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不同的案例，主流新闻共同体会采用不同的修补策略，现有文献总结的修补工作有转变责任、寻求谅解、恢复专业边界、重申既有范式的核心内容等。前文描述了新闻从业者们针对职业角色和职业能力两个方面所展开的质疑，概括来说，这些质疑展现了此次范式修补过程中的两种论述策略。
第一，通常是由新闻从业者个体而非新闻组织或新闻范式自身来承担违反新闻范式的责任，媒体会通过各种边缘化策略使涉事记者所带来的威胁远离主流的新闻共同体。在纪许光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边缘化策略。例如，很多记者对纪许光的职业能力提出怀疑，质疑其未尽到调查记者的查证责任便草率发布消息，利用网络上的民粹情绪进行表演。还有记者通过列举他们心目中的“角色模范”，如谢海涛、朱玉等人，在好记者与坏记者之间进行区分，给后者贴上未能坚守范式的标签。对某一类“典型”新闻媒体或新闻从业者的赞赏，是对其所体现范式的接受和对相对范式的拒绝[37]。在西方学者对范式修补的研究中，无论是对戴安娜王妃之死中的狗仔队的表现，还是对《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抄袭行为的指责，都是将他们划入“不专业”的范畴，从而将这些异类与主流的新闻共同体切割开来[38]。在面对范式危机时，新闻组织主动撇清与涉事记者的关系也是范式修补常见的方式。对新闻组织来说，范式修补是一种净化机制。坏记者被驱逐出系统，重新恢复组织的健康。“南都深度”的官方账号宣称纪许光早已离职，显然是不希望外界将纪许光“不专业”的表现与这张以“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为目标的报纸挂起钩来。而且，在雷政富案报道中提供最多独家细节的《新京报》和《东方早报》几乎都没有提及纪许光的名字，尽管他的名字在央视和新华社的报道中频频出现[39]。这一策略与瑞斯（Reese）研究的案例颇有共通之处。在《华尔街日报》前记者麦克道格尔作为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引发质疑时，他的前东家《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道琼斯公司尽管拒绝在自己的报纸上提及麦克道格尔的名字或者发表针对此事的报道及社论，但公司还是通过公关部门发表了回应，特意强调：“这名记者在15年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华尔街日报》。事实上，他在《华尔街日报》以及在新闻业中的地位远没有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声明还称：“我们查阅了他在《华尔街日报》时所写的那些文章，我们认为我们的编辑程序成功地确保了在他署名之下的文章达到了《华尔街日报》所要求的准确、富有新闻价值、公正的标准。”[40](www.xing528.com)
第二，通过重申既有主流新闻范式的核心原则，确认符合这些原则的专业规范，恢复新闻专业的边界。新闻从业者或通过对纪许光职业角色的质疑，强调他的行为对“经过训练、思考、自我节制和关注伦理的新闻”的损害，从反面确认新闻的专业规范和准则[41]；或从正面强调新闻的客观中立模式，例如《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就是这种论述策略，它重申了记者作为客观记录者的职业角色。专业新闻范式的核心就在于通过价值无涉的客观性程序来报道新闻，而不是通过成为事件中的主角来“制造”新闻[42]。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传统新闻业的权威正遭受非专业人士借助互联网发起的挑战，主流的新闻范式也面临着挑战。传统媒体会特别强调互联网所不具备的制度权威[43]，类似维基解密这样的网站不符合专业新闻范式所应具有的制度性、基于消息来源的报道常规和客观性三个基本特征，因而被界定为超出专业新闻边界的事物[44]。通过这种方式，明确主流新闻范式发挥功能的边界。在本章讨论的这起范式修补案例中，也有新闻从业者将纪许光视作公民记者，建议“在对纪许光的行为作出评论和判断时，最好先厘清他目前的身份”[45]。举报人与职业记者的身份不同，自然不应用统一的规范去约束。朱玉就着重强调了纪许光非职业记者的身份，当纪许光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时，“倒也不用挑剔他身段是不是新闻专业主义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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