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下层士人教徒群体的地位与作用

（三）中下层士人教徒群体的地位和作用

在对晚明天主教东传史的教徒群体分析中，中下层士人群体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其中福建社区是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个案。相比上层士人教徒有较多的文献资料可供研究，有关中下层士人教徒的史料相对很少，事实上在1600—1620年间，竟然没有一个中下层士人教徒的名字被中西文资料记录下来。^[39]而稍后的福建教区则保留下较多相关中文史料，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中下层士人教徒的名字和资料都来自这一教区，因此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往往以此作为素材，而《口铎日抄》因其有二十五位编辑者、七十多位对话者皆是这一阶层的教徒，因而特别具有研究价值。

中下层士人虽多未担任政府官职，但在明清地方事务中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国古代，地方官僚机构一向人员甚少，“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40]主要是依靠地方士绅阶层和民间社会管理组织。地方的布政治事，不得不借助于士绅的帮助，因此中下层士人实际上是政府的辅治力量，“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朝廷之法纪，不能尽谕于民，而士易解析谕之。使转谕于民，则道易明而教易行”。^[41]同时，中下层士人在家族、乡族、会社之中往往具有很高的地位，明清间乡约、家规等盛行，他们多是基层自治管理组织的领袖人物，不仅充当着政府与民间的桥梁，而且在地方教育、出版、慈善活动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晚明中下层士人人数相当庞大，可能占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42]因此，当耶稣会传教的重点从两京转向地方之后，中下层士人阶层就成了天主教传播的核心阶层和最为活跃的一个人群。

在《口铎日抄》及其相关著作中可以看到，中下层士人信徒在福建传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绝非仅仅是传教士和广大平民教徒之间的中介者，而且已经成为当地天主教的领袖人物，自主自觉地领导当地教徒进行宗教生活，为天主教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作为助手，传教士在各地的传教活动都是在中国教徒的陪伴和向导之下进行的，他们同时充当了秘书和学生的角色。如福州的李九标、泉州的颜维圣、漳州的严赞化等人，他们不仅作为学生追随传教士，记录其言行，并且有大量对话就是在他们与传教士之间展开的。

第二，皈化教徒。由于他们在地方上的声望和影响力，他们可能吸引许多人对天主教的关注和兴趣，从而发展新教徒。在张赓的《口铎日抄序》中提到李九标入教之后静修三山堂一年，“归而诱化数百人，交相磨厉，其德与日俱新”，^[43]可见其能力。同时，入教常常是一个家庭或者整个家族甚至全村的共同行为。如李九标家族中可能有相当多的教徒（参见下节），还有不少朋友、邻居、学生等等也都受洗入教。张赓家族中，至少有其子张识、张就、其姐性福禄、^[44]亲家郑东里一家等等。(www.xing528.com)

第三，建造教堂。早期的教堂大多是由教会出资建造的，如南京教案前南京的教堂是由罗儒望、王丰肃购置建立的，一切所需钱粮都“自西洋国商船带到澚中”。^[45]而福建教区的教堂可能大多是由中国教徒或慕道人士集资建造或捐助的。如艾儒略在福州的坐堂福堂就是由叶向高长孙叶益蕃捐赠的。《口铎日抄》中有多处提到教徒们兴建教堂，在落成时则请传教士主持仪式，如1631年，李九标家乡新建圣堂，竣工时“诸友启请二司铎”，1636年8月26日，龙江“圣堂新建，轮奂一新”，艾氏称赞教友们“子等之建斯堂也，可谓劳勚功多矣”，^[46]可见这些教堂都是由当地教徒自行修建的。

第四，组织宗教社团。晚明各种民间组织十分活跃，从学术、政治团体到工商业会馆、乡约团体，数不胜数。福建各地教徒建立了一些不同目的的社团，仅在《口铎日抄》中提到的有：福州的善终会、泉州的仁会、福州的贞会、桃源的主保会、圣母会等等。这些会社显然是由教徒们自发自主地建立而并非由传教士组建的，如1634艾氏听说李九标等人组织贞会，对此表示了担忧：“闻子等共立贞会，吾惧功之未易守也。盖人之色念，多出于本情，故一遇而辄迷，不啻磁石之于铁也。”^[47]他并引用西方故事来说明“好色之情，出诸本情”，而勉励教徒们要“刚厉自克”。

第五，出版天主教著作。明末清初福建教区由中下层士人教徒编著出版的天主教作品数量可能相当庞大，其中许多已经佚失，因此很难确知其准确数量和内容，而只能从相关的著作中一窥其貌。如《励修一鉴》下卷中所引用的《德楷》、《主恩显锡》、《闽中钦崇范》、《德清圣迹记》等等。由于晚明福建雕版印刷业十分发达，士人皆以著书刊刻出版为时尚，如李九标、李九功兄弟都曾编撰出版过不少著作。另外，这一时期中国教徒的著作并不需要通过耶稣会的审查同意，^[48]因此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是自主完成的，常常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

此外，一些圣事活动也是由中国教徒自行完成的。由于传教士的稀缺，如临终付油等重要圣事不得不由当地教徒代替，有时教徒领袖甚至可以为新教徒施洗（特别是新生婴儿）。^[49]他们负责领导祷告活动，有些略懂拉丁文的士人可能会在弥撒时作神父的助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赓，在《口铎日抄》中他是唯一有权如传教士一般指导教义理解的人，如卷三中他劝勉贫穷的教徒“天教宜于贫贱，不甚宜于富贵”，与教外人士谈“尧舜可学但不以为娶妾藉口”。^[50]在张赓的著作中，《天学解惑》、《领洗告解要规》等教义问答作品都表明了他虽然只是一般信徒，但他完全可以代替神职人员进行圣事活动。

总而言之，中下层士人教徒是耶稣会试图将天主教推向民间的必然中介，他们在天主教深入传播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福建中下层士人教徒已结成自己的宗教团体，在共同的宗教生活中建立了明确的自我身份认识，有着共同的宗教目标和归属感。但他们首先是儒家士子，有着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追求，并有超地区的儒家学术交流，也归属于一定的儒家团体。应该说，士人教徒群体是包含在儒家这个更大的群体之内的，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从未脱离过这个群体，钟鸣旦将杨廷筠称为“天主教儒者”，这个称呼也同样适用于这一特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