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俚词俗曲为特征的民间词在中国诗歌史上本来就源远流长，宋代娱乐业兴盛，俗文学发达，尤其为俚词俗曲的繁荣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北宋时，柳永、苏轼等人就学习过民间俚词的语体风格，在部分作品中舍雅求俗、以俗为雅，达到了另一种美的境界。南宋初，虽然宋词整体上进一步雅化了，但辛弃疾、陆游等人的创作却有新的特点:一方面是不与流俗为伍的傲岸狂气，另一方面却又不避日常生活之俗，与青楼歌妓为友，以散文口语、对话入诗词，透露出一种不拘泥于雅俗之别的潇洒和通达。
北宋年间俚词创作风气颇盛，王灼《碧鸡漫志》虽作于南宋绍兴年间，但实际上离北宋宣和不远。其中有一些关于宋金之际市井文艺风尚的记载:
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嘉祐之前犹未盛也。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元祐间。王齐叟彦龄，改和间曹组元宠，皆能文，每出短句，脍炙人口。彦龄以滑稽语噪河朔。组潦倒无成，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同时有张兖臣者，组之流，亦供奉禁中，号曲子张观察。其后祖述者益众，嫚戏污贱，古所未有。[38]
可以作为元曲孕育之初迹的珍贵史料。由宋及元，元曲俚俗轻俏的风尚和传统便由此而来。
元曲俚俗轻俏艺术风格的盛行更在于蒙古族贵族的价值取向和精英阶层的文化心理。与两宋相比，元初整个读书阶层的社会地位骤然沦落。蒙古贵族好利嗜杀、质朴之习未散，且“金以儒亡”[39]，前代科举中词章之学举业之文的虚诞，导致了传统诗文地位在元初的一蹶不振。被誉为元代“国之名儒”的著名理学家吴澄(1255—1330)曾于1286年和赵孟
(1254—1322)一同受世祖之诏，赴京任职，但数月后便郁郁不得志而南归。赵孟
在送别吴澄时说:(www.xing528.com)
程公思解天子渴贤之心，得临川吴君澄与偕来。吴君博学多识，经明而行备，达时而知务，诚称所举矣。而余亦滥在举中。既至京师，吴君翻然有归志，曰:吾之学无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赋渊明之诗一章、朱子之诗二章而归。吴君之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吴君何啻百倍。吴君且往，则余当何如也?[40]
吴澄自嘲所学迂阔而无用，显然是遭到北方朝廷之士的抵牾。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整个士人阶层的心理优势不复存在，士人的怨艾和自嘲、心态的变化，应该是元代俗曲流行的重要的时代精神土壤。
唐宋民间词由于创作者和欣赏者的文化水平较低，其语体风格自然而然地呈现为通俗浅易、生活气息浓厚的口语体，元曲与民间词虽然风格同样俚俗，但后者是自发的，而前者是自觉的。元代文人汲取了民间词的俚俗风格后，正好以它来表现非严肃性的题材，从而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协调。元代建国初期文人地位一落千丈，人生处境的悖谬和胸中的耿介不平相激荡，他们便更喜欢不弃俚俗、以俗为雅的语体风格，从而元曲在中国诗歌史上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
词曲代兴，元曲在蒙古贵族统治之下的北方首先兴起，词则随着南宋王朝的终结而消亡。元曲对词的继承，除了倚声、长短句式，甚至借用部分牌调等外在形式上的特点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根系深入词史血脉，从俚词中得到了以俗为雅的内在精神基因。王水照先生在谈到文学发展的规律时说:“一般说来，一种文体的发展，总是经由口传文学到书面文学，或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嬗变过程，也就是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但也有逆向取野取俗的趋势。”[41]金元之际崛起于北方的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两部分，分属诗歌和戏剧两种艺术范畴。其中“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42]，然而却逆向取野取俗，仿效民间词的俚俗风格，营造诙谐滑稽的趣味，取得了以俗为雅的美学效果。整个北曲系统的兴起，可以说就是中国艺术思想发展史中一次整体性的“逆向取野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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