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中的记忆工作：边界、权威与合法性

伴随着中国新闻媒体遭遇普遍性的营收下滑，一系列停刊、离职、裁员、缩版等信号都预示着中国新闻业进入了“危机”时刻。在行业期刊、报刊文章、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等不同的媒体平台上，此类“危机”话语随处可见。将当前新闻业面临的状态形容为一场危机，也潜在地给“危机”前的新闻业发展贴上了繁荣、发达等标签，并预示着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在今昔对比中，怀旧成为有关新闻业发展的讨论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情绪。对逝去时光的怀念表达了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业“黄金时代”的一种集体记忆。这种怀旧往往在两类特定的事件发生时得到更为集中的展示：一类事件与新闻从业者有关，比如著名新闻人的逝世（如杨伟光、王钧）、退休（如江艺平、敬一丹、朱伟）和转行（如闾丘露薇、张力奋、秦朔）等；另一类事件则与新闻组织有关，比如报纸的停刊（如《新闻晚报》、《杂文报》）、创刊纪念（如《三联生活周刊》20年、《南方都市报》18年、《东方早报》12年）等。每一个具体案例发生之时都能引发大量的纪念性文字。这些频繁出现的针对新闻业的记忆工作为研究者讨论新闻业中的集体记忆提供了契机。

在讨论新闻业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时，实际包含两个面向：一是新闻中的记忆（memory in journalism），二是新闻业的记忆（memory of journalism）^[1]。前者是把新闻业当作社会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它所生产出来的新闻报道等产品成为其他社会群体进行记忆工作的重要资料。后者则是把新闻业自身当作集体记忆的对象，围绕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媒体、人物、事件、报道等展开的记忆工作。传播学界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实际主要集中在前者，而对后者的关注略有不足。正如迈耶斯（Meyers）所说，这些研究很少关注到记者在作为他们所报道的社会记忆的叙述者外，同时也是他们自己专业共同体的记忆叙述者^[2]。如果只是把新闻记忆当作对过去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报道的派生之物，显然忽略了记者作为一个记忆主体的能动性，他们在塑造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之时，也在积极地建构关于自身行业的集体记忆。

现有对新闻业集体记忆展开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

第一，以事件为中心的记忆工作。新闻常被称作“历史的初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称为“记忆的初稿”^[3]，意指记者对当时事件的报道可能会成为未来历史记忆的重要素材。因此，通过考察重大事件的集体记忆来探究新闻业的作用就成为一条重要路径。泽利泽（Zelizer）通过肯尼迪遇刺案研究了美国电视记者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的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对肯尼迪遇刺的媒体报道进行了一个长时段的研究，详述了电视记者这一新兴群体如何保持其专业地位：先是通过他们对刺杀肯尼迪的报道，此后是通过他们讲述的关于刺杀的故事。作者认为，记者运用提喻、省略、拟人等不同的叙事技巧来加强他们作为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权威发言人的地位，其要旨不在于他们知道什么，而是他们如何呈现他们的所知。与其他阐释性群体相比，记者使用叙事既巩固了他们“告知真相”的地位，也维持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4]。舒德森（Schudson）在对水门事件集体记忆的研究中也专门考察了新闻业的作用，但他只是把新闻业作为集体记忆中的一个塑造主体来看待。作者敏锐地发现，美国新闻业通过对两个相互关联的神话的塑造完成了对水门事件集体记忆的“神话化”：一是“水门事件中的新闻业”，二是“新闻业的水门事件”。前者讲述的是《华盛顿邮报》两位年轻记者单枪匹马将美国总统拉下权力宝座的“神话”；后者则强调水门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新闻业，激发了调查性新闻的崛起，让新闻业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声望、更富攻击性^[5]。张志安和甘晨对孙志刚事件集体记忆的研究也发现，《南方都市报》作为首发媒体，在有关孙志刚案的记忆叙事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他媒体及社会力量的作用，将孙志刚案简化为一篇报道废止一部恶法的“神话”，树立其新闻权威。有趣的是，记者个体的回忆和叙事则试图打破这些“神话”^[6]。

第二，以人物为中心的记忆工作。每个行业都有追溯和推崇先贤英雄的传统，作为整合行业内部成员的重要手段，新闻业也不例外^[7]。特别是在著名新闻人逝世之际，他们取得的新闻成就得到集中的纪念，也为新闻界建构行业内的集体记忆、塑造新闻权威提供了契机。卡尔森（Carlson）研究了两位著名新闻人——玛丽·麦格罗里（Mary McGrory）和戴维·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逝世后美国媒体的纪念报道发现，当下的新闻人通过回顾前辈的职业生涯来塑造新闻业的集体记忆，将前辈的职业成就视为新闻界所秉持的新闻价值与规范的成功，强调在当下继续坚守这些核心价值的重要性^[8]。当名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于2009年6月去世时，美国媒体将这位前新闻记者的生平事迹放上了新闻头条，纪念报道把克朗凯特跟美国众多历史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9]。对克朗凯特逝世纪念报道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除了表达对过去的怀旧情绪，电视记者们还将克朗凯特从业时被少数强大的电视网支配的电视新闻与当今碎片化、异质性的新闻环境相比较，记者们的集体记忆揭示出电视新闻的矛盾状态^[10]。这种新闻界借助回顾已逝新闻人生平而进行的自我论述对新闻界内部有整合作用，对外则提高了新闻业的合法性^[11]。在中国，著名新闻人江艺平的退休也引发了新闻从业者对她的怀念。作为一位在新闻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新闻人，江艺平一直被视为《南方周末》乃至南方报业的文化符号。她的退休虽然只是一次正常的人生抉择，但在新闻圈内引发的讨论却不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而是涉及更广的职业、社会等因素。通过这样一个纪念的契机，参与讨论的新闻从业者们也形塑了关于中国新闻业的集体记忆。这些被纪念的新闻人通常都是在业内享有崇高地位的职业偶像，堪称后人效仿的角色模范。此类研究多半是在新闻权威的理论框架下，探讨纪念话语如何将逝去的新闻偶像及其时代理想化，如何以此为契机来对当下新闻环境进行评判，从而更新或强化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12]。

第三，以组织为中心的记忆工作。与前两种取向的记忆工作研究相比，将新闻组织作为记忆工作的中心的研究数量较为有限。迈耶斯对一份以色列新闻史上有名的煽情激进周刊进行了研究。他使用记者作为阐释性记忆共同体的概念，分析以色列新闻业在不同时代如何讲述和定位这份周刊，如何利用对“过去的叙事”来界定自己的职业共同体。以色列新闻业对该周刊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以色列新闻记者们强化自身专业地位的一个策略^[13]。吉莱维茨（Gilewicz）把分析对象聚焦在四家“失败报纸”停刊前的最后一天的内容上。作者发现，记者们使用集体记忆来建构他们工作的意义。具体来说，他们使用怀旧记忆的技巧来阐释报纸停刊的当前意义，用未来记忆的技巧来强调他们的工作应该被记住^[14]。郭恩强以《大公报》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各方以此为中心建构有关《大公报》话语场过程的不同表现。他的研究发现，中国新闻界在有关自身的关键事件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反思性“阐释性社群”，而只是建构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状态的“话语社群”。但中国新闻界会根据媒体性质、自身地位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话语策略与《大公报》进行勾连或脱勾，并以此重塑本行业的职业权威和集体记忆^[15]。(www.xing528.com)

从这三类针对新闻业的记忆工作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记者通过特定的话语实践在集体记忆的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章接续上述研究对新闻业自身集体记忆的关注，但在具体的切入路径上有所不同。

第一，笔者更强调记者在有关新闻业自身记忆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现有研究虽然比较多地研究了各种记忆文本，但却不太重视记忆文本的生产者。在以事件为中心的记忆工作中，记者只是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的一个塑造主体，还面临着其他社会主体对于事件阐释权威的争夺。如果说，在事件取向的集体记忆研究中，记者的主体地位处于隐而不彰的地位，那么在叙述新闻业的记忆时，就不能不突出记者在其中的重要性。而在以人物和组织为中心的记忆工作中，虽然记者作为叙事主体直接参与建构新闻权威的过程，但在研究中也鲜有人着力论述记者的作用，以致记者作为记忆主体的角色被边缘化处理^[16]。只有在迈耶斯对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份激进煽情周刊《今日世界》（Haolam Hazeh）的研究中，记者成为集体记忆的主体，讲述新闻业自己的历史，建构新闻业本身的集体记忆^[17]。

第二，笔者希望从新闻职业话语的角度来探究记者如何建构关于新闻业的集体记忆。这里的新闻职业话语是指新闻从业者对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进行阐释的“内部话语”或“行业话语”。此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媒体的纪念报道等正式的记忆文本进行分析，而笔者更希望能将记者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下生产出的关于新闻业自身历史的叙事与回忆的记忆文本均纳入分析。与新闻报道所代表的记忆文本相比，这些新闻职业话语更能直观地体现出记者作为记忆文本的生产者的自我认知，而近些年来频繁出现的针对新闻业的话语实践则为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研究新闻业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新闻从业者虽然未能在整体上形成一个泽利泽所谓的阐释共同体^[18]，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却同样可能产生相对一致的解读方式，例如这里所要研究的关于《南方都市报》的集体记忆。迈耶斯进一步提出，记者是一个阐释性记忆共同体，意指针对新闻业的历史形成一套共有论述和共同的解读方式^[19]。本章借用这一概念在中国新闻业中的讨论，希望探究记者在记忆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第三，笔者将针对新闻业的记忆工作视为一种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以此回答新闻业的集体记忆究竟有何意义。现有研究通常将集体记忆与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勾连起来，只不过在以事件为中心的记忆工作研究中，由于历史事件才是新闻报道的核心，新闻权威的建立只是记者参与重大历史事件报道后的一种“阐释性的副产品”（interpretive byproduct）^[20]；而以人物和组织为中心的针对新闻业本身的记忆工作，更是成为一个直接建构、调整与强化新闻权威的过程，显示出集体记忆与新闻权威之间的紧密联系^[21]。在中文文献里，张志安和甘晨对孙志刚案的集体记忆的研究^[22]、郭恩强对《大公报》百年纪念活动的分析^[23]都延续着这一思路。除了集体记忆外，新闻权威被建立与巩固的其他方式也值得更多关注，近年来边界工作作为塑造新闻业文化权威的一种特殊手段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24]。记者从事的有关新闻业的记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成为一种边界工作，例如有关美国著名新闻主播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的集体记忆就被美国主流媒体和博客用来协商新闻业的资格边界^[25]，美国电视记者对戴维·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沃尔特·克朗凯特、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等已逝新闻主播的回忆也在不断建构何为好的新闻实践的边界^[26]。由于边界工作主要从话语、修辞等角度展开，记者作为新闻职业话语的主要生产者，自然也就成为边界工作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