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育：材料功夫的强调

以笔者经验所及，不乏学生对论文写作持抵触态度的情形，他们认为所谓规范妨碍了阅读和写作中的灵性。因此笔者在课上指出“学有本源，非率而命笔也”，学术训练会给予我们一种历史眼光，由此产生的情怀会激发、升华灵性，使其避免飘忽无依，而是更加厚重深邃。

因此，笔者向学生强调，此门课程的训练尤其注重“历史眼光”。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提到一种现象，即学术的业余人士（“dilettante”，亦可译为“票友”）与专业人士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缺乏一套确切可靠的方法，因此无法对直觉加以评估。韦伯此话虽然讲在一百多年前，但对现今依然适用。学术的规范化表现在术语的标准化、分析的模型化、归纳的计量化及推论的逻辑化。我们长期以来所处的知识论氛围——启蒙运动以后的欧洲思想界，对于理性和进步抱有十分强烈的信念。在这种讲求实证的知识论氛围中，人文学科的论文写作尽管不能避免“主观”，但它必须通过实践/材料所展开的维度，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去发现更完整的描述。

此一强调主要针对论文写作中最易出现的一种弊病——“抱着题目找材料”。严耕望先生指出，这种弊病不愿受历史人事、具体时空的约束，每每欲图解脱事实联系，为后来的观念驰骋腾出足够的空间。理解本意，变成以“后来观念”解释材料，加上社会科学的泛化，更进而把个人的独断观点视为天经地义。这样的取径做法积衍成习，与我们自身的知识来源及结构相当契合，似乎便于驾驭，因而很容易被普遍接受，可是也极易流于望文生义、隔义附会，形成章学诚所谓“横通”之论。继而，笔者引用周一良在《怎样使观点和材料相结合》中的话，强调理论、观点，强调大处着眼，强调观其会通，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对具体事件、人物、制度的细致深入地研究，因而慢慢流于空疏，好为大言高论，变成了通病^[7]。

笔者要求学生，我们有责任把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尽可能准确、完整地讲清楚。这种要求不仅在文史之学中至关重要，哲学论文写作也应从事实出发，从材料出发，正如张世英先生指出：

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三版序言中，曾经很愤慨地谈到当时哲学界某些空疏无知的现象。他说：人们对于一般的研究对象倒还懂得，在讨论之前应该“有先具备某种程度的知识之必要”；唯独对于哲学，却以为不要些微知识，甚至不必依据常识，就可以参加讨论和评点，这种人“没有凭借作为讨论出发的根据，于是他们只能徘徊于模糊空疏以及毫无意义的情况中”。^[8]

所以，史学方法在学术训练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此，笔者向学生提问：何谓史学方法？古代史家的叙事不一定都有依据，其中夹杂传说、想象和发挥的成分。麦考莱批评希罗多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位虚构者”，“那些发生在遥远年代和国度的事件，如果真发生过的话，它们的细节也绝不可能为他所知，但他把它们讲得绘声绘色”。《史记》中也有类似情况，司马迁写得生动可读的细节，特别是那些两人之间的密谈私语，从常识推断，既难以为外人所知晓，也不可能留有文字记载，它们的真实性实在值得怀疑。因而，史学方法，是指现代意义历史学科的方法：任何论点都是从材料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先定的概念或假设。不是先确定某种假说或论点，再选取合适的材料作为证据加以论证，而是先占有大量的材料，通过对材料的梳理和解读而发现问题，提炼论点，最终形成解释。史学提供一种特有的训练，证据可信，论证可信，结论可信，不能向壁虚构，而要广泛收集可靠的证据；论点要以材料和常识为依据，论证不能违背逻辑，结论必须经得起史料和方法的检验。创造性的思路必须有历史、社会的眼光来支撑，要尊重基本的事实，无论什么研究，都先要回到历史语境，不违背逻辑，也不违背历史。基于此，笔者向学生指定的本门课程的重要参考书是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和荣新江老师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

我们往往面对的是已逝时空中的人和事，它们具有不确定性和非直观性，既无法重复，也不可验证。如何认识这样一个无法直接观察的对象呢？如何恢复历史语境呢？重要的中介就是材料。在英文中，“研究”一词有“research”和“study”两个对应的词。在涉及操作性、程序性的学术研究活动时，常用前者。这个词既指“围绕一个课题来探查事实或真相”的一般性活动，也指“有组织的科学探索行为”。就这种含义而言，收集资料的工作就构成研究的主要环节。

如何打磨材料功夫？笔者从“为学之本，莫先读书”“随手札记”“编订研究文献目录”等几个层次入手，要求学生平时广泛阅读，勤于抄录，随时编写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文献目录，做到竭泽而渔地收集材料。因为在我们的研究中，从任何一点切入，都必须探察联系无限延续的人与事。因此进入之前须把握整体，进入之后须有整体观念和眼界，如此才能妥当、深刻，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求真”。收集文献要尽量全面，而引用则须力求精审，如陈澧所说“引浅陋之书”，以致“不足以登大雅之堂”。

在材料的收集上，笔者向学生介绍了黄一农先生提出的“E-考据”，“这是过去一两千年从未有读书人面对过的新环境”。但是，研究是“research”，仅靠“search”是无法完成研究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掌握好读释文献的基本功，在此基础上提升思辨能力，理解考据、辞章、义理三位一体，从而重构（reconstruct）文本原有的丰富内涵和生命。此外，材料之新不等于问题之新，笔者提醒学生避免片面追求新见和稀见材料的倾向，不能因一味逐“新”而忽视对主流、常见材料的反复咀嚼与重新认识。而且，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材料和观点始终处在活跃的互动之中，并非简单遵循从材料到论点的路径。

另外，笔者还开专章讲授“跨学科视野”，向学生介绍了分子人类学等较前沿的研究领域。其动因在于“国学”本身就意味着对现代学科藩篱的超越，学科有疆界，而思想没有疆界。

最后，笔者向学生指出，所谓学术规范，对现代学术而言，其实并非“最高标准”，应该说它仅是“最低标准”。即使以后不从事学术研究，也能从研究能力的培养中获益匪浅，比如学生求职目标如果是操作规范、要求严格的媒体，那么扎实的研究能力几乎是胜任工作的首要条件。而对于有志于走上学术道路的人来说，则强调从事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即解决问题所带来的愉悦感，发现新事物所带来的满足感，以及丰富人类知识、思想、文化所带来的成就感。(www.xing528.com)

【注释】

[1]程千帆、巩本栋：《学术论文写作贵在创新》，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2]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3]［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译，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5]［美］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6]［美］理查德·波斯纳：《论剽窃》，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7]周一良：《怎样使观点和材料相结合》，见王力、朱光潜等编《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8]张世英：《谈谈哲学史的研究和论文写作》，见王力、朱光潜等编《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