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派给纪实性电视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3.审美与审丑

毫无疑问，艺术是应当给人以美的愉悦的，然而在艺术的名义下展示丑与恶也曾是艺术界的一大毒瘤。自然主义式的无遮拦地“真实描绘”便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早在上个世纪初，梁启超就曾指出，由于写实主义极度求真，“就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受肉感的冲动和四围环境所支配”。^[29]到90年代中期，在文坛成批涌现“个人化”、“边缘化”的作品，淫靡之风日盛之时，有些甚至“是蘸着唾液和精液写成的，显得贫血而又龌龊”^[30]。在池莉的《太阳出世》中，作者十分详尽地描写了分娩的过程：“一切都顾不上了。这里哪有什么女人？哪有什么羞耻？进来的都是生育机器。司空见惯的医护人员对痛不欲生的惨叫充耳不闻，她们用熟练工种的职业表情操作一台台生育机器。扒下她们的裤子，量骨盆，摸宫口，剃阴毛……”“《离婚指南》（苏童）中的男女主人公闹得你死我活，但矛盾究竟是什么呢？是男方讨厌女方在夏天时腋窝里散发出的狐臭味，吃饭时发出‘吧叽吧叽’的声音，把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一到夜里就守着电视没完没了地看香港电视连续剧，看臭狗屎一样的《卞卡》”。^[31]

这种新写实派同样给纪实性电视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前所述，当下出现了一批以普通平民为对象，以写实手法加以表现的纪实性电视剧。其中有一些就直接出自新写实小说作家之手。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源于刘恒的同名小说；《一地鸡毛》源于刘震云的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其中不乏优秀的改编之作，但借写实之名行低俗之实的亦不少见。如改编自池莉小说的《来来往往》讲的是关于婚外情的故事，但其对康伟业与两个女人感情戏的表现却明显带有自然主义倾向，尤其是他们之间的激情场面的详尽描写，令人观后深感尴尬。相比之下，同样题材的《牵手》在表现钟锐和王纯之间的情感时却要含蓄且有美感得多。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所谓的“纪实性侦察片”。《九·一八大案纪实》可说是从此开了“纪实性侦查片”的先河，各地纷纷起而效法，一时间，形形色色的侦破纪实片充斥荧屏，并经久不衰。在这些纪实片中，不仅那随机拍摄的乱七八糟的生活场景、那未加任何修饰加工的冗长对白、那生活原型人物的生硬表演看着令人乏味，而且如果掌握不好还很容易产生负面效应。把那些犯罪分子的作案过程，特别是把公安机关的侦察手段和内部运作机制都和盘托出，这种做法本身就很不策略，它对试图犯罪的人和负案在逃的犯罪分子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纪实小说《中国刑侦一号案》改编的电视剧《末路》曾一度热播，据说吸引了不少男性观众的目光。笔者无意中看了几集，发现该剧将犯罪分子白宝山如何犯罪以及逃避追捕的过程描写得十分细致，普通观众对这样的“纪实手法”自然大呼过瘾，但对于一些不法分子来说，这样的电视剧简直像一部“犯罪指南”了。

剧中男一号白宝山是个极其狡猾的犯罪分子，他作案前必先抢到枪。于是，剧中描写了他杀死某野战军大门口的哨兵、抢到半自动步枪的过程。多次作案后，白宝山得知乌鲁木齐市的边疆宾馆生意好，就伙同狱友关天明要“大干一场”。剧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如何先潜入一派出所的值班室，打死两位民警，抢走一把手枪，又如何将作案的摩托车扔到河里，销毁证据。之后，二人到准备下手的宾馆“实地踩点”。抢劫这一天，二人打死7人、击伤5人、抢走现金140余万元后，并没有仓惶逃窜，而是将这笔巨款埋在一隐蔽处，他们则大摇大摆地走进一家游乐场，坐在过山车里看风景。望着脚下呼啸而驰的警车、全程戒严的街道，白宝山得意洋洋地说：“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在这里看着他们忙活。”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作案心理、作案计划以及逃避追捕的种种手段在这里一览无余，若是心怀叵测之人看了，不知要受到多少启发呢！

笔者由此想到，前一阵的周末，偶然换台看到的一部“纪实性”的警匪题材的电视剧，亦同《末路》如出一辙：犯罪分子如何成立一个公司，煞有介事地做起手机买卖，又如何骗取南方一家公司的信任，杀死了该公司两名业务员，将价值70万元的手机弄到手。之后主犯又如何用假币骗了其他几位同伙，一人携巨款逃之夭夭……整个犯罪过程细致得宛如一部“教科书”。虽然这些歹徒最终都落入法网，但他们如何犯罪、如何毁灭证据、如何逃避追捕的全过程还是令人震惊和难忘的。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前一阵播放的《黑冰》、《黑洞》等电视剧。这些电视剧曾经轰动一时，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导演不但将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销毁证据、杀人灭口等各个环节描写得丝丝入扣，还将公安人员从何入手查案，怎样一步一步由表及里抓到罪犯的办案过程描写得十分详尽。如此一来，这些叫好又叫座的电视剧，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固然生动无比、险象环生，但在一些不法分子看来却无疑更像一部“犯罪指南”。怎么实施犯罪计划、怎么同公安机关对抗，从剧中都能得到“启迪”。何况像郭小鹏、聂明宇这样高智商的“新坏人”，又被电视剧塑造得分外优秀，除了犯罪，他们身上全都是令人尊敬和佩服的优点，许多好人似乎还有所不及，所以，当他们百密一疏、最终落入法网时，善良的人会说：“可惜，他为什么要犯罪呢？”居心叵测的人只怕就会说：“可惜，只差那么一点点！如果不差那一点呢？”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心生寒意，真怕这些电视剧的所谓纪实手法，真的“教”出一些高智商犯罪、危害社会的“新坏人”来！

所幸的是，随着这类电视剧负面效应的体现，国家广电总局于2004年下达了关于各电视台不得在黄金时间播出“涉案剧”的规定。尽管业界对如何界定“涉案剧”仍存争议，但毕竟对这种高危险系数的“纪实性电视剧”产生了有效的监控作用。早些年执导涉案“纪实性电视剧”的导演都纷纷转型，开始采取变通手段加以突围。在新的形势下，那些赤裸裸的涉案“纪实性电视剧”在保留悬疑、侦破核心的基础上，改头换面，以古装涉案剧、反特剧（最为典型的是《梅花档案》、《誓言无声》等）的面目出现。

【注释】

[1]钟艺兵：《纪实性电视剧的回顾与展望》，《文艺报》，1995年12月1日。

[2]张冠华：《创作方法意识的觉醒——1922年“自然主义”讨论的回顾与评述》，《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戏剧上的自然主义》，《西方文论选》（下），第247页。

[4]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5]樊玉媛：《纪实性电视剧审美特征——〈九·一八大案纪实〉引起的思考》，《中国电视》，1995年第6期。

[6]陈庄：《报道纪实可以成电视剧本性吗？》，《电视园地》，1990年第2期。

[7]《外国文学参考资料》，第557页。

[8]张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悖立与互补》，《文艺研究》，1996年第1期。

[9]倪勇：《论门罗新自然主义美学》，《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10]俞兆平：《科学主义与文学中的写实主义》，《文艺报》，1999年第8期。

[11]倪勇：《论门罗新自然主义美学》，《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www.xing528.com)

[12]杨田村：《纪实性电视剧初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13]陈汉元：《浮躁的后果不只是平庸》，《文汇电影时报》，1995年10月14日。

[14]刘婷：《影视剧纪实美学探微》，见《电影理论：走向21世纪》，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15]肖惊鸿硕士论文《陈胜利导演艺术论》。

[16]李稚：《纪实电视剧的美学认识》，《中国电视》1994年第1期。

[17]应为众：《纪实性电视剧断想》，《中国电视》，1995年第10期。

[18]吴风：《审美之维：对电视纪录片本性的反思》，《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4期。

[19]陈传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悖立与互补》，《文艺研究》，1996年第1期。

[20]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27页。

[21]叶碧：《主流还会再流吗——谈转型时期的现实主义》，《中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11期。

[22]倪勇：《论门罗新自然主义美学》，《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23]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24]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25]张绍林：《塑造当代英雄》，《中国电视》，1996年第1期。

[26]张绍林：《塑造当代英雄》，《中国电视》，1996年第1期。

[27]彭俐：《绍林风格》，《中国电视》，1996年第1期。

[28]杨阳：《牛玉琴的树：导演的话》，《中国电视》，1995年第11期。

[29]俞兆平：《科学主义与文学的写实主义》，《文艺报》，1999年8月19日。

[30]曹文轩：《走向庸常——对“新写实主义”的进一步解读与反思》，《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第3期。

[31]曹文轩：《走向庸常——对“新写实主义”的进一步解读与反思》，《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