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三次传播模式变革的产物，算法的运用深刻地改变了新闻的传统分发模式，显著提升了新闻业的运作效率[2]。包括Facebook、Twitter、Google在内的西方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商业巨头纷纷开设新闻频道或研发新闻客户端，运用算法进行新闻的筛选和分发。昔日“通过《纽约时报》看新闻”的人群开始不再关注传统媒体，转而“从Facebook这一利用算法推荐新闻分发的网络产品上进行新闻获取”[3]。算法不仅改变着一代人的新闻阅读习惯，而且能够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的认知，甚至威胁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赖以生存的民主观念[4]。因此，过去几年里，西方学术界对算法的批判之声甚嚣尘上。在相关讨论中，算法往往与“资本”[5]、“偏见”[6]、“信息茧房”[7]、“后真相社会”[8]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声称“我们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好，使人们更快乐或者让人人都可以发声[9]。但以算法作为底层架构、拥有新闻资讯功能的互联网产品，似乎并没有像这些技术公司所鼓吹的让世界更加美好，而是带领人们走进与其初衷相反的“再封建化”的社会[10]。
算法在新闻业的应用出现在最近十年间，但它本身并非新鲜事物。早在20世纪，就有一大批理工科学者开始对算法进行研究，探讨算法概念、运算机制、算法作用和算法影响等问题。算法是一种“指导计算机完成特定命令的指令集”[11]，但计算机本身的特性决定了算法并不能自我下达指令，必须由外部向其发出指令，计算机才能够完成某些运算，算法成为连接人类意志和计算机设备的良好中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算法也逐渐扩大使用范围和应用领域，在社会上建构出一种崭新的“算法文化”[12]。由于算法的运行效率远超人类，各类技术公司争相将算法运用到自己的产品之中，例如，Google采用算法进行相关信息搜索和搜索结果呈现[13]，以YouTube为代表的视频网站采用算法进行搜索结果推送和首页视频推荐[14]。算法一面操纵着机器，另一面连接着用户，逐渐具有一种隐性的权力[15]。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算法也对前算法时代的生产模式进行了重塑。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从人转向机器，算法文化不断改变着人的职业、人的文化，甚至人类社会[16]。
算法文化也毫无例外地渗入新闻业。新闻业对算法的使用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底层技术应用在新闻分发上，另一种则是运用算法进行自动化新闻写作[17]。然而，算法在新闻业中的广泛运用引发了强烈的批评。在迪亚克帕罗斯（Diakopoulos）看来，算法之所以饱受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用户和算法之间责任的不对等。算法限制了人们的阅读范围，影响着用户的信息获取和价值养成，但很少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外部力量能够对算法进行观察和限制[18]。在算法所处的复杂场域中，技术、法律、道德、程序都在算法的编制和运用过程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但真正能改变算法的依然只有算法使用者本身[19]。新闻界虽然试图“规训”这些作为算法主要使用者的技术公司，希望其遵守行业的规范、接受行业的监督、获得行业的承认，但是这些新来者最常用的一个理由却是“我们不是媒体公司”，并且建立了一套技术中心的论述框架来为自己开脱，言下之意就是不要用新闻业的标准来要求技术公司[20]。(www.xing528.com)
这一围绕算法展开的话语竞争过程不仅发生在西方新闻业与技术公司之间，同样也出现在当前的中国社会。2012年，以算法作为技术架构的今日头条和一点资讯两大客户端相继成立，拉开了算法进军中国新闻业的序幕。通过将算法引入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等软件实现了“无编辑化”的新闻分发方式，即通过对用户使用行为进行分析，建立起用户形象，将用户可能喜欢的新闻和信息进行推荐[21]。2017年8月，今日头条的日活跃用户就已经达到2.4亿，每名用户每天平均阅读46篇资讯。这就意味着通过算法这一技术工具，今日头条每天至少能够推送110亿条信息给用户。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新闻是重复的，但如此庞大的数量是所有新闻机构难以企及的。因此，今日头条CEO张一鸣乐观地认为，“未来媒体的核心是算法和内容”，媒体对于算法和内容的重视和发展将会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22]。
2016年以来，算法突然成为公共空间中的讨论热点，尤其是今日头条作为国内算法使用者的主要代表，频频出现在媒体报道、新闻评论和网络讨论之中。这场争论不仅停留在话语实践的层面，而且监管机构的介入更令这场讨论具有权力展演的特点。这一“话语事件”[23]是如何演化的？是哪些因素导致它的出现？又是哪些话语主体参与其中？它对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有何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因争论的暂时平息而停止，它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仍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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