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王朝向西方开拓政策的成败与得失 ——兼论人才在封建王朝向西方拓土中的重要作用 杨东晨
(陕西历史博物馆)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与两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王朝统一中国后，都曾向西部(含北部)拓土，保卫边疆安全。他们向西部用兵、开拓的精神，对后世人是个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尤其是两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中国西部经济的开发和文化交流，而且也促进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研究这段历史，探讨其成败和得失，可起到如唐太宗说的“以史为镜”作用。
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向西方用兵拓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当秦国从西戎地(今甘肃天水)打向东方，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时，北狄族系的匈奴在阴山(位于今内蒙古中部，由狼山、大青山等组成，南部为后套、前套平原)崛起，征服北方民族各部，建立了匈奴单于国，秦、赵、魏三国分别筑长城阻止其南侵。《史记·匈奴列传》云:自陇以西(今甘肃)至辽东(今辽宁辽阳市)，位于秦、晋、燕以北的少数民族，“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其中的狄及部分戎部，多被匈奴所吞并。秦朝建立前，匈奴单于国的势力已西达今甘肃敦煌、酒泉，东达辽东，占据蒙古草原，东西横跨千余里。秦始皇为维护国家统一，令蒙恬率30万大军防守北边，又自临洮(今甘肃岷县)向东至辽东修筑万里长城，将匈奴阻隔在长城以北。“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1]。秦朝在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置县，移民屯戍，称“新秦中”。秦朝的西方版图只达今甘肃岷县，以西、以北均为匈奴或西域一些少数民族所控制。
二、西汉王朝向西方与北方用兵以维护国家统一
秦朝短命，尤其是扶苏、蒙恬等被宦官赵高害死后，边境防御力量减弱，匈奴复攻占河南地。冒顿单于乘秦末中国内乱之机，东征西伐，控制了从今新疆至朝鲜的西方与北方广大地区。“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以龙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为单于庭，建立健全官制，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单于妻子称阏氏。“贤”，匈奴人称“屠耆”，因而左右贤王(由单于的儿子担任)又称“左屠耆王”、“右屠耆王”。匈奴族中，以大姓呼衍、蓝及后来的须卜三姓为荣贵家族。他又将辖地分为三部分:今河北蔚县以东至朝鲜，由左贤王管理;今陕西榆林以西至新疆，由右贤王管理;中间水草较丰富的平原地区，由单于亲自管理。“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3]。汉高祖从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度出发，率大军40万人击匈奴，结果被冒顿单于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以失败后改行“和亲”政策而告终。从高祖至汉景帝(匈奴则从冒顿单于至军臣单于)时期，汉朝对匈奴一直实行此策。这是在匈奴强、汉朝弱的情况下不得已所采取的。
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后，国家经济历66年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4]。经济的繁荣，使军事力量增强，政权更加巩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便召集大臣议事，决定征讨匈奴、统一中国的大计。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及文化发展上说，无论是汉帝出兵岭南、平定西南夷，还是征讨北方或西方的匈奴，都是正义之举。从匈奴当时的社会状况看，还是奴隶制单于国，各级统治者除占有大量的牲畜和剥削牧民、奴隶外，通过课税压榨人民。如单于在每年秋天马肥牛羊壮时，“大会跎带林，课校人畜”[5]。护送宗室女公主远嫁匈奴老上稽粥单于为阏氏的使者中行说(宦者)，勉强成行后，至，降于匈奴。他“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6]。匈奴还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又向东北的乌桓征收皮布税。这就是说，匈奴的社会制度严重影响着从今新疆至朝鲜辽阔地区内经济的开发和文化发展。汉武帝通过战争，推行汉朝封建制，传播汉文化，对这一地区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利的。
三、东汉王朝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向西方征伐扩土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国力衰弱，王莽又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压迫政策，引起怨恨，纷纷乘中国内战而发展势力。王莽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匈奴铁骑向西域深入，焉耆国叛汉归依匈奴，杀汉朝西域都护但钦。天凤三年(16年)，焉耆、姑墨、尉犁、危须等释仇联合，共同抗击王莽派的五威将军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等汉军，袭杀王骏，郭钦带军东返，李崇收集余众，驻守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数年后，李崇去世，西域绝通，渐为北匈奴所控制。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致力于统一中国的战争，重建各级政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无力顾及西域。至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4年)，东汉经历49年的恢复、发展生产，社会秩序稳定，经济与军事力量增强，复又开始经营西域，开发西部经济。汉章帝执政期间(公元76—88年)，西羌渐强，成为西部一大边患，征讨羌族的战争绵延不断，致使西方(主要今甘肃和青海，涉及宁夏及陕西部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自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后，直到秦统一中国，战争多发生在王朝建立以前或稍后。王朝建立后，都要程度不同的、时间有长有短的给人民以“休养生息”机会，国家在这期间也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一般说，在王朝政权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后，才能以较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向偏远或落后的地区开拓(除非像周武王执政后数年去世，东方发生大规模叛乱，年幼的成王不得不使周公旦率大军平叛)。秦朝建立后，始皇帝好大喜功，没有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不给饱受长达500余年战争磨难的“黔首”以“休养生息”之机，也未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而是马不停蹄地北征匈奴，南伐百越，大兴土木，修筑万里长城等，结果不仅未拓展到西域，而且还在短暂的15年后丧失了政权。西汉王朝是在“文景之治”后，东汉王朝则是经历光武帝及明帝前期后，即两汉王朝都是在政权巩固、经济与军事力量强大后，才向西方(含西北方)用兵扩土的，不仅取得了扩土事业的成功，而且还给王朝和人民带来了利益，使国家更加富强。这也就是秦与两汉时期所进行的同是正义的扩土战争，但却未取得相同之辉煌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略和人才是经营西方成功与否的重要原因
一、秦王朝向西方拓土未取得多大成果的原因
自从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国”后，要在戎族势力较大的“西垂”(今甘肃天水)得以生存，就得一面与戎部友好相处，一面进行防御或争夺之战(当时兵民一体)。从秦襄公至秦王政即位时，不仅“秦地已并巴、蜀、汉中(今四川及陕南)，越宛(今河南省南阳市)有郢(今湖北江陵)，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今陕西榆林)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今陕北及山西省);东至荥阳(今属河南，在郑州西)，灭二周(今洛阳及巩义市)，置三川郡(今河南西部)[7]，而且有一支经历400多年战争锻炼和考验的强大军队，被山东六国称为“虎狼之师”。“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8]。即秦始皇建立秦朝时，其强大的军队可以说是“天下无敌”。若秦始皇在新的形势下，能改变“法家”的统治思想，以《吕氏春秋》作为新建王朝的统治理论，派蒙恬率大军防御匈奴南侵，把战争及劳役停下来，使人民安心从事生产，恢复和发展经济，在天下真正稳定、各民族真正融合为一体后，再兴土木和向边远地区开拓，怕秦朝的历史又是一番景象了。此外，从秦朝“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今广西)，百越之君(今广东和越南北部等地)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9]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是名将蒙恬、“尉”嚣及佗等，未见到秦始皇派的“贤”吏或使者，怕在长城沿线和岭南仍是以军事管制为主要统治手段。就秦朝向西扩土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今甘肃岷县)”[10]，未取得向西方拓土的多大成果。
二、西汉王朝开辟“丝绸之路”取得成功的原因
西汉王朝从汉高祖至景帝时期，对匈奴一直实行和亲政策，“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11]。高祖与汉文帝时，先后两次以宗室女封为公主，分别嫁于冒顿、老上稽粥单于为阏氏。但匈奴时有小规模的侵汉战争，傲慢地致书侮辱高后。对汉文帝不奉行臣子之礼，杀汉北地郡(治所在今甘肃庆阳西北)都尉孙，南侵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汉大军出击，匈奴老上单于退走。“匈奴日益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辽东(治所在今辽宁省辽阳市)最甚，至代郡(治所在今山西平遥西南)万余人。汉患之，乃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档户报谢，复言和亲事”[12]。军臣单于立，四年后与汉朝绝和亲政策，大举南侵，“入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13]。汉文帝派大军出击，匈奴大军退走。汉景帝即位(公元前156年)后，不能忍受匈奴军臣单于的傲慢和无礼，欲反击，但因“赵王遂乃阴使人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战约”[14]。毋庸讳言，在“和亲”的66年中，汉朝是处在不平等、不互利的侮辱中。因此说，汉武帝根据变化的新形势，抛弃“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以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绝“和亲”，大举征讨匈奴，彻底解除边患，完全是正义战争，绝非民族压迫或侵略之战。汉武帝征伐匈奴的战争，昔日不少论著都作过叙述，不再重复。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汉武帝的战略是先北后西，发动讨伐战争前先行施外交于西域，再以外交和战争两种策略向西方开拓。加之人才济济，终于开辟了“丝绸之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张骞、堂邑(今江苏六合县北)故胡人后裔甘父(简称堂邑父)等36人，在建元二年(公元前39年)奉武帝令携带礼物出使大月氏(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流域)，欲劝说仇恨匈奴的大月氏王与汉朝联合，共同征伐匈奴。张骞一行从长安(今西安市西北)出发后，经陈仓(今陕西宝鸡)向西，越过陇山到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南)，被匈奴军队扣留，送往军臣单于庭“龙城”，礼品被没收，人员多被杀。幸有堂邑父会说匈奴话，他和张骞等才留下性命。单于逼他们归降，不从。单于又嫁匈奴女子为骞妻，企图诱张骞降于匈奴，仍不从。单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15]。后来，在“胡人妻子”等的协助下，张骞、堂邑父等人伺机逃走，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今俄罗斯费尔干纳盆地)，入王城贵山城(今费尔干纳盆地卡散赛)。大宛王早就羡慕汉朝，欲通使，无机会，见汉使到来十分高兴。问张骞:“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16]大宛王便派人护送张骞(妻子与儿子同行)、堂邑父等至康居国(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巴尔喀什湖和威海之间)。康居国王又派人护送张骞一行至大月氏，不料大月氏王已被匈奴所杀，由其儿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17]。张骞等向大月氏王宣谕皇恩后，又在其军队保护下到达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之后，他们东返，归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才回到长安。汉武帝表彰出使十三年，尽历苦难而不变节的使者，拜张骞为太中大夫，拜堂邑父为奉使君。张骞、堂邑父的出使西域，虽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沿途与所经诸国的风土人情、地理形势等情况，却被汉朝所掌握，为汉武帝向西域开拓奠定了基础。这年匈奴左谷蠡王伊稚斜(军臣单于诸弟)已自立为单于。
在张骞、堂邑父等还未回到长安时，汉武帝就派将军卫青、公孙贺、李广、韩安国各率骑军1万人北击匈奴(公元前127年)，收复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伊稚科自立为单于后，匈奴骑军大举南侵。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大将军卫青带六将军北击匈奴，骑军达10万人。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军出陇西征讨匈奴，迫使浑邪王率众4万人降汉，收复今甘肃河西走廊以东地区。至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军在东北、北方、西北三面，对匈奴的征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形势下，汉武帝采取了以军事、外交两种手段向西方拓进。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率大军北击匈奴;张骞等则奉命出使乌孙等国。这次出征，骑兵达10万人，步兵达数十万人，共杀、俘匈奴约6万人。汉军收复被匈奴侵占的地区后，分别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北)、酒泉郡(治所在今甘肃酒泉)、武威郡(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张掖郡(治所在今张掖)、敦煌郡(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切断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渠道。与此同时，张骞的外交活动也在积极地进行:持金币去见乌孙(在今新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一带)昆莫(王)，施礼赐物毕后说:若能返回故地(今新疆罗布泊)居住，则汉朝将嫁公主为昆莫妻，结为兄弟，共抗匈奴，匈奴指日可破。但因“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18]。张骞分别派使者入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波斯)、身毒(今印度)、于(今新疆和田)、弥(今新疆玉田县克里雅河附近)及诸旁国者，“颇与其人俱来”，诸国“始通于汉矣”[19]。从此后，“汉使者去西域者频于道，岁中使者多至十余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20]。频繁的出使，引起楼兰、姑师等国厌烦，便抢劫使者财物。元封三年(公元前106年)冬十二月，汉武帝派将军赵破奴率大军击破姑师，俘虏楼兰王，西域的36国中大多数归汉。乌孙昆莫惧，亦表示愿娶汉公主为妻，与汉“结为昆弟”。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征大宛取得胜利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今属新疆)、渠犁(今新疆库尔勒)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21]。可以说，屯田校尉是西汉在西域建置的开始。
经过不断的经营，至汉昭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正式设立了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即今新疆轮台东野云沟附近，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新疆天山南北，西包葱乌孙、大宛、葱岭一带的西域诸国地区)，使今宁夏北部、甘肃、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归入了中国的版图。司马迁在总结汉武帝向北、向西扩土的功业时说:“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22]将军、外交使者的勇于开拓进取，人民的支持，是西汉王朝向西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东汉伟大史学家班固叹:“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23]又曰:“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今属新疆)、车师(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大国莎车(今属新疆)、于阗(今新疆和田)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24]粗略统计，西汉王朝在北击西伐匈奴与外交活动中，先后任用的军将、使者多达三四十人。卫青、霍去病、李广、苏建、公孙敖、李广利、赵充国、郑吉、王骏、李崇等可作为武将的代表;张骞、堂邑父、苏武等可作为使者的代表。他们在以武力和外交手段向西方(含西北方)开拓中，为西汉王朝作出了重大贡献。史学家范晔亦云:“汉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注解:自李广利征讨大宛之后，屯田渠犁，置使者领护营田，以供使外国也)。宣帝改曰都护(注解:宣帝时，郑吉以侍郎田渠犁，发兵攻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其后匈奴日逐王降吉，汉以吉前破车师，后降日逐，遂并令护车师以西北道，号曰都护。都护之置，始自于吉也)。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市交河城)。哀讫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25]这是对汉武帝至王莽新朝之开拓、经营西域成败得失的系统总结。当然，西汉王朝在拓土战争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很高的，仅以汉武帝时期的征匈奴、开辟与保障“丝绸之路”的战争说，“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类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历朝历代为维护国家统一向边远地区拓进中不可避免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世上没有不付出代价的和平或利益。
三、东汉王朝恢复“丝绸之路”畅通的得失
王莽新朝地皇年间(公元20—24年)，西域同中原断绝了交通，鄯善、车师等国对莎车王的剥削、压迫不满，投靠了匈奴。于是不愿意被莎车奴役，奋起杀统治他们的莎车国将军，又灭莎车国，斩其王“贤”。匈奴召集西域15个国家的军队攻于阗，于阗国王惧，降于匈奴。匈奴复控制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后，不断向东侵略，攻占了天山地区(今甘肃祁连山一带)。幸有更始帝刘玄派的张掖(今属甘肃)都尉窦融(更始政权亡后，与中原隔绝，他被诸郡太守推举为河西大将军，移驻武威，防御匈奴，护卫河西)抗击，匈奴才未攻占今甘肃祁连山以东的地区。东汉初年，西域的形势是比较复杂的，“匈奴敛税重苛，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至汉明帝永平初年时，北匈奴胁迫诸国“共寇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郡县，城门昼闭”[26]。这就是说，东汉王朝的国土遭到了匈奴及西域诸国的威胁和侵犯，形势迫使汉明帝必须改变对西域的漠视态度，全力征伐北匈奴，使西域诸国摆脱其控制，重新恢复“丝绸之路”，统一西域诸国。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调集边境军，令太仆祭彤、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来苗与南匈奴、乌桓、鲜卑、羌胡骑军4万余人，分四路出塞打击匈奴。其中的三路向北及东北，征伐匈奴主力军，作为牵制，以保证窦固大军的西征。窦固(班超随征)的大军在河西诸郡军队、吏民的协助下，顺利到达天山，与统领西域事务的匈奴呼衍王大军在天山激战，大败匈奴军，呼衍王带残军西撤，汉军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屯军于伊吾庐(今新疆哈密)。窦固派班超以“假司马”职和从事郭恂等出使西域，展开外交活动。班超以其智慧和勇敢，入鄯善国(今新疆鄯善)后，和众人谋杀匈奴的使者，使鄯善王叛匈奴归依汉朝。接着，他们一行向于阗(今新疆和田)进行，于王惧，杀匈奴使者而归依汉朝。西域诸国王闻，纷纷叛匈奴归服，西域复归于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等，奉明帝令出敦煌(今属甘肃)，击破白山(今新疆天山)的匈奴于蒲类海，前、后车师(均在今吐鲁番市)王惧，降于汉，复设西域都护府(东汉时治所在龟兹它乾城，即今新疆新和县西南大望库木旧城)及戊己二校尉。己校尉府城设在车师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戊校尉府城设在车师后王金蒲城(本名金满城，讹作金蒲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护堡子)，切断了匈奴与西域的交通。
匈奴不甘心失去西域，乘汉明帝驾崩、章帝初立之机，发动侵犯西域的争夺战。明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40里附近)、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乘机反叛，杀西域都护陈睦，车师前、后王部叛汉归依匈奴，形势危急。汉明帝采纳大臣们的建议，罢西域都护府与戊己二校尉，令班超回京师洛阳，放弃西域。班超英勇无畏，不忍弃西域，在于阗国王等支持下，说服一些动摇的国君依附汉朝，与匈奴相对抗。建初五年(公元80年)，章帝应班超的请求，派假司马徐干率军千人支援，又派使者去安抚乌孙。建初八年(公元83年)，汉章帝任班超为西域长史、徐干为军司马，加强对西域不叛之国的控制。班超依靠于阗国的军队，迫使莎车叛匈奴归汉，稳定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击败龟兹，打通了西域南道，威震西域。
汉章帝驾崩，和帝继位(公元89年)，派大将军窦宪征伐北匈奴，取得重大胜利，北匈奴单于远逃，车师、姑墨(今新疆阿克苏)、龟兹、温宿(今新疆乌什县)等国均又归服汉朝，复设西域都护府，任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之后，焉耆、尉犁(今新疆库尔勒)亦归汉。至此，西域55个国家尽为汉朝的属国，“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超年迈回京，新任都护任尚不能正确对待诸国，激起民怨，攻其驻守的疏勒。汉和帝召回任尚，任命段禧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仍不能稳定局势。汉和帝无奈，派兵迎回汉军，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北匈奴乘机侵入，又控制了西域诸国。
汉安帝继位(公元107年)后，面对匈奴与西域役属国东侵的形势，采纳敦煌(今属甘肃)太守曹宗的建议，派敦煌长史索班带军千人进驻伊吾庐(今新疆哈密)。对匈奴役使不满的车师前王、鄯善王复叛匈奴而归服于汉。车师后部王在匈奴支持下派军攻索班，杀之，驱逐车师前王。汉安帝怒，采纳班勇(班超之子)的建议，在敦煌置西域副校尉，处理西域事务。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汉安帝拜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军500人入西域，以军事、安抚两种策略与匈奴争夺西域。至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时，班勇又收复了西域52个国家，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秦朝、两汉在战略上都是先打击北部匈奴右部，再打击西方的匈奴。所不同的是:两汉在西征中又积极地开展了外交活动，能够在征服后团结西域诸国，安抚人心。范晔论曰:“西域风士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路，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27]可见征服、安抚、治理(即军事打击、外交活动、建立统治政权)是对新开辟(或收复)地区加强统治的三个重要手段(有分步进行与同时交互使用两种情况)。而在行使“三种手段”中，人才(含武将文臣)尤为重要，可以说是巩固对新辟地区统治的决定因素。
四、秦汉在经营西部中征伐与安抚西羌政策的得失
西羌与氐又泛称西戎，来源的说法不一(文献多载出自三苗)。考其初史，当为甘青高原土著氏族部落，姜姓炎帝支族徙入其地后，以其较先进的文化，一度曾被羌人推举为首领，故羌人尊炎帝为祖先。尧舜时，尊姜姓炎帝为祖先的三苗在江汉地区被打败后，部分三苗人被迫迁于三危(今甘肃敦煌)，与戎(羌)族融合，成为西域族的一部分。这便是“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28]之说的原因和道理。夏、商、周时期，西戎、羌、氐、羌氏之称并存，与三代王朝有战争有交往。他们不仅从距今约六七千年前起就开发着陇山以西地区的经济，而且还参与了华夏族对陇山以东地区经济的开发。
1．秦朝在经营西部边疆中与羌族的关系
秦人与戎(羌)有不解之缘，从三代起就与戎有战争交往或婚姻关系，春秋后，更是在与戎的征战中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战国时，秦国除与山东六国征战外，戎族方国(如大荔戎、义渠戎等)仍是其打击的对象之一。单以河湟(今甘肃与青海交界地区)羌族说，其祖先“无弋爰剑”曾被秦国虏入为奴隶，逃走后入河湟并在后来发展为诸多种羌，聚居、活动于赐支河(又称析支或赐支河曲，指青海境内羌人居住之黄河的一段，在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内)、湟水流域(今青海化隆与甘肃民和回族自治县)，当时羌人地区是相当落后的。“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戈，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29]。他下传四代为“忍”(弟叫舞)，在其伯父“卬”率众离开赐支河西徙时，兄弟二人独留居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多娶妻生子，繁衍发展为17种羌。忍有子研，英勇豪爽，羌族便以其名为号，称“研”种羌。“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奉既并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30]。这就是说，秦朝时羌族被驱逐在万里长城以北(即今甘肃岷县以东的长城沿线以北)，与匈奴、汉族等人民一起，在开发当地经济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西汉王朝时期与羌族有交往有战争
西汉初，羌族多被匈奴所役使，有的在边远地区以游牧为生。至汉景帝(公元前156—前140年)时，湟中“研种羌”首领留何归服，率大部分羌人徙居于陇西郡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临洮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及羌道(今甘肃舟曲县)等地，未徙者仍留居湟中。他们无论是归属于汉，还是役属于匈奴，都各自在其地区生产、游牧、生息。
汉武帝继位(公元前140年)后，先后出动数十万大军征匈奴(含役属的诸羌)，击西羌，渡过黄河及湟水，修筑令居塞(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处在湟水流域通向甘肃河西走廊的要冲，武帝筑塞、通渠、置田官吏卒于此)，设河西四郡(即张掖、武威、敦煌、酒泉郡)，统一西域(今新疆及以西地区)，开辟“丝绸之路”，西土尽为汉所有。从此，“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相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31]。后来，先零羌、封养、牢姐等种羌(约在今青海省湟水流域至青海湖一带)，解仇和好，连结匈奴，共10万大军攻汉境之令居、安故，进而包围罕(今甘肃临夏)，形势严峻。汉朝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军10万人征伐，匈奴败而走，先零等种羌归服，在令居置护羌校尉，持节统管诸种羌。羌人不习惯汉法，纷纷离开湟中，游牧于西海(今青海湖周围)、盐池(今青海湟源东南)左右。其后，烧当、先零等种羌虽有叛乱，但终西汉一朝，西羌未构成什么对汉边境的威胁，对荒远地区经济的开发却起了积极作用。
3．东汉与西羌的战争多于友好相处
东汉王朝建立后，西羌已发展为西方较强的民族势力，多达150余种。羌人“支系繁多，分布很广，北自秦陇，南至蜀汉以西，包括今之甘肃、青海、四川西部、西藏和新疆昆仑山区，都是它的分布区”[32]。位于西部的主要是先零羌(分布在今甘肃东北部、宁夏、陕西北部)、烧当羌(分布在今青海省湟水流域至青海湖地区)、钟羌(分布在今青海省黄河以南的东南部地区)、发羌及唐羌(二者分布在今西藏雅鲁藏布江地区)，其间又交错相居着许多大小不同的种落。即羌族有足够与东汉王朝对抗的力量。二是游牧民族“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民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33]。生活、生产资料的不足或缺乏，使这个善骑射的强悍民族与匈奴族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强的掠夺性，这也是古代单一经济形式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战争手段(包括其部与部之间、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掠夺战)。三是羌族支系繁多，各有首领，分散谋生，“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酉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34]。酋豪之间常为争夺土地、财产、水草及“附落”而互相械斗，还常有血族之间的仇杀。“羌人所以易制也，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颜师古注:“羌人无大君长，而诸种豪递相杀伐，故每有仇雠，往为相报”[35]。其落后的社会组织和习性，很难接受汉制度、汉文化，往往出现反抗的战争。以往人们在研究东汉与羌族长期的战争时，爱用“羌族不满汉族的压迫”一句话概括之，是不全面的。
秦朝、西汉时期，羌族分散、弱小，又被分隔在长城内外，不能交通。西汉末年，国力衰弱，无力顾及羌、匈奴等少数民族，烧当羌已传至滇良为酋豪，乘机而摆脱汉朝的统治。“王莽末，四夷内侵，及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故纵，寇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陇西(今甘肃临洮)。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拒”[36]。从汉光武帝至汉献帝，对西羌发动大小上百次战争，战场广及今西北五省区及四川、西藏，羌族始终未屈服。众羌“东犯赵、魏之郊(今山西与河北交界地)，南入汉、蜀之鄙(今四川)，塞湟中(今青海东部)，断陇首，烧陵园(今陕西关中西汉帝陵)，剽城市，伤则踵系，羽书日闻”[37]。战争给汉、羌人民都带来了很大的苦难和损失。就东汉方面说，付出的战争费用，“日耕千金之资”，仅“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38];将士死伤甚多，“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并(今太原)、凉(今甘肃)之士，特冲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微纟墨而为虏，发家露□，死生涂炭”[39]。从羌族方面说，伤亡不计其数，马、牛、羊丧失更多，民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尤其是汉将为邀功封赏，残酷杀害羌民以报功。“或枭□酋健，推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杀羌民，血流成河[40]。相比之下，两汉对西域的治理政策比较成功，对西羌地区的治理政策较差，尤其是东汉时期更为严重。“羌族和汉族人民所遭受的上述灾难，是由于汉朝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政策，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压迫政策，是由阶级关系决定的。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又有它存在的必然性”[41]。东汉时期羌族的叛乱，与其本身的分散、落后性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上已述。
向西方开拓对汉朝与诸民族具有重要意义
范晔在总结东汉及其以前历代王朝对待少数民族的经验、教训时，说了几乎是普遍规律的“真理”性话，深深揭示出了问题的实质。这句话就是:“王政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42]秦朝短暂，姑且不论。秦亡后建立的西汉，西汉后复立的东汉，都是在其政权巩固、国力强盛时击破匈奴，开辟或恢复“丝绸之路”的。西域无论是36个国家，还是分立的55个国家，但都有其国家实体，加之它们曾受到匈奴奴隶制单于国的残酷奴役，对封建制的汉朝经济和文化有向往之心，所以容易接受汉文化，并在汉朝军事、外交攻势下，归服于汉朝。至于被汉朝安置在“属国”内的匈奴族，在与汉族的相处中，也逐渐学会农耕，会汉话，渐融合为汉朝的民户。而在两汉政治混乱、国力衰败时，匈奴与西域的诸国则会发生叛乱，局势就会不稳定。
羌族在西汉时有数十种，东汉时多达150多种，一直各自为生、征战，未形成国家实体。有时它们也会释去种落间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反抗汉朝的统治，但在短暂的联合后，又会分散自立。有畜牧与农业兼备的种落，生产、生活比较安定，单纯游牧的种落为生存则多发生争抢财物的械斗。又因羌族没有能约束各部的统领酋豪，故汉朝也无法设“市”，互相交换所需的物品。东汉王朝虽然也徙先零羌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居住，但只是安置了很少一部分，且收不住他们喜爱游牧的心，遇机会即叛乱。这也是东汉在处理与羌族关系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以往对待少数民族的成功做法是:“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诸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43]两汉没有按成规办，而是想通过战争征服羌族，使他们变为民户，显然失当。“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今陕西关中)。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44]此论符合先秦的历史实际，不符合秦汉“大一统”的形势，尤其是两汉打通“丝绸之路”与统辖西域后，就不能对处在沿途两旁地区的羌族置之不理，更不会容忍其掠夺财物和阻断通西域的道路。
秦汉，尤其是两汉对西北、西方的开拓，是大一统王朝建立后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奴隶主阶级还是封建地主阶级，出于它们的阶级本能，都制定和执行一条民族压迫政策。当时的汉王朝也不例外”[45]。辩证看待我国古代史上的这类拓土战争(含外交活动)，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促进边远地区社会进步等大的方面说，都有其进步作用和重要意义。概括说:汉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使西北边陲回到了中国怀抱，加强了西域、中亚地区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使汉文化传播到了西方，西方的文化也传到了中原;匈奴大部分的内徙和汉化，少部分羌人的归服和内徙，对形成多民族的国家有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羌族荒远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护羌校尉的设置，加强了汉朝与羌族的联系。两汉向西方拓进的道路，从国都长安或洛阳至河西走廊有北、中、南三条路线，从河西走廊向西则只有一条路线:从今甘肃武威出发，经酒泉至敦煌。从今甘肃敦煌向西，经玉门关至阳关后，则又分两路进入新疆及其以西:一条路线是从今从新疆鄯善沿南山(今昆仑山)北麓大月氏、安息诸国，称为南道，再西去可抵达大秦(今罗马);另一条是沿北山(今新疆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今新疆帕米尔高原)的北部西行，可达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称为北道，再向西可达大秦。陕西、甘肃、新疆沿“丝绸之路”的考古资料证明，两汉的织锦、丝绸、刺绣服物、铜器、铁器、陶瓷器等，大量输入西方;大秦的铁制品、玻璃、金银器及货币，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西瓜、蒜、金桃等，也陆续输入了中原。从出土的毛笔、竹简、木牍、纸、残绢、《战国策》残卷知，中原的文字、书籍、造纸术(今铁器铸造及凿井技术等)也传到了西方;从出土的卢文书知，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方言也传到今新疆。印度佛教经新疆传入中国，已是公认的史实。“丝绸之路是地理发现之前一条改变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大通道，它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明，而且促成了这两个文明的互相渗透”，对中国西部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向边远地区的开拓，是一个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的体现。秦汉王朝的向西(今北方与西北)开拓，正是如此。在开拓中，秦汉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国家或种落，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甚至有痛苦和流血斗争，但从客观上说，战争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及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注释】
[1]《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2887页。
[2]《史记·匈奴列传》，第2890页。(www.xing528.com)
[3]《史记·平准书》，第1120页。
[4]《史记·匈奴列传》，第2890页。
[5]《史记·匈奴列传》，第2890页。
[6]《史记·匈奴列传》，第2898页。
[7]《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页。
[9]《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页。
[10]《汉书·西域传》，第2872页。
[11]《汉书·匈奴传》，第2894页。
[12]《汉书·匈奴传》，第2894页。
[13]《汉书·匈奴传》，第2894页。
[14]《汉书·匈奴传》，第2894页。
[15]《史记·大宛列传》，第3157页。
[16]《史记·大宛列传》，第3158页。
[17]《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902页。
[18]《汉书·西域传》，第3902页。
[19]《汉书·西域传》，第3902页。
[20]《汉书·西域传》，第3902页。
[21]《汉书·西域传》，第3902页。
[22]《史记·匈奴列传》，第2919页。
[23]《汉书·西域传》，第3902页。
[24]《汉书·西域传》，第3902页。
[25]《后汉书·西域传》，第2909页。
[26]《后汉书·西域传》，第2909页。
[27]《后汉书·西域传》，第2931页。
[28]《后汉书·西羌传》，第2869页。
[29]《后汉书·西羌传》，第2875页。
[30]《后汉书·西羌传》，第2869页。
[31]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
[32]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
[33]《后汉书·西羌传》，第2869页、2869页。
[34]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
[35]《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及注。
[36]《后汉书·西羌传》，第2878页。
[37]《后汉书·西羌传》，第2878页。
[38]《后汉书·西羌传》，第2878页。
[39]《后汉书·西羌传》，第2878页。
[40]《后汉书·西羌传》，第2878页。
[41]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170页。
[42]《后汉书·西羌传》，第2878页。
[43]《后汉书·西羌传》，第2870页。
[44]《后汉书·西羌传》，第2870页。
[45]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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