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客观述评，监测环境
人类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只有实现了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统一，人类社会才能和谐发展，社会个体才能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胡政之认为，新闻职业通过对国内外局势、社会发展过程中种种现象和问题进行及时的报道与评论，就可以使读者了解周围环境的变化并进而采取实际行动。所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述评有价值的新闻事实，不仅是媒体的当然使命，而且还是受众对新闻职业的殷切希望。
5.3.1 述评国内外局势和热点，提请当权者及有关部门注意
中国报纸素来与政治关系非常密切，报纸上刊登的政治消息和评论也深受政界和一般民众的重视，有时甚至会对政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各报因此热衷于发表言论，以监督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政府部门的政务活动。在全面抗战还未爆发尤其是1927年以前，胡政之屡屡通过述评时事来揭批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和监督当权者，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1916年底，日本寺内内阁上台后，高唱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日支亲善”论，企图用“中日亲善”的外衣掩盖侵略的实质，用政治渗入、经济控制的方法代替军事恫吓、外交讹诈的政策。一时间，亲善之声不绝于中日朝野。胡政之提请当权者切实注意这种动向，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国际之亲善，非口头表示所可尽其能事也。尤非口言亲善，而心怀别意所可售其奸也”，“居今日而言中日亲善，则吾甚望日本政府与国民先示亲善之实”，“为今之计，宜由日本政府彻底表示好意于我国民，日本国民亦宜根本改革其对我之态度与言论”。[22]胡政之希望中国朝野对日方与华“亲善”的言行要有清醒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之前，胡政之在《世界未来之经济战与中国》一文中，提请当局顺应工业化的潮流:“兹后当注意农政，谋原料生产之发达，图交通机关之普遍，多输出原料以抵输入，超过之损失，一面先改税率，嗣即裁厘加税，并以公司保息诸法，奖励制造诸业，以期渐进于工业国之列。”[23]在《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一文中，他认为，“中国改造之根本问题，尤在教育，方今资本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社会主义之实行，不过方法问题与时间问题”，他提醒当局“首当注意者，为一般国民之政治教育，盖往昔之政治，为特殊阶级之专业，而今后之政治，则国民全体之职务”。[24]1921年，北方五省发生旱灾，“区域之广，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来所未有”。旱灾引发了全国人民热情的筹赈和捐款。胡政之担心捐款捐物不能直接用于赈灾，提请有关机关注意——“为良心上责任计，务宜收支分明，公布用途”;对于侵吞赈灾物质、发难民财的人，应该公之于众并使之得到“舆论之裁制”。对于具体的赈灾工作，胡政之提出了三条建议供决策者参考:一是“设法为无力宣传之灾民，作机会均等之呼吁”，使灾民得到均等的救济机会;二是放赈办法应该统一而且应侧重帮助灾民恢复生产，“对于灾户，宜助以耕种之种子或资本，使有独立自给之机会”;三是决策者要切实解决灾区儿童接受教育的问题，“不能以给养为了事”。[25]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时，他提请“政府与社会有力者”应该将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引诸轨道，或加以保护，或予以主持”，因为“群众运动，善为节制之，确可为发扬民气之方法，国人今后万不宜再为忽视也”。[26]同年9月4日，英、美、法、日、意、荷、比、葡八国公使答复中国外交部，反对北京政府取消领事裁判权的要求。胡政之提醒国民和政府“不宜遇事徘徊，畏难自抑，致将机会轻轻放过”[27]。1928年皇姑屯事变之后，胡政之赴东北采访，发现东北的情形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日本人蓄意扩大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因此谈到吉林政情时，他直接地提出了敬告:“最足引吾注意者，日人势力视十年前大见膨胀。”[28]并以东三省与中华民国之关系、对直鲁的重要性提醒张学良能以大局为重，实行东北易帜。[29]1929年，中东路问题发生后，胡政之“再作东北之游以资考察”后，再次殷切地期望国民注意东北问题。[30](www.xing528.com)
以客观述评提请当权者注意时局的走向及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一直是胡政之新闻职业功能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观点，在胡政之整个新闻职业生涯中变化不大;但由于前后中国局势有明显的变化，胡政之客观述评的重心和力度因此也有较大的差异。早期对帝国主义的揭批和对封建军阀的批评，往往大胆而直接;但抗战胜利以后，胡政之不仅退出了采编一线，而且一再要求同人立言与人为善，尽量不要触怒当局以保存《大公报》。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转变?主要原因是媒介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抗战以前，由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也存在着较多的矛盾，所以新闻媒体指斥腐败、臧否时事、月旦人物的空间很大，风险却较小。抗战期间，战时新闻管制的实施和团结抗战的宣传，新闻媒体监督政府的作为有限。但是抗战胜利以后，国共非此即彼的政治生态使得媒介的生存环境变得复杂起来，基于公心、客观公正的述评也可能给予政治势力“合理想象”的空间;对腐败、不公等政府行为的检举和揭露，更可能被当权者以造谣、替共产党张目等借口进行报复，因此不得不小心谨慎。
5.3.2 述评重大新闻事件和新生事物，提请社会各界关注
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和新生事物出现时，胡政之都会审时度势地发表意见和建议，提请国人注意事态的发展。
1916年，法国人想扩大在天津的租界，强占属于中国的老西开。《大公报》连日对其进行重点报道，胡政之撰写了《敬告国民注意老西开交涉案》，以老西开一事关系到中国的国权和国土，号召天津人民坚持斗争，“勿以五分钟热心见笑于外人也”[31]。1917年4月，胡政之发表《今后实业界之隐忧》，他开篇就说:“欧战终结以后，世界经济战之潮流，将如万弩齐发，倾泻于中国，此不佞所屡言者也。”但是中国“政治界久成不死不活之现象，左支右绌，方苦于弥缝敷衍之无暇，安能望其高瞻远瞩规划此等事业。至于政客之流，方亟亟于标榜，声华剽劫实利，亦不能望其对于此等政策，有所建议。吾人失望之极，本不愿复有所言，但深思默念，实觉危机之来，日逼日紧，哀举世之梦梦又不能不大声疾呼，以唤起我国民之注意”。他还在文章中反复声明:“吾既为此文，非欲阻塞我实业界之新机，实欲曝其杞忧，以促国人之注意。”[32]在许多评论文章中，胡政之都发出了类似的敦促，如在《南满洲日本人土地商租问题》中说:“兹事关系至大，绝非仅一地方问题之性质，敢贡数言，以促国民注意，并望外交当局勿轻轻看过也。”[33]这表明了胡政之对媒介指导社会舆论作用的认识。在《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一文中，他提醒国人要防患于未然，努力加强政治常识的学习;而报刊，应该致力于为一般国民普及政治教育。如果给予参政议政的权利而国民束手无策或漠不关心，结果就只能或是“养成新官僚派”，或是“少数暴民，矫窃公意，成少数专制之局”。[34]在1921年北方五省旱灾时，胡政之除了积极报道灾情、提出赈灾建议外，还特别就赈灾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提请社会各界注意，如“此次筹赈，外国人似较一部分之中国人，尤为热心。而平民阶级之人，似比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更形活动。斯亦吾人不可轻轻看过之现象也”[35]。
胡政之认为:即便是碰到袁世凯钳制舆论这样的非常时期，“负有指导社会之职”的新闻记者，也不能保持沉默。[36]因为提醒当局注意和唤醒民众是报纸担负着指导社会舆论作用的具体表现，没有履行好这一职能，就意味着新闻业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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