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哲学：‘不争论’思想的内涵探析

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政治哲学内涵探析

段治文 王亚明

“不争论”是邓小平理论中一个重要思想，它贯穿着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早在1979年6月邓小平同万里谈包产到户问题时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1]1986年，邓小平为了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并推动城市改革的发展时强调：“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2]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是总结性地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3]邓小平将“不争论”思想深入到特区建设、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和整个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之中。这种“不争论”思想充满着政治智慧，展现了其内在深刻的政治哲学内涵。

第一，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展现了其中的政治哲学本质。

邓小平“不争论”思想诞生于改革开放事业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实践的方法论意义，其理论基础和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的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5]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反映了邓小平尊重实践标准。“不争论”思想正是邓小平贯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要方针。“为了争取时间干”和“拿事实来说话”^[6]正是实践观的朴素表达。农村改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发展起来，几年改革，农村面貌一新，邓小平给予了积极评价。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任务，“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中国领导人重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理性选择，是以政治稳定为现实目标的，其特点是渐进的和累积的，它是通过一系列政策选择来实现的”^[7]。就是说，不是从抽象的民主来规划政治改革，而是考虑到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和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互动，这一切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总之，“不争论”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适应了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贯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同时，邓小平“不争论”思想也体现了尊重群众创造性的唯物史观。尊重群众是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又一政治哲学基础。尊重群众的核心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争论”就是保护群众的创造精神，尊重群众的意愿。“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8]包产到户是群众的创造，邓小平将它概括为责任制，在大力支持的同时，进一步推广到城市。在改革进程中，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进行了反复的理论争辩和实际较量。邓小平坚持打破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反对“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9]，认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0]。尊重群众还包括坚持在改革中实行群众志愿原则，邓小平多次强调，不争论，就是允许看，不搞强迫。正是邓小平对“不争论”思想的坚持，尊重群众的创造和实践，才推进了改革开放。

第二，强调意识形态意义的同时淡化意识形态冲突，实现了政治观念更新。

改革开放前，政治意识形态的范围扩充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意识形态的功能也扩张到了极致。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应该是第二性的，但当时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被无限地夸大，颠倒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有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对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0年1月，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强调：“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11]同年4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2]这体现了邓小平思想的重大转折，也预示着政治主题和政策的重大变化，也就是“不争论”，特别是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专注于实践。这实现了政治观念的重大更新。

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要“争取时间干”，否则“什么也干不成”。他坚定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意识形态泛化的现象，把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区分开来，鼓励人们大胆地实践与探索。他认为，那些无谓的、无休止的争论，尤其动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不同意识形态斗争的做法，不仅会丧失干的时间，而且会束缚人的思想，挫伤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是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推进，意识形态的约束开始下降，僵硬性减少，务实感增强，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进而历史性地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束缚，创造性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深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同时，邓小平的“不争论”绝对不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它是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原则基础上开展的，对于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必须要争论。比如对待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邓小平坚决反对，他说：“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3]他还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14]邓小平强调意识形态的意义，同时提倡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15]“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出来的。”^[16]可见，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并不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争论，而是要反对用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手段来处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这极大地推进了政治观念的更新。

第三，展示了正确处理权威和妥协关系的政治哲学智慧，推进了民主和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曾经批评反权威主义者所谓“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的观点，指出：“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是怎样的。”^[17]解放思想本来是好事，但是政治权威缺失会出现意见不一，争论不休，议论纷纭，改革的政策难以出台，有可能导致新的动乱，经济建设会受到影响，现代化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改革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能引发不同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和阶层矛盾。历史也证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会导致不稳定以至暴力，因此确立政治权威推进稳定很重要。

“不争论”就是体现出了这种权威，其力量所指就是不允许“左”倾思想干扰改革，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催生出了新权威，对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结论体现了新的权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展现了权威，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宣示了权威，维护安定团结强调了权威，加强法制体现了国家的法律权威，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昭示了权威。所有这些权威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邓小平在很多场合强调：“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宁的政治环境，不安宁，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18]，“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搞无政府主义”^[19]，“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20]。

邓小平“不争论”思想强调了权威，但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又在一定意义上包含了对保守势力妥协的内容，展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政治妥协作为人类理性自觉的产物，作为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着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的统一。”^[21]改革的性质和重要性决定了妥协的必要。邓小平多次强调反对运用过去的政治运动的方法。他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22]这表明邓小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非完全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就和做法，即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政治妥协。“不争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纠正以往“左”的错误，更好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种宽松、稳定与和平的内外环境，是解决国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和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创造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在改革进程中，邓小平坚持“不争论”“允许看，不强制”，就是耐心等待一部分还不适应形势的干部和群众思想变化，从而表现出极高的妥协和宽容精神与政治哲学智慧，这无疑极大地推进了民主和现代化建设的开展。

第四，从经济上理解政治，推动了政治文化变革，服务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由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影响，我国的政治思想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虽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初步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但由于传统影响，封建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经济政治或思想文化领域所受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苦，使封建主义的陈货可以借‘左’的伪装或掩护而顽强地延续下来。封建主义和民粹主义成了中国革命的最大障碍。”^[23]长期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浩劫，使我国一度政治文化扭曲，常常以革命运动方式大搞群众性政治运动、教条主义盛行、政治挂帅，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台和推行常常被姓“资”姓“社”问题所困扰，步履维艰。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提出，冲破了这种旧的落后的政治文化，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从经济的高度来理解政治，推动了政治文化的变革。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恩格斯指出：“物质生存方式是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24]毛泽东说：“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文化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25]邓小平“不争论”思想正是体现了政治文化的革新，其原初理论背景就是解放思想、其理论宗旨就是要不纠缠、其理论运作目标在于更新观念、其实际效能指向就是敢想敢干。经济建设是中心，也是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强调，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贫困，再标榜社会主义，再吹牛也没有用，只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我们真正搞了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生产力仍然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主要原因就是陷入了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耽误了经济发展。为此，邓小平多次指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并且采取了不同于过去发展经济的思路和办法。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26]“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27]由于邓小平摆脱了一味的意识形态争论，从经济上来理解政治，所以，“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是一种经济政治哲学。他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理解为我国新时期的最大政治，从而突破了在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狭隘理解”。^[28]而“不争论”就是要解放思想，不要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纠缠，要放大胆子，进一步发展经济和生产力，要敢想敢干，“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29]“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30]同时，“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31]。“不争论”就是要求不仅不要阻碍改革，而且要突破过去传统的约束。改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五，继承和超越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如“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等。“过犹不及”语出自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32]“过犹不及”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要求，它说明一切事物都有一个极限，超出了这种极限，事物就不再是自身而变为他物。“中庸”就是美好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亦即“度”。中庸之道用于政治生活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政治理性和智慧，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

中国近现代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着“左”倾和右倾思想，而且往往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的同时又会形成另一种错误的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更多的是因为反对右倾而向“左”倾转向，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出现过偏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性把握上曾存在度的偏差，“左”倾错误拿大帽子吓人，往往也能迷惑不少群众，错误打击党的干部和群众，造成巨大危害。

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一个重要创造就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极端对立的，而是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相互对立和斗争的领域之外，存在着一个广泛的中性区域，如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等本身没有阶级性，“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33]。计划和市场也是中性的，资本主义有市场也有计划，社会主义有计划也有市场。这些都不能人为地贴上标签进行无谓的争论。同时，“不争论”思想还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相互依存关系，进而提出社会主义需要包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强调要从不断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中获取社会主义的自身规定性；通过改革开放从资本主义中获得发展的动因和目标；包容和吸取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高于资本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另外，“不争论”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的发展阶段相联系，在这一特殊阶段，不能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而应容纳适量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

邓小平“不争论”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分析中包含的以上思想认识是非常突出而重要的，它一举突破了以往非“社”即“资”、非“左”即右的极端思维，反映了邓小平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历积淀以及对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完成思想解放，冲破姓“资”姓“社”的束缚。这无疑强烈地体现了邓小平“不争论”思想对“中庸之道”这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继承和超越。

总之，邓小平“不争论”思想排除“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化解意识形态冲突，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坚持“不争论”方针，中国改革的总的方向在党的最高核心层达到了完全一致，维护了内部团结，避免了领导层内部分裂和社会动荡不安。减少意识形态的刚性约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强调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政治权威的同时，极大地推进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宽容和民主，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推进了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由于“不争论”方针，改革在不断推进，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进而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经济建设任务艰巨，社会改革正进入攻坚战，维护稳定的形势也严峻，社会利益矛盾和风险大量存在，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在这新的改革进程中，深入领会和继续发扬邓小平“不争论”思想中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哲学内涵，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参见《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www.xing528.com)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7]徐湘林：《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体制改革》，《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21]万斌、罗维：《论政治妥协》，《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23]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15—31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28]参见胡象明：《论邓小平经济政策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2期。

[2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32]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83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