新闻和娱乐的需求，身处异乡、语言不通、媒介难觅加重了这样的需求。早期的研究集中在身处欧洲的移民对卫星电视的使用，这是他们观看“祖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媒体【54】。然而，族属需求很难说是直接影响的因素，许多研究报告技术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的差异，第一代移民喜欢看他们出生国的电视【55】。最近对移民的研究发现，和远方家人、朋友及远方文化相关的媒介的多样化，影响着他们的媒介使用如何平衡: 在哪里使用媒介和如何使用媒介成了“地位建构”(plce-making)的手段。过去，家庭是族属需求如何形塑媒介文化的主要场所。比如，根据玛丽·吉利斯皮(Marie Gillespie)的记述， 20世纪80年代，她在伦敦西区的家里就看宝莱坞的电影和南亚的宗教视频。如今，那个场所有可能是网吧，或任何能用手机或笔记本上网打电话的地方了【56】。社交网成为离散者保持联系的手段日益重要。阿尼科·伊姆雷例证了这样的重要性，她对匈牙利社交网www.iwiw.hu.的描绘栩栩如生【57】。上网手机已司空见惯，在移动的路途上，海量的信息就在掌握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我们在第五章里所见，考虑经济抗议和政治抗议的新形式的传染性时，“本地人”觉得，跨国的参照点似乎比本国的媒体更贴近，被排挤的群体尤其更贴近国外的媒体。这就使两种对互联网的普遍宣示混淆不清: ①互联网导致文化差异的衰减，②互联网只不过是个人使用的有局限的“颗粒状空间”(granular space)，而不是多层次的复杂的互动空间【58】。

族群媒介文化对互联网的使用，可以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着手。在一个方向上，互联网使族群日益重视区分自己的媒介生产，为族群提供低成本的机会去生产自己富有特色的材料，并将其归档让公众使用。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如智利的马普切人和智鲁岛的媒介)很有趣的案例显示，他们使用远离商业媒体或国家主流媒体的另类的媒介，以灌输自我身份认知和潜在的政治力量。中国的孙婉宁说，这种媒介生产的可能性和大范围政治声音的缺失存在紧张关系。哥伦比亚文化理论家杰西·马丁-巴贝罗为这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宽泛的理由。他说，“遗产的数字化使我们的遗产能在本地和世界范围内都享有能见度”，媒介生产提供“一种新的方式，使我们的文化进入世界”。诸如此类的可能性在有严重族群冲突历史的地方尤其重要，前南斯拉夫就是这样的地区。但另类媒介领域里对受众研究的忽视意味着这样一个结果: 媒介消费对文化的含义仍然是不明朗的【59】。(www.xing528.com)

在另一个方向上，由于跨边界的媒介流日益复杂，族群拥有独特媒介文化的设想越来越成问题。阿克索(A. Aksoy)和罗宾斯(K. Robins)对伦敦土耳其移民的经典研究说明，他们的媒介使用即使不是世界主义的，至少也是超越民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多重归属感通过媒介而得以维持。收听故乡广播的结果也许不是复制一个简单的、无冲突的民族归属，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 土耳其移民在伦敦或柏林看卫星电视新闻时，他们不“在家”(在土耳其)，因为那些节目是针对土耳其本土观众的。实际上，阿克索和罗宾斯怀疑，这种消费的驱力是“族群性”;相反他们说，“看土耳其电视的欲望完全是社会需求”【60】。就这样，“族属”需求可以放进多重“社群视野”的更广阔视角;在这里，不同群体的媒介在使用中得到发展【61】。我们很快回头讲媒介文化的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