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思想保证。历史上，我们党曾经依靠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成功地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无成规可循的情况下探寻中华民族腾飞之路，毫无疑问，同样必须依靠这条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党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本身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一刻也不能背离这条体现马克思主义真髓的思想路线。为了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本文拟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作一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一、历史的回顾：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地形成的。我们党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确立起来的。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一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到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的近80年间，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了改变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状况，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个唯一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的思想武器。
但是，马列主义并没有给中国革命送来现成的革命方案。马列主义只是给我们指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民主革命应该具有哪些特殊内容，这还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这就是说，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我们能否按照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去思考、去行动，直接影响着我们能否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从而决定着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然而，对于思想路线的认识，我党在幼年时期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醒的。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中国实际，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忽视了武装斗争和农民问题。革命失败后，党开始懂得在中国必须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是，怎样进行武装斗争？应当走什么样的武装斗争道路？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一些同志沉溺于书本教条和国外经验，在一个时期内照搬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经验，结果，仍不能免于失败。
为什么武装斗争的“城市中心论”在中国行不通？原因就在于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与之相反，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紧紧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一条崭新的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并且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
我们从这里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逻辑联系：中国革命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其成功与失败直接取决于革命道路、途径或手段的选择；而革命道路选择上的正确与否又取决于是否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和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由此可见，在选择什么样革命道路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的斗争。尽管在大革命失败前后，我们党还没有自觉地从科学世界观的高度去认识这个问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个问题却已明显地提出来了。
在党的历史上，思想路线问题最早是在毛泽东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来的。可以说，从那时起，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上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花费了很大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到世界观的认识高度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矛盾论》、《实践论》等，就是这一总结工作的结晶。尤其《实践论》，大家知道，它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作了深刻的哲学总结，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作了深刻的理论剖析，因而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接着就是1942年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起来，从而保证了政治路线的正确制定和正确执行，保证了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什么遵义会议以后革命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我们说，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就在于从遵义会议开始，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起来了。这同时也标志着党的成熟。所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完全有根据的。
二、曲折的历程：在实践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陷于绝境、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彻底破产的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际条件决定了中国只能通过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进而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政治纲领上的根本区别点。但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如何根据中国国情具体走这条道路，我们又经过了艰苦的探索，付出了不少代价。
建国初期，我们党坚持了延安整风和七大以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了建国头七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并依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全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可以说，八大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八大的政治路线是符合我国的社会实际的。然而，八大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先是由于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继则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经济上急于求成，使“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种错误从根本上说来，就是由于违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党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纠正“左”的偏向。然而，后来却依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更为严重的错误。究其原因，主要还得从指导思想上找根源。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从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正确的思想和“左”的思想一直纠缠在一起，而以“左”的思想为主；我们党虽然在工作中不止一次地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过“左”的偏向，但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期还是要纠“左”，后期却来了个突然反右；1961年刚刚重新强调实事求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便又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1963年到1965年，一面在经济上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一面却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未能坚持把经济建设放到工作的首位。由于没有认真总结指导思想上的经验教训，对错误没有从思想根源上加以彻底清算，以致“左”的错误继续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上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经历深刻表明：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不会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即使已经确立起正确的政治路线（例如八大），但只要不能把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到底，那么正确的政治路线也必然会受到干扰或破坏。(www.xing528.com)
三、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巨大转折。这次转折的突出标志，就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正是在这一战略转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党逐渐形成并完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是完全正确的。从8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看，在短短的10年间，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居民生活水平等都翻了一番多。具体地说，1990年同1980年相比，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了84.6%，平均每年增长6.3%；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3倍，平均每年增长12.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7万亿元，超过建国后头30年的总和；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80年的381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1154亿美元；10年间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1万多项，实施专利5万多项；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30元，剔除价格因素，分别比1980年增长68.1%和123.9%；国民生产总值由4470亿元增加到174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国民收入由3688亿元增加到143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7%；等等。这些成就充分表明，只要我们路线对头，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事业是可以取得顺利发展的。
但是，为什么三中全会以来能够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呢？主要的原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想路线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2]。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左”倾错误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的话，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则完全是从我国国情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我们虽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国家底子薄，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这是带有根本性的基本国情。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根本出路就在于发展生产力。过去，党的一个决议曾经说过：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这话讲得非常好。因为共产主义不应当是贫穷的；自然，社会主义也不应当是贫穷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不发达状态，同样，历史也赋予我们改变这种不发达状态的伟大使命。如果不注意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不注意改变这种不发达状态，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既没有优越性，也没有生命力。正是从这样的客观实际出发，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并由此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的三步发展战略目标。80年代第一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就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真抓实干，切实贯彻了党的基本路线。只要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大胆试验，大胆去闯，我们的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也一定会顺利实现。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我们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他各种现象和问题的基本原则。只有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教条出发，我们才好理解：为什么在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为什么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为什么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不能用“计划”和“市场”来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必须运用这些手段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为什么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特别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才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等。所有这些，离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解放思想，是根本无法理解的。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曾经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就严重起来了。因此，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3]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要真正做到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就不仅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且还必须正确把握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里是两个“坚持”，不是一个“坚持”；是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它们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而不是互相排斥和对立的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改革开放，决不是要背离社会主义，而正是为了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只有根据我国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实行改革开放，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才能够获得进一步解放和迅速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够随之逐步得到满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才能真正体现出来。我们判断改革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应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可随便套用别的什么标准，更不可用大帽子去压人，用一个基本点去压另一个基本点。
在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我们要始终坚持既反对右又反对“左”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离开党的领导，或者对于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倾向反对不力，就要产生右的错误；但是如果以僵化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主义，空谈政治、搞形式主义，或者一味坚持某种旧的做法而有意无意地反对或阻碍改革开放方针的执行，这样的所谓“坚持”，就必然产生“左”的倾向。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坚持”。我们的方针应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时防右，反右时防“左”；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应该特别注意，“左”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根深蒂固的，它在一些人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可怕的习惯势力。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来自这种“左”的积习。现在中国公开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不管其动机如何），但在具体政策制定和实行的时候，尤其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干扰党的中心工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把经济建设的中心湮没在一片虚幻的政治空谈声中。因此，从总体上说，克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很明显，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心就是解放思想，向“左”的东西宣战。不言而喻，既然是“实事求是”，当然也不容许搞右的片面性。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何等重要！几年前，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曾讲道：“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了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4]这里意味深长地说出了社会主义事业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联系，实际上也是道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
（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2（4））
【注释】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2版，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参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131～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2版，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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