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家世渊源：人格、学问与治术

一、家世渊源

曾国藩原名子城，辈名国藩，字伯涵。在涟滨书院读书期间，自改号为涤生，中进士后，其师病其名字鄙俗，遂用辈名国藩。清嘉庆十六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公元1811年 11月27日）亥时，他降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的白杨坪村。曾国藩一生的起点就是从当时这个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思想十分封闭保守的地方开始的。而于其时扎根于那方湖湘土地上的曾氏特有的家庭环境对曾国藩后来人格、学问、治术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可以绕过对曾国藩家庭环境的考察来审视这个复杂的近代历史人物。

曾国藩的远祖来自江西，初居衡阳，后来随着人丁的兴旺繁荣，开始四处散居。明末清初时，湘乡曾氏这个分支的开山老祖曾孟学，从衡阳迁到湘乡。长期以来，湘乡曾氏历代务农，为寒门冷籍。曾国藩后来在其诗文中叙述道：

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3]

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4]

直到曾祖曾竟希，才积下一点资产，买了一些田地，家道开始好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湘乡曾氏家族逐步走上了发展的顺利轨道，这无疑对曾国藩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而在这逐步好转的家庭背景下的成员中，对曾国藩的成长乃至一生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当是治家有法的祖父曾玉屏以及“且将艰巨付儿曹”的曾国藩父母：“专重孝字”的父亲曾麟书（字竹亭）和“百方检饬”的母亲江氏。

在曾国藩的家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祖父曾玉屏（字星冈）。祖父曾玉屏掌家时，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是针对当时湘乡那一带山坡水田“垅峻如梯，田小如瓦”^[5]的现状，“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6]，将小田改造成便于耕作的大田，扩大实际耕种面积。其次是合理安排家庭副业结构：“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7]由于曾玉屏合理改进经营之路，加上其勤俭积累的习惯，曾氏家业发展很快，也为其子孙读书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www.xing528.com)

曾玉屏不但在经济上为曾国藩日后的求学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思想精神方面更是给了曾国藩莫大的影响。首先，曾玉屏曾教导曾国藩说，男儿“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其次，曾玉屏坚持种菜、拾粪和养鱼的勤俭品格也对曾国藩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曾玉屏白话式的教导，诸如“满招损，谦受益”、“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等警示曾国藩为人处事要谨慎的话语，后来都成为曾国藩的座右铭。另外，曾玉屏的“八字诀”和“三不信”也被曾国藩反复品味，作为以后曾氏家族家训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曾国藩从他敬爱的祖父那里至少学到了这几种品格：自强、勤俭和谨慎，当然，还包括威仪。曾玉屏作为当时那个家庭的最高统治者，仪表厚重，性格暴烈，对子孙诸侄言行专横，严肃异常。他“声如洪钟，见者惮慑”^[8]，“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9]，显得颇有威严。曾国藩曾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书信中就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10]可能正是由于曾国藩对其祖父的这种效法，使得《清史稿·曾国藩传》亦载：“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 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11]

还值得一提的是，曾玉屏在年纪既长且家族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之后，遂对自己早年因失学而未能博取功名引为深耻，故令子孙出就名师读书，这在引领曾氏家族走上耕读世家的同时，显然也对曾国藩重视学问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可见，曾玉屏的言行举止对曾国藩的人格和学问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祖父经营产业的精明，各种良好的品格，对待家人的专制威严，还有其读书博取功名的引导，都深深地烙在了曾国藩成长之途的心灵上。这些不仅成为曾国藩日后以优良品德以铸人格、发愤攻读以求学问的原动力，而且也是他日后在军政生涯中和治学过程中坚韧顽强精神的思想之源。

当然，对曾国藩的人格和学问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其父母。虽然曾国藩很少像谈祖父那样谈到父亲曾麟书，但并不意味着曾国藩不受其父之教化和影响。曾麟书积苦力学，以孝闻名乡里，且柔而能忍，都对曾国藩的成长和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曾麟书虽因生性钝拙，累困于考场，在“何其难也”^[12]的情况下应试十七次才考中秀才，但也正可从某种意义上看出其积苦力学、重视学问的心态。在此心态的引领下，曾麟书从曾国藩八岁起就把他带在身边，“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13]。也正是在父亲的如此教导下，曾国藩从小便走上了积苦力学成学问以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曾国藩还被称为“第一世忠臣孝子”，他每年寄钱养亲，这当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孝德。曾麟书曾经几年如一日，从早到晚侍奉晚年瘫痪在床的曾玉屏即为例证。同时，曾国藩一生中多处于拂逆之中，也遭受过奇耻大辱，但他总能挫而愈奋，也正是他父亲柔忍性格之传。

此外，对曾国藩影响较大的还有他那“百方检饬”的母亲江氏。曾国藩的母亲江氏，自然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许多优点。江氏有勤劳的习惯、善良的性情，孝而有礼，同时勇于面对困难，具备倔强之气。她嫁到曾家以后，勤俭持家，精明能干，里里外外把曾家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曾国藩也继承了母亲的这些优良品格，并有倔强之气。曾国藩曾认为他们兄弟秉承母德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母亲的“倔强”。同样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位传统中国女性，江氏也有着很大一部分女性的一点共性，那就是有好琐细的习惯。曾国藩这一点似乎也受其母影响，有些喜好关注家中的琐事，在京之时就常埋怨家人给他所写之信太过简短，不够详明。这点可在他的书信中得到证明，如在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初九，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初四、八月十二、九月十七、九月十八和十二月二十日的家信中都有反映，足见曾国藩有着与母亲检饬家中细务这一同样的喜好。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其品德、人格和启蒙阶段的教育肯定是离不开其家庭环境的引导与影响的，曾国藩也不例外。在曾国藩的家庭环境里，由于祖父在家的支配地位，使得曾玉屏对他的影响最大。曾国藩的品格、对学问的重视起因、治术的部分构成，显然是受祖父影响的。当然，对曾国藩产生很大影响的自然还有生育他的父母，其父母对曾国藩启蒙阶段的学问教育、人格形成和某些治术毫无疑问也起了引导作用。可以说，曾国藩这种家庭环境下的成员的影响，为曾国藩人格、学问和治术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