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再讲到如何“出于法”的方法；易言之，也即是推求一般人所以株守古人之法的原因。他们以为病根所在，全由于中无所有。伯子之《学文堂文集序》云：“文章之道自体格以至章节字句，古人之法已全，而吾或欲与古人争衡，慨然发吾志之所欲发，则非有其识与议者，必将灭没沉锢于古人之中而不能以或出。”（《伯子文集》一）所以最重要的还在中有所得。中有所得，则为文虽“尊法古人，至其所独是独非，每不能自贬，以徇古今之众”（见叔子所为《八大家文抄选序》），这样，所以他要于文外求法。必于文外求法，才能尽法之变。因此，知道《宗子发文集序》中几句顶精要的话，所谓“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云云者，正是好古而中无所有的对症良药。他们所以能有此见解，即因易堂讲学，本不限于古文，所以能于文外求法。叔子又说：“识不高于庸众，事理不足关系天下国家之故，则虽有奇文，与《左》、《史》、韩、欧阳并立无二，亦可无作。”（《宗子发文集序》）这与伯子所谓“故吾之文，姑勿论其与古人何如，而吾之为说，盖未可以无故而云然矣”（《学文堂文集序》），正是同样意思。
这是他们论调相同之点。至于讲到如何是“中有所得”，则他们兄弟间，各有自得，不妨于大同中有些小异。伯子较偏于文，陈玉璂《伯子文集序》即称其“诗赋词曲六朝骈丽之作，无不臻妙”，所以伯子所谓“文”，可以包括诗赋骈文以及制义。叔子较偏于道，又纯粹站在所谓“古文”的立场，其所谓“文”，只指古文而言，这是一些不同。所以关于“中有所得”的问题，伯子讲到“情”与“势”，而叔子则言“理”与“气”。
现在先论伯子的见解。他有一篇《有情集序》，是他诗集的自序。他说：“情者天地之胶漆。天地无情则万物皆散，万物无情则其类皆散。……夫人莫切于五伦，而伦莫尊于君父。凡其所以生则相崇，死则相慕，卑之而不耻，刑之而不怒，至于糜烂其身而甘之如饴者，岂非缠绵恳恻之心发于至诚，而禀其生气，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耶？”（《伯子文集》一）可知他论文以情为主；即使讲到人伦，也是从情出发而不是从理出发。所以他于《答友人论文书》中再说：“所以为文者非他，则情是也。”这与叔子积理之说正不相同。叔子因欲积理之故，“以为人生平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见《宗子发文集序》）。而伯子仍看作是情的问题。他说：“不深原道情则不可以为体；不更历世情则不可以为用。”（《答友人论文书》）在叔子处处以理为中心者，在他则处处以情为中心，本来天理不外乎人情，他们原可以在名词上有分别，在实质上没有多少分别的。
《伯子论文》中再有一节云：
文章必有所以然处。所以然者，在文之意。然非谓文章以忠孝为意，便处处应言忠孝。盖几微之先，精神眼光兴会，有独得一处者。故言忠孝反不必斤斤忠孝之言，人之感之，无往而非忠孝也。文章有耿疚在心，不可举以示人，并不即能自喻者，正其所以然处。得此而情境所发，盖亦不可穷矣。
他所谓“所以然处”，即是一种至情的人格之表现。他言情而不言理，所以即言忠孝，也不必斤斤忠孝之言。这即是汤若士写传奇的方法。能如此，则处处说理，也不会坠入理窟。所谓“人之感之无往而非忠孝也”。叔子批评他的《论文》云：“篇中所论为文之法，皆于人情物理最近最平处触悟而出，信口说来毕成妙解。他人俱从规矩生神明，吾兄是从神明生规矩也。”这一节语，真是体会极精之语。
伯子论文，重在情而不很讲到理，因此，又偏于势而不很讲到气。他在《答石公论文书》中说：
夫文者在势：大抵逆则耸而顺则卑，逆则奇而顺则庸，逆则强而顺则弱。形家以顺龙为奴龙，擂家以逆势为霸势。是故一逆不已而再逆，故一波未平而再波。
他于是再讲到作势的虚实之理。虚多于实，则实益荣，如果木之实一而叶则倍蓰什伯，如人之相斗未有相抱而可得志者。老子所说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很近于他的说法。《论文》中说：
古人为文虽有伟词俊语，亦删而舍之者，正恐累气而节其不胜也。收结恒须紧束，或故为散弛懈缓者，亦如劳役之际，闭目偃倚乃不至于困竭也。
此处所谓养气，实在即是蓄势。叔子论气，由“质”言，故偏于理；伯子论势，由“文”言，故近于法。这是他们兄弟间议论不同之处。然而不欲中之无物，不欲拘泥成法，都是他们共同的出发点。(www.xing528.com)
现在，再就叔子之所论言之：叔子不欲师心自用，故示之以法；又不欲陷于评点之学，故又示之以变。因此，探究行文之本而不泥行文之迹。此行文之本不外理与气二端。在宋代道学家讲来恒偏于理，在宋代古文家讲来又偏于气，而叔子之说则折衷于此二者之间。其《彭躬庵文集序》云：
躬庵先生为文章，务以理气自胜，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时喜议论，后乃更好讲求法度。独每见躬庵文，则颜色消沮，心怵惕而不宁。尝譬之战斗，弓人聚六材以为深弓，矢人相笴视羽以为兵矢，而使贯虱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视，则失弓矢落，反马而入壁。夫然后知气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庵之文，则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尝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随山石为曲折，盈科次第之迹，可指而数也。大雨时行，百川灌汇，沟浍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湓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为随山石曲折者，未尝不在，顾人心目惊溃而不之见。（《魏叔子文集》八）
此语甚妙。他谓“气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即同于韩愈“气盛言宜”之说。盖所谓“宜”者即于无法之中而能自合于法，所以“法有所不得施”。此与野战无纪之师不同，不过在一般人看来，则只觉其大气滂薄，“心目惊溃而不之见”耳。由此以言，“法”不必学而气则不可不养。法之常可学而能，法之变不可学而能。法之变虽不可学，而苟能养气使其充盛，则法之变也不必学而自能。苏辙所谓“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者，盖即谓此。这是法本于气之说。
又其《答曾君有书》云：
窃以谓明理而适于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然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是以有文。而天下之理与事有不可以尽言者，是以有含蓄之指；有难于直言者，是以有参差断续变化之法：则皆其后起者也。辟之于水，浸灌万物，通利舟楫，此水之本也。而江河之行，曲折洄洑波澜漪縠激泻，此水之后起，而势有不得不然者。水盖不恃此以为贵。（《魏叔子文集》五）
此文又谓法自理出。评点批尾之学如茅鹿门辈，只知于含蓄参差断续变化诸法中以求文，正因泥于行文之迹而不究行文之本。他不知文盖不恃此以为贵。文章苟能明理适用，则无意守法而自然合法。因为这又是势有不得不然。此所以谓“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此又法本于理之说。
不过法与气的关系是直接的，法与理的关系是间接的，所以他于《论世堂文集序》中再说：
气之静也，必资于理，理不实则气馁；其动也，挟才以行，才不大则气狭隘。然而才与理者，气之所冯，而不可以言气。才于气为尤近，能知乎才与气之为异者，则知文矣。吹毛而驻于空，吹不息则毛不下；土石至实，气绝而朽壤，则山崩。夫得其气则泯小大，易强弱，禽兽木石可以相为制，而况载道之文乎？视之以形而不开，诵之以声而不闻，求之规矩而不得其法，然后可以举天下之物，而无所挠败。（《魏叔子文集》八）
在此文中，他分析得更细，气有先天后天之分：先天所禀之气是出于才，后天所养之气由积于理。然而才不即是气，正与理之不即是气一样。只因“才不大则气狭隘”，于是一般人遂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穷、动而不止者当之，而苏轼氏乃以气特闻”。实则才是才而气是气；他所谓气，有些近于伯子所谓情与势之综合。所以说：“圣人不作，六经之文绝，然其气未尝绝也。圣人之气，如天之四时，分之而为十有二月，又分之而为二十有四气，得其一气则莫不可以生。论语六经以下，为周诸子，为秦汉为唐宋大家之文，苟非甚背于道，则其气莫不载之以传。”（均《论世堂文集序》中语）兹再以图式表示其关系如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