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与丹术：山林学道士的丹灶之谈

《春渚纪闻》道：“丹灶之事。士大夫与山林学道之人，喜于谈访者，十盖七八也。”方术和方士，在宋代，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只是道士们的专业。

上面所说的钟吕金丹派，其创造者和传承者，大多是神话中的人物，比如钟离权、吕洞宾，被认为是该派的创始者，但这二位实在是难信其有的神仙。吕洞宾而下，有曹国舅、何仙姑等，其可信度也非常之低。我们可以相信有这样一种金丹学说存在，因为他们确实有书传世；也可相信的确有人在炼这种金丹，但对这些人的了解却非常之少。依据它之前的唐代炼丹者，和其后以张伯端为首的所谓道教南宗的情况来看，这派丹家，也未必是纯道教之内的派别，很可能也是一个松散、并无组织的方士流派。

钟吕派之后的南宗，事实较为清楚。据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该派只是一家之学，“并无教团组织，无本派宫观，无专业道士。就连南宗之名，也是后人所标”。⁽¹⁾他们不主张出家，主张隐于世俗。白玉蟾就经常蓬发赤足往来于闹市，其原因是他不愿自异于世，而主张和光同尘。夏宗禹甚至主张“有志之士若能精勤修炼，初无贵贱之别，在朝不妨为治国平天下之事，在市不失为士农工商之业”。（《悟真篇讲义》卷六）这正是方术可为社会普遍享用的基本特点。因此，所谓道教南宗，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方士派别。当这样的派别也把修心当做炼丹的时候，那就进一步说明方术在道教内部的衰落，说明方术在整个道教教义成分中比例的降低。

丹术不仅属于道士，也属于一般士大夫。据《春渚纪闻》记载，宋代士大夫和山林学道者一样喜欢谈论丹灶之事。而士大夫之中，有在朝治国平天下者，也有不得志隐居山林者。他们与丹术的关系，和唐代士大夫没有原则区别；区别仅在于他们不敢再真的服食外丹，只限于口说，甚至只是谈论而已。

宋代第一位与丹术关系密切且久负盛名的山林隐遁之士是陈抟。据《宋史·陈抟传》，陈青年时代“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以诗名”。后唐时，考进士不中，此后就不求仕进，以山水为乐。他在武当山“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后周世宗时，有人说他会黄白术，世宗把他召进京城，要封他为谏议大夫，他坚辞不受。后来看他的确不会黄白术，就放他仍回山林隐居。宋初，太宗皇帝又召他进京，宰相宋琪问他玄默修养之道，他回答说，自己“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并且认为，即使白日冲天，也于世无益。他希望宋代君臣深究治乱，做有道之君臣，这才是最好的修炼。本传还说他著《指玄篇》八十一篇，“言导养及还丹之事”。然今存《道枢》中之《指玄篇》，引纯阳子、海蟾子，不引陈抟，也不言是陈抟所作，陈的《指玄篇》如何，今人生疑。

虽然后世人们把许多方术都归于陈抟名下，而我们最好还是相信他自己的表白，他不会黄白术，也不知吐纳养生之理。如果说他后来成了道士，也是一位排斥，至少是不热衷于方术的道士。

和陈抟一起隐居，后来做了官的，是种放。种放会辟谷术，隐居时以教书为业。做官后，太宗皇帝向他询问礼乐之制、刑政之方，曾上《时议》十三篇，讲军政大事。临死，服道士衣，朝廷赠他工部尚书。种放，可说是一位道士，又是一位懂方术的儒者。

北宋士大夫，起道号，着道士衣，也是一种时髦。欧阳修退职后，常衣道士服，自号“六一居士”。司马光也自号“齐物子”。他们都被认为是最纯粹的儒者。

据苏辙《龙川略志》载，扶风开元寺僧人某，曾以金丹术传苏轼，苏轼说自己对此术兴趣不大。该僧说，他就是要传给那兴趣不大之人，贪财的人他还不传呢。这件事说明，宋代涉足丹灶之事的，不仅有士大夫，也有僧人。僧人道光，还做了南宗的传人。而苏轼也同欧阳修和司马光一样，自号“东坡居士”，致使后人多知苏东坡，而少知苏轼了。(www.xing528.com)

《龙川略志》还记载了一个李昊，他认为养生之术在于忘物我之情。他说的养生之术，就是吐纳、导引、烧炼之类。忘物我之情和这些术的关系，就是道与术的关系。

苏辙本人，是个深谙道与术关系的儒者。有一次，他告诉朋友赵某，说自己做了一个梦。赵某说，梦境和现实不一致，是因为自己的“性不全”。苏辙说，赵不仅知术，而且知道。并且认为“盖于道无所见，则术不能神”。（《龙川略志》）术必须由道才能发挥作用，也是宋代丹术的基本思想。

至于实际的炼丹活动，并没有因道教或丹术理论的否定而消失。宋皇不断接到方士献上的药金和炼金之方，也曾像唐代一样，把得到的药金赏给群臣。但是服食药金或丹药的事则几乎绝迹了，历史的教训到底发挥了作用。

和实际的炼丹活动仍然存在一样，吐纳、导引、服气、休粮之事也仍然有人实践，儒者把它叫做“调息”，用于静坐时调整自己的呼吸。

儒者们也研究方术的理论著作。其中朱熹注《周易参同契》，是儒者研究丹术的代表作之一。朱熹之后，著名的儒者丹术著作，是夏宗禹的三部讲义：《悟真篇讲义》、《阴符经讲义》和《药镜讲义》。曹叔远在为夏的《悟真篇讲义》作的序言中说，夏本有志于功名，曾做过幕僚，到过金人统治下的山东、太行一带。后来意志消沉，作了三部讲义。由于他作得好，引得好多道士跟他学习。这可是一位精通丹术的儒者。而做过皇帝的经筵讲官，后来做到宰相的当时名儒真德秀，也曾读过《悟真篇》。他在为夏的讲义撰写的序言中说，他虽读此书，但读不懂。讲义使他的问题焕然冰释。真德秀的序言说明，儒者们读丹书，讲丹灶，确实也是普遍现象。

夏宗禹讲义也反对以心为离火，肾为坎水，反对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之类的说法。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月交合之谓铅。他说为注此书，他曾向许多人讨教，也读过许多书，但仍然弄不清什么是真阳，后来得异人传授，才弄清了这个问题。而实际上，他关于铅汞龙虎的说法，更加迷离恍惚。作为儒者，他强调，要积阴功阳德，否则就炼不出丹药，也成不了神仙。所以真德秀在序言中也说，道教中人告诉他，学仙至难，而大忠大孝，不用修炼，即可成仙。而他认为，仙之有无不可知，假如真有，也是大忠大孝之人。这样，对丹术的研究，就成了对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而儒教的伦理规范，则成了道教成仙的必要甚至充分条件。

儒者研究方术，和僧人研究方术一样，并非因为他们信奉道教，而是因为方术自身就是为社会普遍服务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方士虽然多属道家，但并不等于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