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革命：尊重师道，平等师生

在我们学校的课堂上,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家庭里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延伸,学生的人格同样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意志,不能自主学习、自由思想。

家庭里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严格遵从“父为子纲”,学校里的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严格遵从“师道尊严”。“师道尊严”是在“父为子纲”基础之上二次开发的、用以规范师生之间关系的文化的应用软件。在师生的大脑都受“师道尊严”的文化软件驱动的课堂上,必定存在着对应的“生道卑贱”的心态,在这样的无平等、有尊卑的课堂文化里,学生的“心”必怀恐惧之情,学生的“脑”必不敢自由地思想,久而久之,心灵之门关闭、大脑衰退矣!

在这样的课堂文化里,学生把老师当菩萨拜,把书当经念,老师说的都是对的,“写在书上的都是真理。”我们有哪个学校,学生可以和老师平等地讨论问题?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师道”的“尊严”就被冒犯了;我们有多少学生能够自由地思想起来,以批判精神去读书?如果出现这样的学生,“书香”的神圣就被亵渎了。如果出现此类现象,不仅老师不会高兴,周围的人也会侧目,就连学生自己的内心都会忐忑不安。倘若出现个别能够自己自由思想的学生,多半只能被所处环境无情地淘汰。虽然这是一个和文明进化的方向相反的逆淘汰,但也莫可奈何,因为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大脑都不由自主地受“师道尊严”文化软件的驱动。

我们的孩子上学时,常常会用“老师说的”作为他对事物判断的不可辩驳的标准,“老师说的”对于学生,如同“皇帝说的”对于官员,近乎“圣旨”,此时“父母说的”也得靠边站。所以说,我们的学生从小在学校里受到的训练,不是自己思想起来独立地分析他所接受信息自身的真与伪、是与非,而是依据发出这个信息的平台的高低、来头的大小确定该不该接受、该接受多少,通俗地讲,比谁的嘴巴大,而不是比谁说得更在理。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学生不可能养成用自己的眼睛独立地观察事物、用自己的心直接地感受事物、用自己的大脑独立地思考事物的现代文明的科学素质,而只能养成循着某个权威人物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用大脑存储的别人的(书上的、过去的)经验去对照事物的思维模式。或者说,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得学生在思想方法上,学到的是迷信,失去的是自信;使得学生在认知方式上,学到的是对人格化威权不假思索的认同,失去的是对抽象真理的认知力。而在当下的知识经济时代,自信,是人才的灵魂;对抽象真理的认知力,是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所以,信奉“师道尊严”、学生得不到尊重,不能自主学习、自由思想的学校,不可能向社会输送软件人才和创新人才,不可能向社会输送有自我约束能力、习惯民主管理的公民。

记得媒体刊登过这样一篇报道,美国一所大学做了这样一个心理测试,让一群美国学生看一组包括自己在内的照片,美国学生无一例外地首先会在众多人的照片中发现自己的照片。在欧洲做同样的实验,结果也是一样,欧洲学生也会在众多人的照片中首先发现自己的照片。中国一所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在中国也做了同样的实验,让一群中国学生看一组包括自己在内的照片,让人没有料到的是,在中国同样的实验获得了新的发现——中国学生无一例外地会首先发现自己老师的照片。

记得以前的一位邻居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他在美国做了一段时期的访问学者,他和我说,在美国最不习惯的就是没有人管他了。一位在工作上有往来的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在德国最怕放假,德国的假期又多又长,放假期间不知道做什么好。我还有一位同事,是一位很受人尊敬也很能干的工程师,因为某种原因他准备调换工作单位,我问他准备去什么样的单位,他回答我,去什么单位不重要,重要的是找一个好的领导。一个是没有人管了就觉得浑身不自在的教授,一个是没有了他人的指令就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的留学生,一个是只想着投靠一个好领导的工程师,他们可都是受过人们羡慕的教育、进入被中国人视为精英阶层的人呢!

中国人从小到大,在家里必须要听家长的,在学校必须要听师长的,在工作单位必须要听官长的。这样的人集合而成的社会,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力,社会就有可能停摆;如果行政推动力稍加发力,社会就有可能超速。人们常说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社会现象,是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特性。管理这样的社会是很辛苦的,既要掌舵把方向,又要撑篙给动力。这样的人组成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有责任感也有负起责任所需能力的大家长,令人难以想象。

民国初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辜鸿铭梳着小辫走进北京大学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辜继续说:“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心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挂在脑外的是装饰用的有形的辫子,盘踞在心里的是捆缚灵魂的无形的绳索。

皇帝退位了,编在脑后的辫子剪掉了,盘踞在心中的辫子依旧。帝王时代编制的“父为子纲”的文化软件,在每一个中国的家庭里被父母传递给了孩子,一代又一代;帝王时代编制的“师道尊严”的文化软件,在每一所中国的学校里被老师传递给了学生,一茬又一茬。如同过去中国的母亲们一代又一代地给自己的女儿缠上有形的“裹脚布”一样,“父为子纲”、“师道尊严”就是裹住人们心灵的无形的“裹心布”。

“师道尊严”的文化软件至今仍然驱动着人们的心,制约着人们思想的方法,控制着人们行为的模式,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最近在网上热传的陈小鲁先生向在40年前的“文革”中被他打过的老师道歉一事,就很能证明这一点。学生打了老师当然应该道歉,陈小鲁先生无疑是一位善良的人,陈小鲁先生此举实乃文明之举。但是,有多少人想过,在“文革”前的几千年里,在“文革”后的几十年里直至现在,有多少学生遭受过体罚、挨过老师的打?在此仅举一例,2010年11月见诸报端的,江苏省某县一中学一个班的60多位学生在老师的要求下,轮流扇了一个同班同学的耳光,起因只是因为这个被扇耳光的同学喊了这位老师的名字。这位不幸被同班几十个同学扇耳光的中学生的心灵必定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几十个伸手扇自己同班同学的学生的心灵也必然遭受了扭曲。请问,打过学生的教师该不该向陈小鲁先生学习,向被打过的学生道歉?仍然在体罚学生的教师该不该停手了?学生打教师大逆不道,教师打学生就天经地义?何况教师打学生还是强者欺凌弱者、成年人打未成年人。而且一个人幼年时遭受的心灵创伤,将伴随其终身直至遗传给下一代!师道尊严,这个2000多年前皇权社会制定的度量老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是非标准,是为了训练子民而制定的,而2000多年后今天的共和国度里需要的是公民,这个古老的度量是非、衡量价值的标准是否需要重新制定了?

人们的“心”被“师道尊严”的“裹心布”裹得太紧了,人们的“脑”为“师道尊严”的观念软件驱动得太久了,人们因此降低了客观、理性地评判是非的能力,人们文明素质的提升因此被严重地阻遏。不仅如此,中国人蕴藏于心中的丰富的智慧也为许许多多类似“师道尊严”的“裹心布”所紧紧地缠绕着而得不到释放,使得我们的心不能明、眼不能亮,认知力被大大限制。

“师道尊严”的价值观是过去的中国科举教育的灵魂,是培养皇权社会子民的需要;只有“师生平等”的价值观才是当今科学教育的灵魂,是培养共和国公民的需要。

看来应该接受我们课堂上的学生们提出的建议,格式化我们的大脑,更新我们大脑里旧版的“师道尊严”的文化软件为新版的“师生平等”的文化软件,使得学生不再迷信人格化的威权,从对威权的盲目恐惧中走出来,使自己能够认知抽象的科学真理。简单地说,让学生学会认理不认人。只有这样,学校才可能向社会提供满足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人才,才可能向社会输送满足民主社会要求的公民。

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对阵时期,共产党在1927年的三湾改编时就在自己军队官兵的大脑里安装了“官兵平等”的先进文化软件,国民党军队官兵的大脑里始终只是旧军队“官尊兵卑”的落后文化软件,虽然国民党军队的手里有飞机大炮等硬件,共产党军队的手里只有小米加步枪等硬件,但结果众人皆知。为什么?“官尊兵卑”的队伍里,官兵不会一条心,自觉动脑子的只有当官的;“官兵平等”的队伍里,官兵一条心,当官的自觉动脑子,当兵的也在自觉地动脑子,官兵一条心则智慧涌,官兵齐动脑则力无穷。

同样的道理,在我们师生平等的课堂上,动脑子思想的不再是教师一个人,每一个学生都在无拘无束地动脑子思想,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潜能。如果哪一天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教师和学生能够抛弃“师道尊严”的价值观、接受“师生平等”的价值观,这一天就是中国学校的教育告别科举文化、真正跨入科学时代的一天,这一天也是中国的学校能够向社会大批提供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和合格公民的一天,毕竟中国的学生资质聪慧、勤劳刻苦,只须理顺一下师生关系,让师生关系与时俱进。(www.xing528.com)

千万莫要误以为我对老师有成见,恰恰相反,我至今仍然深深地怀念着我的小学启蒙老师。谈公不言私,公则明;论理莫及人,理可清。

人的认识过程就是比较的过程,让我们放眼世界比一比。

《参考消息》2013年10月5日第6版转载【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0月3日报道】,根据一项对21个国家的教师地位进行比较的国际性调查,中国教师获得公众尊敬的程度是最高的。

按照这项由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彼得·多尔顿编撰的全球排行榜,英国的教师排在第10位。

与在排名上仅次于中国的几个国家——包括希腊、土耳其和韩国——的情况相比,教师在中国所享有的地位高出那几个国家一大截,而在招募优质和受人尊敬的教师方面常常被奉为楷模的芬兰,也只被排在了排行榜中间靠后的位置,列第13名。

从全球看,中国教师的职业地位最高,而且遥遥领先,以色列居排名榜的末位。

教师社会地位全球排名第10位的英国,是中国学生留学的热门国家之一,也是美国学生留学国外的首选国家。教师社会地位全球排名第13的芬兰的教育质量,被公认为世界一流。居排名榜末位的以色列,其科技创新的能力举世闻名,教学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与教师地位成反比?

中国教师的社会地位全球排名第一而且遥遥领先,中国的教学质量全球能排第几?中国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创新能力全球排名第几?中国学生的学习是不是全球最苦?中国学生的投入产出是不是全球最低?

《扬子晚报》2013年10月5日A2版刊文《中小学新任校长须参加300学时任职培训》,报道中提及,中小学校长通过培训要达到的专业素质之一是“营造育人文化”。这是一篇让人高兴的报道,教育管理部门已经开始要求从改变课堂文化入手提升教学质量。只是如果不从改变“师道尊严”、推进“师生平等”入手,一切“营造育人文化”的努力都必将是隔靴搔痒的徒劳之举。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2013年4月在南京招生宣传时说,在20世纪前半叶,世界各国都纷纷进行教改,教改有两个要素最关键,其中之一“是以老师为核心转变为以学生为核心”。按此说法,我们中国学校师生之间关系的定位与国外学校相反的状况,已经持续了至少半个世纪。可以说,“营造育人文化”,就是打造“以学生为核心”的课堂。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篇报道了解一下什么叫“以学生为核心”。《参考消息》2010年5月11日6版转载【美国《纽约时报》网站5月9日文章】,题:客座教中文,随便了解美国(作者:萨姆·迪龙)。

来自中国的郑悦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城市教中文,前不久的一个上午,她正在对单词测验进行说明。这时一个学生打断了她的话。“对不起,我走神了,”这个涂着黑色眼影的三年级女生说,“我们该怎么做来着?”郑老师似乎很吃惊,但还是耐心地把要求重复了一遍。课后,她表示:“在中国,如果老师教了而学生没听懂,那是学生的问题。在这儿,如果学生听不懂,老师就得重教。”

《扬子晚报》2013年10月18日在报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南京大学开课的消息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勒克莱齐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举了个风趣的例子。‘有一次,我的课堂上,两位学生在睡觉。我没有批评他们,而是压低声音对其他同学说,大家都小声点,别惊动了他们!顿时哄堂大笑,而那两位睡觉的学生也被笑声吵醒了。’他认为,和蔼与严厉是两面,他希望自己是和蔼的。因为这样才能打开学生的心灵之门,让他们产生学习的愿望和兴趣。”对此我们与勒克莱齐奥先生有着相同的感受。我们的课堂实践证明,在中国学校的课堂上,中国的教师同样可以用对学生人格的尊重、用对学生和蔼的态度,“打开学生的心灵之门,让他们产生学习的愿望和兴趣”。

师道尊严不属于人类文化,师道尊严的课堂不是学生学文化的场所,师生平等的课堂才是学生能够学习文化变得文明起来的地方。摈弃师道尊严,提倡师生平等,教育立马实现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