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技术创新政策的影响研究成果

4.4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政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政策与文化三者之间应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图4-3），而且这三个要素与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如科学技术、产品、市场、法律环境、市场经济完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互动关系。因此，关于文化与技术创新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必须放在以上大背景中进行考察。

图4-3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政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于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政策的关系，在本书2.3已经进行了探讨；关于文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在本书3.3和3.4进行了探讨；

关于文化与技术创新政策的关系，在本章4.1、4.2和4.3进行了探讨。

从图4-3可以看出，技术创新政策对文化的修正，既可以直接地进行，又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等方式间接地进行；同样，文化与技术创新之间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政策发生关系；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政策之间可以通过文化发生关系等。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说，文化、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政策又与市场、法律、科技、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因素之间发生着更为复杂的相互作用。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政策和文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引入人的因素，我们需要把图2-5、图4-1、图4-2和图4-3进行综合，其结果如图4-4所示。图中为简化问题省略了区域文化，省略了技术创新政策和文化能够作用的部分单位和个人（如政策性银行，公益性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以及自由职业者等），省略了单位文化（如政府机构文化、大学文化、企业文化、研究机构文化和中介机构文化等）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图4-4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政策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前文曾提到，技术创新政策和文化只有通过人才能起作用，技术创新政策和文化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通过人来实现的，因此，突出对人（即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分析，对我们认识技术创新政策的运行机制及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政策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试图运用博弈论的有关理论，对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一具体分析。

（1）在技术创新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涉及的行为主体或利益主体主要有技术创新政策的主客体和相关的执法机构等。技术创新政策主体主要有决策者、被咨询者和参与者，其主导部分是决策者，即政府官员。技术创新政策客体，即技术创新政策的作用对象，主要有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部门等。按照博弈论的有关理论，这些利益主体都有各自的利益要求和目标；在特定的政策环境下，每一个利益主体都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自己的行动；他们可能无视技术创新政策的目标，在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进行各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变通，甚至会隐藏行为和信息，逃脱技术创新政策的约束。

（2）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其自身预期利益的最大化。执政者关心的是政绩和上级的赏识；企业追求的是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大学和研究机构关注的是其社会声望、科技成就和经济利益。可见，各利益主体的目标是不尽相同的。

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必须首先体现技术创新政策主体的利益，包括决策层、咨询层和参与层的利益。由于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决策层，所以其体现的主要是决策层的利益，即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必须使政府决策层的预期利益最大化。

但由于各利益主体的博弈是一个重复博弈的过程，所以技术创新政策主体（特别是其中的决策层）在满足自己利益诉求的同时，还必须兼顾技术创新政策客体（如大学、企业、研究机构和中介机构等）的利益，甚至全社会的利益，以确保下次能顺利当选或升迁。

当然，技术创新政策主体、客体的预期利益与全社会的预期利益不一定是相矛盾的。如某项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预计会使企业增加其R＆D的投入和技术创新活动，使企业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导致GDP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使有关政府官员有了政绩和升迁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政策主体、客体与全社会的利益就是一致的。(www.xing528.com)

（3）技术创新政策的实施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技术创新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继续追求其预期利益的最大化，并采取各种具体方式和途径实现这种预期；各利益主体将充分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并尽力规避对自己不利的政策，有时甚至不惜以身试法。

首先，在技术创新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各利益主体可能会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使政策目标难以实现或政策主体的愿望落空，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如为了实现技术创新政策的生态目标，有的地方政府决定关闭部分小造纸厂，以减少对水的污染。但由于小造纸厂是按照产量定义的，于是，那些污染严重，本应关闭的企业加速扩充生产规模，使自己按照产量标准不必关闭，结果造成了更多的污染。

其次，各利益主体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可能选择一些技术创新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禁止的行为，只要这些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包括机会成本^[3]和违规或犯罪成本等）。例如：政府官员由于其私利可能会产生寻租行为，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可能会发生侵犯知识产权和违背科学规范的行为，企业可能有偷税漏税骗税的行为，中介机构可能会有欺骗行为等。

再次，各利益主体选择的行动空间还取决于技术创新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成本。例如：对企业财务的监督成本越高，企业谎报R＆D费用的风险和成本就越大，从而谎报的机会就越小，政策实施的预期收益就越大。但是，政策实施的成本一般也是收益递减的。企业财务作假的越少，政府进一步减少作假所需要付出的监督成本就越高。所以，政府对企业只能保持一个适当的监督水平。这种监督水平和对违规者的惩罚力度将影响企业是否采取这种违规行为。

（4）文化对技术创新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影响。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实际上也是人们长期博弈的结果。由于其特有的历史传承性、惯性和惰性，它对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重要影响。

首先，文化传统影响了技术创新政策的目标。如在一个强调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天人合一）的国度，政府在制定技术创新政策时就可能会更强调其生态目标；而在一个强调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地区，其政府在制定技术创新政策时就可能会更强调其经济目标。

其次，文化传统影响了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如官本位与等级观念的文化传统将易形成专制统治和人治的政治文化，这反映在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中将更多地体现有关政府官员的偏好和利益，甚至可能为将来的寻租来设租，形成所谓“依法腐败”的现象。

再次，文化传统影响了技术创新政策的实施。目前在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这与我国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有关，也与我国文化传统中官本位和特殊主义的价值取向有关。在我国有些政府官员的心目中，法制观念较为淡薄，权大于法、情重于法的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也许就是“我爸是李刚”为什么这么流行的原因）。

最后，文化传统影响了技术创新政策的实施成本。如重义轻利、集体主义等文化传统将使全社会各利益主体淡化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导致全社会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大量出现，极大地增加了知识产权政策的监督成本和可能的处罚成本；对执法机构而言，受此观念影响还可能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而如果监督不力，处罚不重，就会使有些利益主体觉得有利可图，出现“理性侵权”的现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5）技术创新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加速文化的变迁。技术创新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改变人们行为的支付矩阵，加速文化的变迁。如诚信或创新的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经过长期的重复博弈，人们为了实现其自身预期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必然采取诚信或创新的策略，但这一过程可能会过于漫长。如果政府给诚信或创新的行为以额外的奖励，并加重对欺骗或保守行为的惩罚，则可以加快这一进程。另外，根据进化博弈论的观念，由于人们理性的有限性和不完全信息，一般情况下难以计算采取什么策略才能使其预期利益最大化，所以采取学习、模仿和从众策略有时也是可取的。这就为我们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加速诚信或创新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文化悖论”（见本章开始语）如何破解？这是本书讨论的主题之一。笔者的思路是从文化传统与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相互影响的关系入手，结合技术创新政策运行的基本环境（如经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区分短期和长远两个不同的时期展开分析。从短期看，文化传统不可改变（或改变的幅度很小），只能去适应。但从长远看，按照格龙多纳的说法，需要一种亲经济（非经济但又不反经济）的内在的价值观。这就必须使我国的文化传统发生变迁，即不断地进行边际调整。文化变迁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大势所趋；技术创新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只能加快或延迟这种变迁。

下文将探讨文化、技术创新和若干具体的技术创新政策（如知识产权政策、科技奖励政策、科技税收政策、政府采购政策和风险投资政策等）之间的关系，以使有关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

【注释】

[1]许多文献把此话当作是马克思说的，经笔者查阅原文，其实是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的《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所说。

[2]在一定程度上，政策的目的从科技到经济和社会的转向过程，就是科技政策转向技术创新政策的过程，因此，也可以把科技政策看作是技术创新政策的传统形态，把技术创新政策看作是科技政策的现代（或当代）表达。

[3]又称为择一成本、替代性成本，是指在面临"多择一"决策时，因选择了其中一项，而被迫放弃其他选项所带来的最大损失，也就是放弃其他选项中的具有最高价值的选项所带来的损失；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资源（如资金、劳动力或时间等）用于某项目而被迫放弃用于其他项目时，所可能损失的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