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主义服饰艺术

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服饰艺术

陶辉

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是20世纪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他的“Anything goes”看似荒诞却蕴涵着极为深刻的思想。费氏思想核心是“怎么都行”，主张一切方法，一切理论都有它存在的必要。他反对理性至上主义，这与后现代反对理性霸权思想是一致的。理性主义把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正确性作为其方法的基本原则，这种方法排斥了其他方法的生存空间。对此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认识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他提出:“无政府主义虽然或许不是最吸引人的政治哲学，却无疑是认识论的、科学哲学的灵丹妙药。”因为这种无政府主义更能鼓励进步，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历史境遇，所以一个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墨守任何固定方法，只要适合历史状况，不管什么方法他都采用。费耶阿本德的这一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整个后现代科学思潮的主导思维风格，同时这种哲学思想在文化艺术的影响力亦是强大的，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在时装领域，多年以来传统经典的高级时装一直以一种高高在上和权威者的姿态占据着时装领域的霸主地位，大凡其他的服装必定以它为衡量标准，否则，不能称其为服装不能登大雅之堂，高贵、华丽、典雅、程式化、一元化、单一性、精英化，令时装艺术走向绝境和窒息。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无疑为时装艺术合理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现代”(postmodern)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含义模糊且覆盖面很广的概念，正如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所说:“关于后现代主义最清楚和最确定的东西也许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不清楚和充满争议的概念。”今天后现代这个话题虽然已为我们所熟知并经常谈到，但在建筑、绘画、雕塑、电影、文学、服装等领域，对于后现代的定义和理解则各执其辞。如同后现代一词本身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多变性，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所怀有的情感也是相当复杂的。然而，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后现代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1966年初，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的旧金山出现了反体制、反都会、反文明的“嬉皮士”。后来，这种以战后的年轻一代为代表的反抗浪潮波及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在法国出现了“夹克族”，意大利出现了“国会族”，英国出现了“摩兹族”，东欧出现了“阿飞族”，日本出现了“太阳族”，再加上各国的大学校园中的学生运动，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反西方现行体制、反传统的暴风骤雨。这股年轻风暴使年轻人已成为推动社会的重要动力，也成为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他们反社会、反传统思想通过他们的行为、着装反映出来，并对后现代时装艺术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的着装，不仅反映了当时时代的流行方向，而且结束了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流行方式，流行的引导者由过去高级时装设计师和上层贵妇转变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怎么都行”反对理性霸权和话语特权的统治地位，是要让各种理论平等发展，只有在平等的条件下，各种理论才能进行对话和交流，人们才能进行自由的创造，人的个性才能得以自由发挥。费耶阿本德认为，每个思想体系，每一种文化，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可以看做是一个传统，传统谈不上好坏，传统与传统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

后现代艺术没有明确的美学主张，其表现形式带有相当的破坏性，消除了中心，将艺术的意义扩大到多元的范围。折中主义是后现代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后现代艺术将来自各流派、各民族、各地区的样式堆砌到一起的时候，艺术家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折中。在这个繁杂的过程中需要在历史与现在、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等矛盾体之间找到契合点，这个契合点不含有倾向性，是一种中性色彩的演绎。样式在综合后被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演绎，折中的结果是风格的丧失。后现代服装设计的折中综合手段随处可见，具体到某件服装，可能是面料上印花纹样的综合、饰物与饰物的综合、松身与紧身的综合等。服装设计既要从历史和传统中去寻找灵感，又要借助高科技的工艺手段，用后现代美学的视野，表现对未来世界的无限畅想。后现代服装样式的变化是开创性的，无序多样令人目不暇接，似乎传统的审美法则已被离散，前卫的时装设计师尽其所能去破除传统，在不断地破坏规则与尝试新的游戏的同时创造了时装。(www.xing528.com)

在生活世界中，后现代主义已与人们的思维特点和行为方式结成联盟，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力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波及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后现代思维模式之所以成为文化生活领域的宠儿，可能正是因为它的难以勾勒，如同人们正在经历着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情境。后现代思想从生活的不确定性中获取了思维灵感，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x)常从博物馆、戏剧、杂货摊、斗牛等活动中吸取灵感，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综合摆脱了理性的控制和审美上的束缚，在2005—2006年秋冬高级时装设计中，将蕾丝、丝绸、皮草等材料运用解构手法结合起来，对服装的造型结构进行切分、叠加、重组、构成，从而产生一种新的视觉冲击，来表达另类时尚和感官的愉悦。在2004年春夏Alexander McQueen的发布会的作品中就有20世纪20年代的爵士乐、雪纺薄纱舞衣和运动服饰的搭配以及田径运动比赛，而维斯特伍德在强调性上更表现出对传统高级时装的摧毁，在她的时装设计中常常把乳罩和内裤穿到了套装外面，充分显示了后现代主义对于结构和细节的强烈关注和荒诞的思维模式。

后现代主义设计以敏感的触角体味了生活世界的多变和难以预测，同时后现代思维与当代人多元化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情境相互呼应，迎合并满足着人们企图打破僵化秩序、颠覆惯性生活的心理需求。“后现代”消除了大众与精英之间的隔阂，冲散了原先刻板的高雅和庸俗的区分。当“不确定性”与“多元化”开始占据这个时代的话语立场，人们对于文化价值的衡量尺度也不再惟一，多元化成为生活的主题。同时我们也可以隐约感受到某种个体期望和社会憧憬，形式多样的“后”只是后现代的外表，它看似满不经心、冷酷、另类，而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一种热切的渴求——渴望致力于对在现代性中被扭曲了的个体和社会的本来面目进行恢复，而这种表现形式正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依据所在，即所有的方法都有局限性，唯一幸存的就是“怎么都行”。“怎么都行”即让各种理论平等发展，只有在平等发展的条件下，人的个性才能自由发挥，世界才能恢复本我。

后现代美学视野中的解构主义时装注重对服装本身结构的研究，其设计理论是对服装原有造型、款式等进行大胆改造，把服装原有结构(领、肩、胸、腰等部位)分解拆散，然后重新组合，形成一种新的结构。解构主义服装往往是不对称结构，外观带有未完成的感觉，似乎构思全凭偶然。由于突破传统的设计思维模式，“通过非传统的方式组合传统部件”，用此理念进行设计往往能取得非常规的服装外形和衣片结构。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设计师川久保铃(Rei Kawakubo)和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在法国巴黎推出以打散原有结构的设计方法来设计解构主义的时装，将服装和人体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轮廓，重新定义时装结构，并形成了设计流派。比利时设计师安·德缪勒米斯特(Ann Demeulemeester)、马丁·玛吉拉(Martin Margiel)派的积极倡导者，重新界定了传统缝纫法和成衣技术的概念。毕业于伦敦圣马丁艺术学院(Saint Martin Art School)的国际时装设计大师约翰·加里亚诺(John Galliano)和亚历山大·麦克奎恩(Alexander Mcqueen)以及胡塞因·查拉扬(Hussein Chalayan)，更是以独特的解构主义设计理念进行创作，在不断解构中寻找艺术的新生，他们的作品给时装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而让·保罗·戈尔捷2001年春夏时装秀展示了对牛仔服解构的作品——一件只剩半边的牛仔服不仅让人感受到后现代主义设计的震撼力同时也使得人们对服装的定义开始了重新的思考。

直至今日，后现代设计依然比比皆是，其摧毁性的外在形式，却包含了极丰富的内涵。事实上，我们也逐步认识到，后现代并不是毫无目的地肆意“解构”，它并非拒斥逻辑，而只是对“同一性”逻辑表示蔑视，后现代遵循一种“差异性”逻辑，它强调去总体化、反普遍性、非本质主义、反二元对立、无中心、无深度、暂时的、动态的、异质的等。正如费氏一再所声明的，他批判理性主义并不是要另建立一种学说来代替理性主义。在一阵解构之后，后现代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新的建构一种开放式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论。消解作为一种策略，只是实现目标的方式和途径，最终的目光是要投向消解后的中心建构。后现代服饰的设计语言是反设计的语言。它摒弃了现代主义设计原则包括的整体统一、秩序、调和、比例等，取而代之的是繁复的多种要素构成在一起的整体。后现代主义设计并不盲目地恢复、模仿文艺复兴的古典主义，而是立足于古典传统，全面地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古典语言、地方和民间的传统文化撷取所需要的语义和片断，以新的方式来阐释当代社会的文化艺术需求，使设计更具人文底蕴。后现代服饰设计开创了一种新的审美设计思维方式，反映着后工业社会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心理、个性上的需求。它是一种设计美学的变革，它正在为人们创造一种新的美感享受和新的思维方式。费耶阿本德的“无原则主义”科学观尽管有些过于偏激，但它却可以使人们突破传统的科学主义的思维定势，正确运用发散式思维方式，从而摆脱纯理性思维的羁绊，给非理性思维提供一个合理的发展空间，对于服装艺术领域而言，这无疑是突破传统创造新生的一个契机，同时也还原世界一个合理的存在形式。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学院服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