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新主-曾国藩的人格、学问与治术

四、迎合新主

曾国藩的这种担心很快便得到了验证：咸丰帝一上台，便将先皇的宠臣、曾国藩的座师穆彰阿革职查办。一时朝廷为之震动，凡与其关系密切的大小官员都感到惊恐不安，曾国藩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第一次领略了天威凛凛的滋味。如果新帝要对时称“穆党”的官僚进行打击的话，作为穆彰阿的门生，曾国藩必定是首当其冲。面对这一情况，他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幸好咸丰帝无意将打击面扩大，只是针对穆彰阿本人。这让许多官员只是经历了一场虚惊，本身并没受到多少牵连。新主的这一态度让曾国藩感恩戴德，并迅速采取了积极迎合的态度。

咸丰帝临朝时，清政府已处于内优外患严重的境地：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广西的洪杨起义。面对如燎原之势的农民革命，曾国藩至为痛恨也深感焦虑，他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看到了这是由于官吏的贪暴和政府的腐败造成的。他在这一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也。^[43]

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曾国藩认为要挽救危机，唯有革除清政府的种种弊政，只有如此，才能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面对这一艰难时势，刚登基没有多久的咸丰帝也迫于形势之危，要求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行政一切事宜上，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由于咸丰帝的这一态度，曾国藩为此先后十四次上疏，针对朝廷的弊政提出了一系列补救措施，表现了不失政治清流的书生本色。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政体，历朝沿而加甚，至清益严，使得清末奏议之文距前人亢直之风甚远。而曾国藩却在此际屡屡进言，犯颜批评皇上，言中时弊，这在当时的一般官僚士大夫中实为少见。曾国藩所以有此举动，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对封建统治秩序大乱已至的优心、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示忠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力维护。但由于此时清朝的政局已经到了江河日下的境地，再加上咸丰帝并非英主，仅有的几分热情耗尽以后，一切又依旧如故，因此，曾国藩在上疏中所提出的建议和措施根本没有得到实施。相反的是，他在上疏中激烈的言词却引起咸丰帝的不满与恼怒，几次要罢他的官、治他的罪，幸亏一些朝廷大臣共同求情，咸丰帝最后才不了了之。经过此次挫折，曾国藩身上的锐气和棱角渐渐被磨平，“纤介无拂，受宠弥慎”的思想又占了上风。他认识到：咸丰帝在内心深处需要的官吏是奴才而不是人才，要想保住自己当前的官职并有所发展的话，就必须顺从圣意。在此思想支配下，曾国藩极力迎合新主，其治术的构成内容开始逐步走向成熟。(www.xing528.com)

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咸丰帝登基的最初几年内，官运依然一路风顺。咸丰元年（1851）五月，曾国藩奉旨兼署刑部左侍郎，第二年又兼署吏部左侍郎。正当曾国藩仕途一帆风顺，并准备于咸丰二年（1852）在履行完江西乡试主考职责回家省亲时，突然得到了母丧的凶信。他不得不在去江西途中立即改变行程，连夜易服奔丧。黎庶昌的《曾国藩年谱》中记载道：

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和县境小池驿闻讣：江太夫人于六月十二日薨逝。公大恸，改服奔丧，取道黄梅县，觅舟未得，乃乘小舟渡江，至九江府城，雇舟溯江西上。^[44]

至此，曾国藩长达十二年的京官生涯便告一段落。

京师十二年的政治生活，不仅使曾国藩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在广交朋友的基础上谨慎入局，借时做势，营造自己的发展舞台，由一介书生变成朝廷二品大员。在学问上，他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由简单的科举制艺变为谙熟经史，广猎诸子百家，在汉学、宋学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在理学研究上也颇有自己的心得。同时，这一时期又是曾国藩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的完善时期，他敦品自励，意趣横生。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京师十二年的生活，让曾国藩在学问模式、仕途框架及人生价值的取向上基本定型。然而母丧和太平天国运动却不仅改变了他日后发展的道路，同时也改变了他最初的人生价值目标，使其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对中国近代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