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人的隐逸传统
达人高士，涉世即倦，往往有托而逃。若夫托李氏而至于登，为释民而至于证果，其淡泊之操，凝静之域，岂浅学所能测。[1]
现代人游历山水，目的不外亲近自然、放松心情。古人也一样，一旦遇上学习、生活和事业上的挫折，马上就想归隐山林。
唐代诗人王维是士大夫，晚年学佛，过着隐居生活，曾经“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又“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何等清逸，何等幽闲，何等富有禅味和道趣。他晚年辞官，终老“辋川别业”。
五代山水画家荆浩，居太行山，得山林隐逸的情趣，著有画论《笔法记》，曾幻想有一个神仙般的老人来指点画法。
号称“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和王戎，是名士的代表。所谓名士，即当时主张玄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任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礼教的束缚，寻求个性的解放。一方面表现为饮酒、服食和狂狷[2]的具体行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寄情山水、崇尚隐逸的思想作风。这就是被鲁迅赞誉的所谓“魏晋风度”（图2.1）。
据《世说新语》记载，刘伶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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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砖画，纵80cm，横240cm，南京博物院藏
鲁迅说：“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
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东晋文人谢灵运为了游山的方便，自制登山木屐，甚至雇工数百人专门为他伐木开路。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东晋文人陶渊明，辞官隐居，家境清贫亦“三宿水滨，乐饮川界”。他对大自然山水风景之恋，可谓一往情深。
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也提道“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之一，即在于避尘嚣，而亲渔樵、隐逸”。
中国文人，不但受儒家学说的教养，而且接受道、佛思想的熏染。在观念上，往往熔儒、佛、道为一炉，在行为上，则更多的渗透着道家“出世”的无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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