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台湾教案研究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

1949年前，已有不少教案史料、目录的编排整理，并有著作出版。影响较大的是福建协和大学王文杰的《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71]。1949年后，台湾和大陆都承继了前人的工作，整理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教案资料（已如前述），这刺激了两岸的教案史研究。台湾学者吕实强利用1950—1960年代整理教务教案档之便，研究出版了《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一八六零—一八七四）》，成为中文学界相关研究的首部著作，同时还有多篇相关力作发表，近年将其合集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选集》。吕氏的研究推动了台湾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早先柯文出版《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人排外主义的增长（1860—1870）》，指出中国文化有正统和异端的层级分野。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是儒家，其他信仰则往往因被视为异端而遭受打击。中国有一个反对异端，以至反对一切作为异端的外来宗教的传统。吕氏的研究正是针对这种“中国传统反教论”，指出基督教和儒学并无根本的冲突，彼此的冲突与悲剧所关乎基督教和儒教教义的并不多，而人类出于贪婪自私的因素实为主要。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册《教案与反西教》，是此前台湾学界相关研究的集中展示。此后，台湾又出版了几本教案力作，陈银昆以硕士论文扩展而成了《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该书以教务教案档为基本资料，用计量方法对晚清教案给予了全面的评估。蔡蔚群《教案：清季台湾的传教与外交》则在开掘《英国外交部档案》的基础上，对照中文资料，从外交史角度审视教案的发生。此外还有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和唐瑞裕《清季天津教案研究》两本区域教案研究的专著。2004年，台北辅仁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合集为《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出版[72]。

大陆的教案研究则更多是在反帝的政治氛围中起步的。“文革”前除资料的整理外，主要有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反洋教运动》、《天津教案》及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天津史话编写组编的《火烧望海楼：一八七○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四本著作的出版。“文革”后，教案史继义和团史研究之后，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显学，召开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出版论文集及专著10多部。张力、刘鉴唐合著的《中国教案史》虽然较为粗糙，观点也还未能摆脱旧意识形态的拘囿，但可供了解近代中国教案的基本情况[73]。近年来，此一课题吸引了一些博士论文的参与，其中较成功的研究是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作者利用其社会学知识背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近代教案的发生，颇有新意[74]。(www.xing528.com)

海外学者的其他研究还有前面提及的韦尔利《英国、中国和反教骚乱，1891—1900》，该书探讨了传教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反教运动的兴起与英国对华政策的关联。布兰德特（Nat Brandt）的《山西的屠杀》则主要考察了义和团期间传教士在山西被杀的悲剧[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