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

基督教文字事业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在华事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早期比较关注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的是中西教会人士，特别是从事基督教文字的工作者。他们在各种年鉴、报刊等书册上经常会有总结或回忆的文字。这些虽不是严格的研究著作，但是对现在的研究者很有价值。而在一些报刊史、出版史著中也有关涉教会文字事业的内容。远的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对教会报刊有简略记述。近的则有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在该书的第一卷中，教会出版史占有较大的篇幅。其特点是梳理比较细致，但分析不够深入。时间上则偏重于早期，对民国年代的关注不多[138]。另外，应该指出的是，直至1990年代，相关的研究多出自从事新闻报刊出版史的学者之手，近年来，才有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者的专门研究，内容关涉出版机构、刊物、相关人物等多个方面。

王树槐的《清末统一翻译名词问题》和《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是台湾学界较早关注基督教文字事业的力作。前者考察了晚清传教士翻译中的译名统一问题，后者则在探清基督教教育会组织的前提下，对其出版事业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139]。香港方面则有李志刚的《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探讨了马礼逊的圣经翻译与基督教早期在华事业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影响[140]。何凯立出版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出版事业，1912—1949》。该书是目前可见的比较深入的一本专著，以翔实的史料对民国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对此期主要的出版机构、联合文字事工、图书出版倾向与题材、期刊及重要期刊的内容与特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新教出版事业的问题与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评估[141]。大陆方面，近年来最着力于此项研究的是四川大学的陈建明，近来将其论文结集出版为《激扬文字、广传福音——近代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陈的博士论文《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主要探讨了基督教文字事业在华西（包括西南少数民族）的演变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经营管理、特点、存在的问题和社会影响，为区域研究的一例[142]。关于福建基督教出版事业，则有陈林《近代福建基督教出版事业考略》一书的出版，该书比较全面地追溯了基督教在福建的出版事业及其对福建社会的影响[143]。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虽不是基督教文字事业研究的专著，但基督教出版文字事工作为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占据了该书大部分篇幅。该书的部分统计目录对了解基督教早期在华的文字事业也有很大的帮助[144]，若与何凯立书结合阅读，就会对中国基督教文字出版有基本完整的了解。

基督教文字事业的大宗是报刊业，其中以《万国公报》、《教会新报》、《教务杂志》受到的关注最多。关于万国公报的研究最多[145]。较早的是梁元生的《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该书分析了林乐知主持广学会、主办万国公报等新闻事业及其对华影响。随后有贝内特（Adrian A.Bennett）的《传教士记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探讨了林乐知通过其杂志传播西学，在中国人中产生的影响。此后有台湾学者黄昭弘的《清末寓华西教士之政论及其影响——以〈万国公报〉为主的讨论》，主要通过考察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的政治话语来窥视其在中国的影响。大陆方面，较早的是李天纲的硕士论文《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近年有两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出版，即王林的《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和杨代春《〈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两书。前者侧重探讨《万国公报》传播的西学与变法之间的关联。后者侧重在探讨《万国公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146]。对于教会新报的研究，有尚维瑞的博士论文《〈教会新报〉中基督教卫道思想之研究》和姚兴富的博士论文《儒耶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两文都比较重视思想层面的探讨[147]。对英文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的研究较少，除罗凯琳编撰的杂志索引外，就是John Lang Rawlinson为其父亲——《教务杂志》最重要的主编乐灵生——写作的传记《乐灵生，教务杂志与中国的革命：关于乐灵生的专题传记，1871—1937》[148]。

出版机构方面，墨海书馆、美华书馆、三大圣经书房等都有较多的研究。其中广学会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受到的关注最多。除散见文章外，比较集中的有曾任广学会干事的江文汉的《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该文比较全面地回忆了广学会的事业，但评价上有较深的时代痕迹。其后王树槐的《清季的广学会》一文，则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广学会的缘起与组织、经费、出版政策及其出版物等，并分析了其影响、成功的原因及其后的转变。1997年，承继广学会事业的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曾出版其总编辑许牧世的《广学会的历史及其贡献》，以及怀德菲尔特（Brent Whitefield）的《改革中国：广学会，1887—1911》，后者考察了广学会黄金时期传教士领导的出版事业变革中国的努力及其影响[149]。(www.xing528.com)

圣经汉译及其在中国的流传是基督教文字事业中的重点，也是学界甚为关注的研究对象。其中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是著名内地会传教士海思波（Marshall Broomhall）著的《圣经在中国》。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第一本关于圣经翻译及流传的著作。书中全面叙述了圣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如何翻译成为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印行、分发、流传的历史。该书论述时段截至1934年。香港学者蔡锦图2000年翻译出版该书中文版时，于书末增补了圣经翻译的1934年后史。早期可见的还有英浸会传教士贾立言（A.J.Garnier）的《汉文圣经翻译小史》和《新约圣经流传史》，两书也流传甚广[150]。近年来，海外学者也有较深入的相关论著出版。德国学者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的《圣经在中国：和合本的历史或传教士在中国翻译圣经的顶点》，是对华人教会影响最深的中文圣经《和合本》历史经纬的研究，时间范围横贯新教入华至当代华人教会。书中引据了大量档案文献，讨论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翻译原则、语言运用、神学背景、差会与圣经公会的角色、人际的互动与冲突、文化与信仰的因素等，是圣经汉译研究中非常深入的一本。另外可见的还有美国学者艾伯（Irene Eber）的《犹太人主教与中文圣经：施约瑟（S.I.J. Schereschewsky），1831—1906》，主要探讨了施约瑟的生平及其旧约汉译事业[151]。

香港学者及教界人员比较注重圣经汉译历史的研究或翻译。较早的有贾保罗编的《圣经汉译论文集》，是一本关于圣经汉译的论文合集。其后有陈惠荣《中文圣经翻译小史》和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两书。前书篇幅甚短，是部简史。后书追溯中文圣经翻译、出版的源流，并追寻了各译本的翻译原则，颇具参考价值。除了翻译以上两书外，蔡锦图还编译了一本《圣经与近代中国》。该书是1996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圣经与近代中国：文学和智性的激荡”的部分论文合集[152]。

大陆和台湾方面，相关专著可能少一些。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最后一章探讨了中华圣经翻译的历史，分景教、天主教、耶稣教译本三节论述，于新教译本则探讨了各译本的翻译及其流传，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线索。大陆学界近来也出现了较重要的单篇研究[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