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斋既重著述之文而不重文人之文，故其论文，虽不同道学家之故为高论，视为玩物丧志，然亦不同古文家之溺于文辞，徒取咏叹抑扬之致以自娱。其《答沈枫墀论学》云：“今之宜急务者古文辞也。”他正与一般古文家一样以提倡古文辞为急务。《文理》篇云：“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这与方望溪所谓言之有物与言之有序，也有一些相近。所以由对文学的态度言，实斋与古文家的主张并不相差甚远。
不过对于什么是古文的问题，二家便有些出入。章氏以为“古者称字为文，称文为辞，辞之美者可加以文，言语成章亦谓之辞，口耳竹帛初无殊别”（《遗书》九，《杂说》下）。是则古文之称原属后起，并非在文章中应有此一种特殊的体裁。他又说：“文缘质而得名，古以时而殊号。自六代以前，辞有华朴，体有奇偶，统命为文，无分今古。自制有科目之别，士有应举之文，制必随时，体须合格，……自后文无定品，俳偶即是从时，学有专长，单行遂名为古。古文之目，异于古所云矣。”（同上）此种论调也有一些骈散合一的倾向，以为后世所称之古文，不能称之为古文，因为这不是古文的真意义。所以他以为“凡著述当称文辞，不当称古文，然以时文相形，不妨因时称之”（同上，小注）。是则章氏之所谓古文辞，无宁称之为文辞。因此他的《文史通义》，不仅文辞时杂骈俪，并且句调好作长排，有类时文之排比。此种体裁，段玉裁即不以为然，而他则以为：“文求是耳，岂有古与时哉！”他再用嘲笑的态度以说明段玉裁见解的不对。他说：“使彼见韩非《储说》、淮南《说山》《说林》、傅毅《连珠》诸篇，则又当为秦汉人惜有时文之句调矣。论文岂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执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遗书》九，《与史馀村简》）
这种说法，仍是论文不拘形貌的主张。他先要人去掉一种执而不化的古文体裁，然后为能知古文辞。他不但以为文辞中杂有时文句调，为无妨于古，并且以为正须如此运用，才为能合于古。他《与邵二云论文》再说明其意云：
文人之心随世变为转移。古今文体升降，非人力所能为也。古人未开之境，后人渐开而不觉，殆如山径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也。方其未开，固不能豫显其象；及其既开，文人之心即随之而曲折相赴。苟于既开之境，而心不入，是桃李不艳于春，而兰菊不芳于秋也。盖人之学古，当自其所处之境而入，古人亦犹是也。譬冀、赵之人诣京都，自不须渡洪河，陈、许之人诣京都，亦不必涉大江。非不能渡江河也，所处之地然也。今处吴会之间，欲诣京都，问程而得江河，则曰彼冀、赵、陈、许之人未尝不至京都，吾何取于江河，则亦可谓不知言矣。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古所处境者也。
古文之与制义，犹试律之与古诗也；近体之与古风，犹骈俪之与散行也。学者各有擅长，不能易地，则诚然矣。苟于所得既深，而谓其中甘苦不能相喻，则无是理也。夫艺业虽有高卑，而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苟能心知其意，则体制虽殊，其中曲折无不可共喻也。每见工时文者则曰不解古文，擅古文者则曰不解时文，如曰不能为此无足怪耳，并其所为之理而不能解，则其所谓工与擅者，亦未必其得之深也。仆于时文甚浅近，因攻古文而转有窥于时文之奥，乃知天下理可通也。（《遗书》补遗）
这样说，从时文也可以窥古文之奥，以到古文的境界，而且由文体升降言，正须如此，才能开古人未开之境；而一般古文家却以此视为大防，此疆彼界，强分畛域，以为绝不可阑入时文语句，未免所见之浅了。
天下之理可通，古文家也未尝不知此。不过古文家如归震川、方望溪诸人所传的标识评点之册，以时文的手法窥古文之脉络，则不免有害于文。此种方法，实斋只认为可资修辞之助，却不能定为传授之秘。他于时文，犹且反对故意强作虚实缓紧之势（见《遗书》补遗，《论课蒙学文法》）；况于古文，当然更不赞成泥于收纵抑扬之节（见《遗书》二，《文理》篇）。而古文家却只于这一方面看到了时文与古文心营意造之相通，所以不足法。章氏则以为：“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同上）所以只于规矩方圆之间看到古文时文相通之处。因此，甘苦曲折可以共喻，而于古文中间却也不妨阑入时文语句。这也是实斋与古文家看法不同之处。
综上所言，可知古文家之所谓古文，是有一套已被公认而趋于凝化的句法，是有一套所谓疏宕顿挫转折呼应的作法。这是唐宋以后的古文，而在实斋看来不是真古文。
这个分别，即因古文家虽讲言之有物，而实在无物，所以只能在分段结构意度波澜上揣摩，所以不敢在唐宋各家习用之句调格式外有所创造或变化。至于章氏之所谓古文则不然。他所谓古文，即是上文所谓贵于中有所见之文辞。中有所见，自能与古文之真意义相贯通而不在这些为文之末务上作考究了。
不仅如此，上所云云，本是明清以来之所谓古文，对于古人深际本无所见，所以不免有此逐末之弊。实则即就唐宋诸家之古文言之，章氏于此也有不同的见解。盖章氏为学，既为成家之学，故他所谓古文，即是史家之古文。他先分别史与文之差异，以为：
志传不尽出于有意，故文或不甚修饰，然大体终比书事之文远胜。盖书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结构，而志传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气包举，虽咫尺而皆具无穷之势，即偶有疏忽，字句疵病，皆不足以为累，此史才与文士才之分别。（《遗书》补遗，《又答朱少白书》）(www.xing528.com)
余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趣。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同上，《跋湖北通志检存稿》）
此种区别，即因文士重在修饰形式，而史家则较重内容，所以对于行文注意之点各不相同。
因此，他以为：“比事属辞春秋教也，必具纪传史才乃可言古文辞。”（《遗书外编》一，《信庶》）因此，他再以为古文至韩而失传，而惟史家为古文辞之大宗。《与汪龙庄书》云：
左邱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断，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以为正轨，而八家莫不步趋韩子，虽欧阳手修《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八家且然，况他人远不八家若乎？（《遗书》九）
又《上朱大司马论文》云：
古人著述必以史学为归，盖文辞以叙事为难。今古人才骋其学力所至，辞命议论恢恢有余，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为最难也。……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然则推《春秋》比事属辞之教，虽谓古文由昌黎而衰，未为不可，特非信阳诸人所可议耳。（《遗书》补遗）
此意亦古人所未发。章氏既以六经为史，故以为经之流变，必入于史，而惟史才可当古文。古文之中又有三种分别：“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见《上朱大司马论文》）因此，文辞既以叙事为难，古文既必推叙事，则谓古文至昌黎而衰，未为不可。
这是章氏之所谓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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