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戏剧的介绍

第一节　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戏剧

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东亚三地格局之中，如果说近代之前的东亚戏剧互动，主要是日本、朝鲜半岛学习中国，接受中国的影响，将中国的演艺形式及其元素拿了去，与自己的本土民族文化融合嫁接，形成各自表现独特而又血脉相连的民族戏剧；那么，进入近代以来，则主要是中国、朝鲜半岛向日本学习，通过日本汲取西方戏剧文化的精华，并形成中国、朝鲜半岛具有本土气息的新剧。

日本的戏剧学家河竹登志夫总结说：“中国和朝鲜（笔者注：这里的朝鲜指朝鲜半岛）的近代剧，不是直接引进西方戏剧，而是以日本的近代剧为媒介、在日本新派戏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媒介”一词用得贴切，很能概括日本戏剧在这一时期东亚剧坛上的作用，它表明：中韩诸国初始接受的，是经过日本“消化”的、掺入了东亚元素的西方戏剧文化。

戏剧是随社会、政治和文艺的变动而变化的，与社会新思潮相辅相成。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说的“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正是这个意思。在戏剧近代化历程中，日本之所以会走在前面，得助于他们的社会变革——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开始于1868年，之后日本的近代剧史，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头二十年是尝试歌舞伎改革的阶段，1888年至1907年是“新派剧”产生发展的年代，之后则是以西方近代剧为基准的“新剧”运动时代。中韩两国接受日本影响，正是在第二阶段后期开始的。当时，日本新派剧已经渐趋成熟，中国、朝鲜半岛上的新剧则刚刚崛起。

但是对于明治之后日本剧史的评价，日本本土学者中却不乏诟病之言，河竹登志夫就说过：“从明治维新到现在的大约一个世纪的日本戏剧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移植西方戏剧的历史。这是一段充满着矛盾与错误的令人懊丧的历史。”^[3]河竹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这种错综复杂，也印刻在中韩两国的戏剧进程中，加上这一阶段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东亚地区的战争，使得舞台艺术以及戏剧人的内心世界，更显错综复杂。如果说此前的东亚戏剧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那么这一阶段，就是以和平与非和平的两种方式进行的。这一历史时期的戏剧“互动”，就由“授受”与“反抗”两个对立的部分组成。

明治四年即1871年，日本戏剧界的新动首先在歌舞伎领域发生。歌舞伎历来有所谓“壮士剧”和“文人剧（书生芝居）”两类，变革最先在文人剧一支发生。这一年，默阿弥、樱痴等剧作家写作了《西南战争》、《松平千代田神德》、《高时》等一批剧本，和此前的歌舞伎剧本不同，它们是严格地按照史实来撰写的。为跟此前的历史演义剧划清界限，它们被称为“活历物”——“物”在这里是题材的意思，活历物，即将真实的历史事件“复活”于戏剧舞台上的意思。1871年市川团十郎主演的《高时》，一直被日本剧界看成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第二年，根据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等西方戏剧改编的“新风俗剧”《樱花时节钱纷纷》被搬上舞台，使得“移植歌舞伎”一时流行。这样的既延续歌舞伎表演形式，又具有历史感或时事性的戏剧样式，被当时的日本人称为“新派剧”，与中国“文明戏”的概念一样，它是老戏和真正的新剧之间的过渡形式。(www.xing528.com)

到明治维新的后半期，剧坛创新的态势更加明显。1886年，成立了“演剧改良会”，两年后又成立了“演艺矫风会”，掀起了一股近代剧运动的高潮。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关心戏剧动态，并积极为之写作剧本；伴随文艺协会的成立，在日本还掀起了“自由剧场”这样的戏剧运动。在歌舞伎继续更新之时，新剧（话剧）也开始萌芽，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帝国剧场”的建立，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开创了日本演剧史上所谓的“大正（1912—1925）的新剧”。

1898年，明治小说家尾崎红叶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金色夜叉》被搬上戏剧舞台，作为新派剧的代表作，它的表演形式与歌舞伎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金色夜叉》的舞台生命历时一百多年而不衰，至今仍是日本的代表性剧作，是东亚各国常演常新的保留剧目，并被当作戏剧教育培养新人的教材。前些年，上海师范大学谢晋表演艺术学院的师生，还把它搬上过校园舞台，作为本科毕业生的毕业公演。

坪内逍遥（1859—1935），是说到东亚近代戏剧互动中绝对绕不开的第一人。1883年，坪内逍遥毕业于东京大学，后来到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任讲师。1887年后，他热衷于戏剧革新，致力于新史剧和新乐剧的创造和排演。1894年，他发表新史剧《桐一叶》（1904年首演），之后又连续发表了《沓手鸟孤城落月》（“沓手鸟”即子规鸟）等剧本，一时东京的戏剧舞台皆以竞演逍遥剧作为荣。他是否定旧歌舞伎荒诞不经的内容和“活历物”粗糙的表演形式的，但是，他又不是全盘否定，他的剧作继承了旧歌舞伎引人入胜的表演形式和“活历物”的写实性，所以他的剧作能够博得知识分子和民众两方面的喜爱，是雅俗共赏的，令一般日本人喜闻乐见。

20世纪初，日本文坛在继“白桦派”之后，又崛起了一个“新思潮派”，主要指《新思潮》杂志的同仁，又名“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代表人物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山本有三等人。新思潮派的风格与旨归，我们可以从山本有三的戏剧代表作《杀婴》中窥见大概。《杀婴》写当时的日本正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屋漏偏遭连夜雨，又发生了关东大地震，老百姓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所以发生了杀死自己婴儿的残忍事件。剧作是具有批判现实的作用的，剧中表现某些富人为富不仁，当时500日元可以救助许多人，他们却用于寻找一条狗，这暗指当时日本政府以“防止财界混乱”为名，全力救济大资本家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