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明朝修史不精，评论详略不均

（一）宋濂等《元史》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忙于恢复社会经济和改革政治制度，并着手进行统一工作，以巩固其统治，对修史工作并不重视，但也下过修史诏令。洪武元年（1368），下诏修《元史》，谕廷臣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并提出编写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洪武御制全书·宝训》卷六）。又谕詹同等人“史事贵直笔”（《国榷》卷二）。明初编写史书的又一目的，是网罗前朝遗臣为新朝效力；并借以消除他们的反抗情绪；表示偃武修文，以粉饰太平。次年，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赵?、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傅著、谢徽、高启、曾鲁、赵埙等16人为纂修官，二月于南京天界寺设立史局，八月成书。有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这是明修《元史》的第一部分。因元顺帝无实录，元末事迹缺乏，未成全书。于是派欧阳佑等人收集顺帝一朝资料。洪武三年（1370）二月，重置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任总裁官，朱右、贝琼、朱世廉、王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俞寅、殷弼、赵埙等15人为纂修官，七月，写好未完成部分。有本纪10卷，志5卷，表2卷，传36卷。前后两次修史，共成《元史》210卷（实际212卷），近180万字。此书记载自元太祖元年（1206）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160多年的历史。

总裁官宋濂（1310—1381），祖籍金华，后迁至浦江（今属浙江），原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幼年好学，读《蒙求》，一日读完。9岁时能作诗，29岁时，乡试不中。以后不断努力，学业大进，以经学著称于世。元末被诏聘为翰林院编修，他固辞不就，入龙门山著书。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起义军攻下浙江金华，召见宋濂，授五经师。次年，由李善长推荐，与刘基、章溢、叶琛一起至应天（今南京），授江南儒学提举，后命授太子经，改起居注，仍为太子经师。他居官内廷，小心谨慎。洪武九年（1376），授翰林院学士，兼修国史。次年，68岁致仕。洪武十三年（1380），长孙宋慎犯罪，宋濂受牵连，遣戍茂州（今四川茂县），行至夔州，因病而死，时年72岁。到明孝宗时，才“复其官”。武宗时“追谥文宪”（《明史·宋濂传》）。宋濂自少至老，手不释卷，于学无所不通，尤以经学称于世，对史学也有研究。《元史》中撰写《儒学传》中的《胡长儒传》。《孝友传》中的《郑文嗣传》及《余阙传》。著有《宋学士文集》，史学著作有《洪武圣政记》和《浦阳人物记》。

王祎（1321—1373），字子充，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幼敏慧，从柳贯、黄?学古文，遂以文章著名。元末，为书七八千言上时宰。经危素、张起岩推荐，不报，未录用。隐居青岩山，著书立说，其名日盛。朱元璋取婺州，召为中书省掾史，随朱元璋征江西，献颂诗。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明史》卷二八九《王祎传》）朱元璋创设礼贤馆，置王祎馆中，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后迁侍礼郎，掌起居注。又任同知南康府事。朱元璋为吴王时，召回，议礼。

洪武二年（1369），修《元史》，王祎与宋濂为总裁。“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明史》卷二八九《王祎传》），成绩显著。《元史》完成后，提升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洪武五年（1372），王祎奉命招谕云南，谕梁王归降。梁王犹豫不定，适值元臣脱脱至云南征饷，威胁梁王，杀害了王祎。建文时，诏谥文节。正统时，改谥忠文。成化时，建祠祀之。《元史》中的《天文志》、《河渠志》、《郭守敬传》、《许衡传》，为王祎所写，可称《元史》之精华。

很多人根据钱大昕的评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强调了元史的缺点，这是不全面的。例如，沈约《宋书》8个月而成，脱脱等人《辽史》仅用9个月。当然《元史》之规模大于《宋书》及《辽史》，但都是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怎能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呢？说到“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更不是事实。笔者认为：《元史》的优点，主要是保存了一些失传的珍贵的原始资料。当时利用了失传的元代十三朝《实录》，加上睿宗、顺宗《实录》，实际是十五帝《实录》。据《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载：徐达进入元都，“封府库，籍图书宝物，令指挥张胜以兵千人守宫殿门，使宦者护视诸宫人、妃、主，禁士卒毋所侵暴”。而元代实录，尚称审慎。撰述人又是姚燧、袁桷、欧阳玄等文学老手，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www.xing528.com)

《元史》中《天文志》，根据郭守敬所创简仪、仰仪等多种仪器所测量推算出来的天文现象，比各史《天文志》都较为明确；《食货志》、《百官志》、《兵志》、《刑法志》则采自虞集等人所修的《元经世大典》，这部书大部失传，有些内容只能在诸志中看到；《地理志》根据失传的《大元一统志》整理而成。后来的明朝《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清朝的《大清一统志》，都参考《元史·地理志》编写。《河渠志》依据郭守敬成法及欧阳玄《至正河防记》等书，把运河、黄河、沟渠等水利情况，叙述得有条有理。此外，元顺帝的时事，修史人多耳闻目睹，并有调查采访的材料，记录较为充实。总之，《元史》各志部分较好，基本上能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

当然，《元史》的缺点是明显的。修撰《元史》，仅用331天，仓促成书，谬误百出。列传部分，采用编年体记事。中统（世祖忽必烈年号）以前，未有年号，以甲子记岁；中统以后，采用年号，是为特例。人们评论《元史》，讥其列传。主要是用志铭之文，不知删削。引案牍旧文，失于剪裁。即缺乏整理和加工。例如，卷一三八《脱脱传》，叙述六合之战，竟称朱元璋的军队为“贼”，显然是直录原文的结果。《元史》详略不均，编次不当，考核不精，事实多误。同名异人，没有区分，一人称谓，前后互别。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由于朱元璋性情酷刻，限期成书，修史人员不敢稍延。宋濂、王祎等人虽然学识渊博，但不懂蒙文。虽有蒙古人参加撰写，他们又不懂历史。加之蒙元统治者对重要史料，秘不外传，使《元史》取材不广。对一些重要史料，如《元朝秘史》、《皇元圣武亲征录》没有采用。陶宗仪《辍耕录》、耶律楚材《西游录》等书，都没有注意利用。《元史》还有简略和遗漏之处。如《太祖纪》叙述其先世，不过千字，实在简略。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元史》也不记载。蒙古三次西征及在西北建立的三大汗国，记载甚略。对中外交通、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等等，更缺乏记录。

洪武末年，朱元璋也发现《元史》的缺点，曾令诸臣制定修改计划，但没有实现。解缙奉命撰《元史正误》，许浩写《元史弼违》，朱右写《元史补遗》。到清代，改写《元史》的人层出不穷，说明《元史》确实存在不少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