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高棅等诗论:对明初诗人值得重视的重要观点

欲论前后七子之诗，不可不先述七子以前之诗坛，——从明初诗人讲起。明初道学家之诗论既与这方面不生关系，则明初诗人如贝琼、高启、高棅诸人之诗论便值得重视了。

贝琼字廷琚，一名阙，字廷臣，崇德人，《明史》一百三十七卷附《宋讷传》，所著有《清江集》四十卷。

贝氏虽学诗于杨维桢，而作风与主张均与“铁崖体”不尽同。《四库总目》称琼学维桢所长，不学其所短，亦有见地。大抵贝氏论诗，仍主唐音。其《乾坤清气序》谓“诗盛于唐，尚矣！盛唐之诗称李太白、杜少陵而止，乾坤清气常靳于人，二子得所靳而形之诗”（《清江集》一），已可见其宗唐的倾向了。大抵推尊盛唐，标举李、杜，原是明初诗坛共同的风气。闽中十子、南园五子，尤足以为这方面的代表。贝氏在《乾坤清气序》中虽说“宋诗推苏、黄，去李、杜为近，逮宋季而无诗矣”，似犹无贬薄宋诗之意，但于《陇上白云诗稿序》中列举元代诗家以为“金舂玉应，骎骎然有李、杜之气骨，而熙宁、元丰诸家为不足法矣”（《清江集》二十九），则显然有轻视宋诗之意了。此种见解，差不多支配了明代整个的诗坛。

高启，字季迪，长洲人，《明史》二百八十五卷《文苑》有传。《四库总目》之论高氏诗，称其“天才高逸，……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拟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然未能镕铸变化自为一家，……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此言良是。盖明初诗坛风气，本重拟古，故高氏亦未能自外，不过以其才情较富，能比当时林鸿，后来李、何均胜一格而已。高氏之论诗云：“诗之要有［三］（当脱“三”字），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凫藻集》二，《独庵集序》）据此所言，可知其论诗不局于一端，不拘于一格。“格以辨其体”，故能摹仿古调；“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故又能于摹仿古调之中仍有精神意象。周传为《谢晋兰庭集序》论及高氏诗，称其“言选则入于汉魏，言律则入于唐，音响调格宛然相合，而意趣或有过之”（《兰庭集》卷首），即因格调性灵同时兼顾之故。后来李何、李王与公安、竟陵，互相水火，即因各据一端，不能全备诗道，于是成为牴牾了。他则不欲如此，故以多师为师，他于《独庵集序》中再说：“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皆未得其全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这即是后来前后七子的见解，不过前后七子，心胸较狭，宗主单纯，不免有誉此诋彼之习，而且仅事摹拟，不曾做到“时至心融，浑然自成”的境地，所以又有生吞活剥之诮。

高棅，字彦恢，后名廷礼，长乐人，《明史》二百八十六卷附《文苑·沈度传》。所著有《啸台集》二十卷，《木天清气集》十四卷。

当时，闽中诗派以林鸿为领袖。鸿为诗宗法唐人，尤主盛唐。而为之羽翼者，有郑定、高棅诸人，时称十才子。所以高氏论诗亦主盛唐。其所选《唐诗品汇》一书，尤为后来主格调或神韵说者之所宗。王渔洋《香祖笔记》称：“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体》、《鼓吹》等集，率详中、晚而略初、盛，览之愦愦。杨仲宏《唐音》始稍区别，有正音，有余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舛谬。迨高廷礼《品汇》出，而所谓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皆井然矣。”是则后来初、盛、中、晚分期之确定，与盛唐诗风格之推崇，全出于高氏此选之提创。(www.xing528.com)

高氏《品汇》自序谓“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是则高氏之于唐诗，仍是沧浪善观气象的本领。后来七子论诗之态度与方法，也全出于高氏。所以钱牧斋因反对七子之故，兼訾沧浪，而亦及于高氏此选。实则高氏序中本已说过，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更有各种分别。是则初、盛、中、晚，原只就大概的趋势言耳，何尝教人拘泥着看。他说：

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瞻，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馀韵犹有存者焉。

是则每一时代中有沿袭与转变之分，有溯源与逐流之别，而个人性格，又形成种种不同之风格。诸种分别，原自存在，其所以概以初、盛、中、晚标而举之者，不过使其大概趋势易于认识而已。此种方法未尝无用，正如他所说的：“诚使吟咏情性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云。”所以我以为若用文学史的眼光以读此选，则高氏之论不失为一家之言。若以建立宗派的眼光以读此选，则诚不免有流弊。高氏于李白诸卷之小序，有“使学者入门立志，取正于斯”之语，似欲以一家之心胸范围后人之耳目，则宜其为牧斋所诟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