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文物大迁移，历经万里之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踏进中国。他们不仅在军事上侵略中国，对中国的文物也是虎视眈眈。为避免珍贵文物受日寇劫掠和战争损害，一批有识之士殚精竭虑，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文物保护工作。

特别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上百万件文物分中南北三线在日军的炮火之下历经了10年西迁，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丢失，没有太大损坏。

文物的转移工作之艰难惊险，堪称文物保护史上之最。大批有识之士誓死捍卫文物的气魄，谱写了中华儿女保护民族文化的慷慨之歌。

小贴士

文物保护抗争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

为避免圆明园灾难重演，故宫博物院文物向南迁移。

1933年4月

设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时接管战乱中的文物。

1933年10月

北平古物陈列所文物划归中央博物院。

1936年7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划归中博筹备处。

1937年12月

南京沦陷前中博筹备处集中珍品40余万件。

1931年，这一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就发生在这一年，日本借此事件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可以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不仅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拉开了中国人民8年抗日战争的序幕。

也就是这一年，在日军铁蹄的肆虐下，已被占领的东北三省大量文物惨遭劫掠，图书馆及院校的许多珍贵古籍被抢占，所有不可移动的古建筑被轰炸和焚毁……

鉴于东北文物的下场和曾经的火烧圆明园事件，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北平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免遭劫难，紧急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底，北平几家存有文物的部门开始派员精选文物，紧急装箱分5批南迁。

据故宫博物院前辈人物欧阳道达所著的《故宫文物避寇记》中记载，在南迁文物中，除故宫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陈列所5414箱，颐和园640箱又8包8件，国子监11箱，共计6065箱又8包8件。

这些箱子里共装有242592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其中包括自秦朝以来的6411幅书法和绘画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铜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时期的瓷器。

这些精选的24万多件国宝，由国民政府委托故宫博物院派员一起将其南迁。欧阳道达，自此一直承担着守护文物的重任。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陆建芳，前些年曾多次现场考察过当年文物的迁徙路径。他告诉记者，这批文物最先是被运到上海法租界暂时保管的。“由于文物背井离乡，所以后来这一批文物在点收后，均以‘沪•上•寓•公’这四个字为馆、处箱件区分编号。”陆建芳说，取用这四个字，意指这批文物临时借租在上海，做了“寓公”。（“寓公”，古指失其领地而寄居他国的贵族。后凡流亡寄居他乡或别国的官僚、士绅等都称“寓公”。）随着1936年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保存库的顺利落成，“自12月8日起，将沪库所存文物分5批由京沪沪杭甬路局所备迁运专车转迁南京，至同月17日，迁竣。他如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之文物，亦一并随迁。”

记者在陆建芳办公室，看到了他收藏的一本小册子—《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这本外表早已泛黄的小册子，用它的封面告诉记者，它编印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征得允许，记者翻阅其中，找到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成立始末。

原来，由于故宫博物院当时的主要功能是典藏，而国民政府及各界学术团体渴望能有一个完善的博物院，在典藏数千年传统文物之余，还能够起到科学研究和公众教育的作用，于是在1933年4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在南京应运而生。傅斯年为中筹处主任，主持管理各项事宜。

中博筹备处自成立之始，就开始从私人收藏家手里征集文物。其中，1933年10月，在蔡元培、叶恭绰、李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3.4万元的价格，购进了闽侯何叙甫绘园古物2000余件。后来，随着不断收购、拨交和派员主动到田野进行考古发掘，中博筹备处的文物库底开始逐渐丰盈起来。

在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故宫和中博筹备处的文物均集中于南京朝天宫。其中，官方划拨给中筹处的文物有20多万件，再加上故宫文物，南京当时已经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珍品约40多万件。

1933年10月，北平古物陈列所的5450箱文物被国民政府划归中央博物院。这批文物是清朝内府的珍藏品，包括了清朝及以前各朝代收藏的精品，分别存放在沈阳的奉天行宫和承德的热河行宫。

这两个行宫的宝贝在清王朝结束、进入民国初期被转移到了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博物院的前三朝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东面的文华殿、西面的武英殿，一共五大殿建立了一个古物陈列所，奉天和热河行宫不少于20万件的文物被集中到了这里。

1933年10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北平古物陈列所迁到南京的文物拨付给中博筹备处。我们今天在南博看到的很多皇家官窑器皿就来自于当初的北平古物陈列所。“我们今天来看它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都是最高级别国宝。”陆建芳这样告诉记者。

据相关资料记载，1936年，国民政府又决定将北平历史博物馆的21万件文物划拨中博筹备处。此时，除颐和园等处迁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拨付给中博筹备处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把它发掘的文物交给了中博筹备处。其中，殷墟出土的三千多片甲骨，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均无可替代。

在中博筹备处，还有200多个青铜鼎最为引人注目。里面既有中国最大的青铜鼎—殷商时期的司母戊鼎，也有铭文最多的青铜鼎—西周时期的毛公鼎。鼎在中国文化里是国家重器，政权统治的象征，江山社稷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毛公鼎上的499个字，记录了西周晚期，周宣王发布的一份完整的册命，极具史料价值。

记者在翻阅资料时发现，毛公鼎的价值，也让日本人觊觎很久。日本早就想要抢夺毛公鼎为自己所有，所以日军一直趁着战乱之机，在四处打探其下落。而此时，毛公鼎已经辗转流入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的手中。日军得知消息后，抓了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以作威胁。

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才算了结此事。

如今，毛公鼎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之一。其通高53．8厘米，重34．5公斤，大口圆腹，三蹄足，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

今天，南京博物院的44万件院藏文物让人惊叹不已，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数量众多。“其实，南博现在的丰富典藏是建立在民国时期的基础上的。

那个时候，南博还不叫南京博物院，而是叫国立中央博物院。”陆建芳说，“我们现在还能在南博看到这么多的重量级文物，众多文物工作者在日军对南京展开屠城前进行的文物西迁大转移功不可没。”

然而好景不长，8月15日日军飞机轰炸了南京，形势险恶，中央博物院的在建工程被迫停工，刚刚安顿下来的几十万件故宫南迁文物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宝必须再度转移。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就预感到了战争临近的威胁。他未雨绸缪，很早就开始安排布置文物的装箱工作，为文物迁移做准备。今天，我们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库房里，还可以看到70多年前文物西迁时的木箱。岁月沧桑，木箱上的封条已破碎、风化，但封条上的字迹和印章却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木箱见证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文物大迁移历史。

为了把这些珍贵文物尽快打包运走，当时故宫和中央博物院的所有人员纷纷投入到对文物进行打包的工作中来。陆建芳告诉记者，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1万多箱文物等待打包，可当时整个南京博物院（其前身为中央博物院）才多少人？日本已经在进攻上海，谁都不知道上海能顶住炮火多久，所以当时大家只能是夜以继日地进行试摔实验和文物打包。”

由于文物的材质不同，所以不同的文物需要采用不同的材料、方法和手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包。“古籍字画怕火、怕受潮、怕虫蛀，工人当时在打包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了防潮，另外装这些文物的箱子也与其他箱子不同，装其他文物的箱子都是木箱，而装古籍字画的箱子用的是铁皮箱。”陆建芳介绍，瓷器玉器是所有文物中打包难度最大的文物。“全都是易碎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包装不够结实的话，万一箱子摔了或碰了，箱子里的文物也就完蛋了。”

为了保障这些文物在路上的安全，中央博物院买来大量崭新瓷器，用各种方法对这些新瓷器进行保护性包装，然后装箱，对箱体进行加固。“再把箱子从几层楼的高度扔下来，看箱子和箱子里的瓷器有没有摔坏。”陆建芳说，即将被打包运走的瓷器，都是国家珍品，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损坏一点点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在打包后的试摔过程中，哪怕箱子里的瓷器有一点点磕碰，包装瓷器的填充物和打包的方法都得再琢磨、再研究。

正是经过这样日以继夜、不怕繁琐的反复试验，中央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安全的方法来保护瓷器。“箱子里面铺了好几层。直接跟文物接触的首先是棉花，防止文物表面划痕，然后用纸把棉花裹好，再在纸的外面使用稻草捆扎结实。文物放妥后，再使用稻草塞满箱子里的每一个空隙，最后加固箱子。”

这一回，箱子还是从几层楼高的地方往下扔，里面用来实验的瓷器终于得以保持完整。“后来中央博物院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把1万多箱、几十万件文物全部打包送走了。”

就在中央博物院最后一艘满载文物的轮船匆匆离开南京的3天后，也就是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从中山门踏进了南京。毫无人性的侵略者在南京烧杀奸淫，杀害了30万中国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南京失陷，日军派出了330多名专家、360多名士兵，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文物。仅在南京，日军掠夺的文物就装满了310辆大卡车。

“只差那么一点点，中国的重要文物瑰宝就要落入日本侵略者手里了。

现在想想，真是万幸！”陆建芳深有感慨地说道。

今天，你如果去南博的特展馆参观，就能看到当年文物大迁移时使用的那批木箱，一共268个，它们像艺术品一样，整齐地排列着。这些箱子上，还贴着当年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和中央博物院等处的封条。有的封条上写的是“北平古物陈列所”，有的封条上写着“博，3392”，“中华民国廿二年五月”等字样。

目前，南博仍保存有5000多个迁移文物的木箱。“木箱本身也是文物，它们保证了文物在颠沛流离时的万无一失。”陆建芳说，其中，“民国廿二年五月”就是1933年5月，正是南迁文物紧急装箱南运的时间。

当年的南迁文物，南博已经在整理，并正在陆续地陈列出来给观众参观。

总统府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刘晓宁说：“抗战前故宫博物院的一批文物曾南迁到南京，准备继续西迁，其中一部分暂存在总统府的一个旧礼堂里，《富春山居图》这样的珍品也在其中。而后来，南京在抗战期间的文物西迁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西迁，西迁途中靠手推车和人力扛运文物，团队航行时几乎翻船，而抗战后这些文物没有一样丢失或损坏。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可谓‘文军西征’。”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民国史专家王晓华说：“1937年12月上中旬，存放在朝天宫的所有中央博物院、故宫的文物还有近10万件等待装箱西迁，但人手不够！此时有在前几年因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案蒙冤下狱刚出狱不久的肖湘沛先生不顾病体，挺身而出，主动承担打包装箱工作，并建议水路运往汉口。终于赶在12月9日，日军破城前将9000多件文物运出！

在西迁过程中，文物工作者冒着敌机轰炸，山路崎岖，激流暗礁，还有土匪、日本特务的觊觎，随时有翻车的危险，不顾个人性命将国宝护送至西南，还有文物人员死在西迁路上，为了传承保护中华国宝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不计名利，默默贡献，他们保护下来的文物，堪称抗战史上的特殊的辉煌与丰碑！他们永远值得民族记忆！”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危在旦夕，转移国宝迫在眉睫。

于是，来自北京的国宝连同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等单位的馆藏珍品，近17000箱，分中南北三线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西迁，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万里西行。中央博物院的学者们立下了“文物在人在、文物亡人亡”的铮铮誓言，不惜以生命保护文物。

1．南线：命运多舛，先后五次转移存放地点南线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堪称国宝，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等。在10年时间里，上百万件文物不停地在移动，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丢失，没有太大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黄金艺术品是中央博物院重要的藏品。如宗喀巴金像印证了当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良好的关系，它本是平安吉祥的化身，可那时候自身都已难保了。这些黄金艺术品和其他几十箱文物在离开南京中山码头的时候，又有谁能料到，它们的迁移时间竟然长达10年，先后五次转移存放地点，命运多舛。

（1）南线最先启程，迁移的文物是最精品的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上海淞沪会战烽烟又起，南京的机场和军工厂连遭日军飞机的轰炸，南京危在旦夕，转移国宝迫在眉睫。

“‘八一三’事变以后第二天，第一批文物就开始了西迁。”陆建芳说，此前1936年参加伦敦艺展的一批文物结束展览之后，被送到南京，当时还没点交。这些从海外载誉归来的文物是当时所有文物中最精品的东西，因为形势非常严峻，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这一批文物就直接往西面运，撤往安全地区。“南线运送的文物最少，经行政院核准后总计80箱，包括王羲之最珍贵的字帖也在里面。”

正在离开码头。沉沉夜幕里，萧瑟苦涩的江风掠过一张张肃然的面容。

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迎风而立，目送着江轮逆流而上、渐渐远去……这是最先实施的“南线计划”，迁移的文物以参加伦敦艺展的文物为主，连同伦敦艺展初选后未送展的精品，另外再加选若干重要文物，总计80大箱。

南线文物由书法专家庄尚严等一班人负责迁移。

首批文物从中山码头运走的第二天，即8月15日，日军飞机轰炸了南京，形势越发险恶，中央博物院的在建工程也被迫停工了。在越来越密集的轰炸声里，文物迁移愈发紧迫。

（2）离开长沙后，日本飞机就丢下无数炸弹此行的目的地是长沙。船先到武昌，然后换乘粤汉铁路火车运抵长沙。押运人员与湖南大学商定，将文物暂时贮存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著名的岳麓书院）的地下室。马衡决定在湖南大学图书馆附近的山边，开凿一个山洞来贮存文物。说干就干，几周后山洞凿好。

然而战事转剧，马衡此时接到了张学良发来的密电—日军将在近期大规模轰炸长沙，这里的文物有必要再向后方迁运，要求立即向战火还没有烧到的贵州转移。

在政府密令湘、桂、黔三省派军护送下，80箱文物分两批搭乘卡车，悄无声息地再次启程。车队穿行在群山万壑之间，但由于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国民政府行政院指定绕道桂林。到广西边境后，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

文物离开长沙仅3天，多架日本飞机就出现在长沙上空。飞机俯冲下来，像下蛋似的丢下无数炸弹。刹那间，爆炸声四起，图书馆轰然起火，火光冲天，整个湖南大学被夷为平地……

陆建芳说，今天湖南大学图书馆的旧址上，还遗留有日军飞机轰炸后仅存的三根残柱。“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南线文物又逃过了一劫。后来听闻到这些消息，悲哀、愤懑、无助，这些情绪交织在每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心中，大家欲哭无泪，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中国不能亡！中华文化不能亡！”

1938年农历除夕之夜，车队终于抵达贵阳。贵阳城里过年气氛极浓，家家张灯结彩，户户爆竹声声。而庄尚严他们顾不上吃年夜饭，在瑟瑟寒风之中，将文物搬运寄存在六广门的委员长行营毛公馆内。

（3）只差一点点就车毁人亡，似乎有神灵护佑贵阳地处西南腹地，似乎远离战火硝烟。谁料到1939年1月，日军开始进攻贵阳，妄图从背后给中国军队凶狠的一刀。

考虑到文物在贵阳的安全，当局决定把它们再迁运到黔西安顺县城外、大山深处的一个石灰岩天然洞穴—华严洞之内，并且设置了“安顺办事处”。

根据记载，当时几十辆满载文物的汽车沿着崎岖的盘山路向山顶攀登时，恰逢一股山洪自峰峦间奔泻而下。冥冥之中似乎有神灵在保佑千年国宝，山洪没有冲泻到山腰上的卡车，只差那么一点点就车毁人亡。

华严洞内冬暖夏凉，干湿适宜文物保存。

运抵后，文物全部堆放在洞厅里，只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其余则临时隔出简易房间，住宿、办公两用。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陈列所5箱文物，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这批国宝和之前的80箱文物一起，在这个山洞里沉睡了五六年。(www.xing528.com)

庄尚严的儿子庄灵就是1938年11月在贵阳出生的，他后来回忆：

古物庋藏在南门外的华严洞。平日父亲和他的故宫同仁经常为公务往返于安顺办事处和华严洞两地，家中大小事务几乎全由母亲掌理。

每逢假日，父亲常会带着哥哥和我步行到华严洞去玩。对于当时像装运文物的箱子是如何贮放的，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但是每天清早，负责守护文物的一连驻军，都会在洞口外的土场上集合，然后踏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雄壮的《大刀进行曲》的样子，倒是记得很清楚。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故宫同仁常会开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分批取出，在广场上摊开晒晾。这时我们都会好奇地在一旁观看，父亲便乘机将有关名画的内容和作者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对这些历代名迹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一份名为《为奉令将经管南京古物陈列所运黔物品点交贵州教育厅代为保存》的档案，时任南京古物陈列所主任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舒楚石将文物运送到目的地后，函告国民政府：奉令监同故宫及本所文物运湘存储，以时局关系，复由长沙经桂移黔，近因避寇机空袭，由贵阳运存贵州安顺县华严洞，此地不虞轰炸，并有滇黔绥靖主任公署派兵一连驻守。

1944年底日军发起湘桂战役，战火再次烧到贵州。这时除了四川，再也找不到更安全的地方了。83箱文物的转运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行驶，十分危险。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翻山越岭，历尽磨难，南线文物最后转运到四川巴县的石油沟，存放在飞仙岩下，一直到抗战胜利。

2．北线：三线中最惊险、最艰苦

南线出发不久，战况日趋激烈，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迁都在即。马衡得此消息，立即组织实施“北线计划”。北线运送的多为字画、书籍、档案等文物，堪称三条西迁路线中最艰苦的一条。

1937年11月初，瓷器专家吴玉璋率队将7287箱文物从陆路由火车运出。

北线行车路线是北走长江，往宝鸡。

（1）连遭敌机袭击，列车冲出火场

包括皇家殿本书籍在内的7287箱（加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22箱）文物走北线迁移，分三批在南京浦口火车站装车，后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派其弟子尹焕章负责押运。走北线的这批文物经历最为惊险。

1937年12月10日夜间，文物在南京浦口火车站装车时，现场相当混乱，好在没有出大的问题。

经津浦路到徐州时，徐州会战即将打响，日军开始对徐州一带铁路进行轰炸，装载文物的火车经陇海线，冒险狂奔到了郑州。“这批东西非常多，数量很庞大，很匆忙。

当时陇海线刚刚开通，这批东西从浦口火车站出去，直接到徐州，再往西走，连夜开到了宝鸡。”陆建芳回忆。

躲过一劫的北线文物，没想到在郑州又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到达郑州20多分钟后，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郑州站变成一片火海。大火被风席卷着扑了过来，装有文物的列车眼看就要被火海吞噬，危急关头，司机冒着生命危险，果断开着列车冲出火场，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后来担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的尹焕章，曾对女儿讲述过这次危险的经历。尹焕章的女儿心有余悸地回忆道：我小的时候听父亲说过，当时火车到达郑州时，他们跳下来办理有关手续。这时候空袭警报拉响了，日军的轰炸机群对火车站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

这时候车站的工作人员看见车厢里的一些箱子上贴有中央博物院的封条，另外还有内政部的字条，他们就断定是很珍贵的东西。于是这些工作人员冒死把火车调度到车站比较安全的地带。

当空袭结束以后，他们看见车站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雨棚以及职工的几间休息室，别的全部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他们心里面暗暗地说，这批文物得以保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北线文物离开郑州后，继续沿陇海线前行。当南京陷落时，专列已驶抵陕西宝鸡。在宝鸡火车站卸车时，由于难民潮涌，秩序混乱，撞车事故时有发生，部分文物被震毁。在宝鸡，文物被临时存放于城内关帝庙、城隍庙内。

陆建芳说：

深更半夜到宝鸡，整个宝鸡都戒严了。当时能用的运输工具，比如三轮车啊，什么都用上了。不过，关帝庙、城隍庙现在全都荡然无存了，一个变成了印刷厂，一个变成了招待所。

随后，马衡赶到宝鸡，视察这两处存放地以后，觉得条件都不理想。不久，潼关形势紧张，文物再次向四川汉中（原属四川，后并入陕西）转移。

总统府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刘晓宁也透露了一个细节：北线文物队把文物运送到宝鸡时，专门在山上挖了两个窑洞存放文物。文物继续西迁后，这两个窑洞被部队用以储藏军火。队伍离开不久，日军轰炸至此，窑洞里的军火都被坍塌的废墟埋了。如果文物还藏在这里，后果不堪设想。

（2）秦岭蜀道千难万险，4箱文物不慎炸毁严冬来临，战事越发紧张。转移的命令又传下来，为确保文物安全，运输文物的汽车不得不冒着严寒，在冰雪泥泞中翻越险峻无比的秦岭山脉。运输队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向汉中进发。

当时正值冬末，秦岭大雪封路，山高路滑。长长的车队挂着防滑链，车身摇摆颠簸着，慢慢盘旋、爬行在苍茫的秦岭之中。远远望去，有几分壮观，更有几分悲壮！

艰难的行驶中，车队后面有一辆车翻滚在山坡边。好在山坡不陡，司机和车上人员无恙，只是车上装有文物的几个大木箱散落在地上。以为文物严重受损，大家连忙将地上的木箱一一打开检查。幸好这车装的是石鼓，由于包装严实，石鼓没有受损。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的专家们，此时与搬运工人没有两样，与司机们一起，绳拉肩扛，使出全身气力，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终于把散落的石鼓装上车。

大雪封山，队伍到达的小村庄里只有一间卖面的小饭铺，供给不够，只有派后方队伍运食物进山给前方的队伍。命令传下去，后方队伍里众人踌躇，终于有位年轻司机答应了，冒雪把食物送进山中。

宝鸡与汉中相距885华里，其间没有火车，当地政府便调动了近300辆汽车运送文物。以一车装20箱计，往返300多次。他们共费时48天才把7000多箱文物运到汉中，暂存文庙。

在汉中立足未稳，当地的飞机场又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

所有文物运抵汉中时，四川公路局派出5辆汽车接运，5月26日开出首批车。他们走的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攀援入川的古道。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由于车辆少（后减至2辆），路基、桥梁不好，且管理不善，满载国宝的汽车队在蜿蜒崎岖的蜀道上艰难缓行。令人惋惜的是，1938年6月28日，押车卫士随身携带的手榴弹不慎爆炸，炸毁文物4箱。

直到1939年3月，历时10个月，文物才全部运抵成都。然而，成都多雨多雾，气温低，湿度大，又无适合存放文物的处所，更因离成都不远的重庆常遭轰炸，处在成都闹市区的文物存放地极不安全。

同年7月，文物从成都运到峨眉县，木箱寄放在大山深处、建筑坚固、宽敞又便于隐藏文物的大佛寺古庙里。峨眉县当时经济落后，当地人很少见到汽车，见县里一下子来了20多辆大卡车的车队，两边又站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很是新奇。他们听说这是“博物院”的东西，又存放在佛殿，便以为里面装满了宝物，后来才知道是博物院的文物。

在峨眉县，这批文物也曾遭遇大火，幸好最终化险为夷。

陆建芳回忆，为了保护好文物，尹焕章他们专门绘制了峨眉山的地形图。

当年存放文物的大佛寺现在已不存在了，原址只剩下几棵参天的大树，见证了当年文物迁移的历史。

3．中线：水路抢运，有人为保存文物献身

南京博物院目前的镇馆之宝，很多人都知道，是清乾隆蓝釉描金粉彩开光转心瓶，为清朝中期乾隆皇帝所使用。这个蓝釉粉彩旋转瓷瓶，是景德镇为清宫专门烧造的大内瓷器，是粉彩在鼎盛时期的代表作。蓝色釉面光洁平滑，瓶体描金，繁缛奢华，灿烂夺目。瓷瓶腹部有镂空云雾花纹，透过镂空花纹，可看到瓶内能转动的圆柱形瓷内胆上的绘画。一动一静，结构奇妙，巧夺天工。

现代人想不到的是，精美的瓷器对包装和运输要求非常严格，稍不留意，极易损坏。而转心瓶也曾历经千难万险的文物大西迁。

中线运送的文物数量最多，走的是水路入川，9386箱（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分两批西迁，迁移由后来担任民国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主持。

（1）难民太多，押运者用吊绳才吊上船第一批中线文物在1937年11月9日乘坐招商局“江安”轮先行开往汉口。

没过多少天，1937年11月20日，收音机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播报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的《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马衡关了收音机，立即布置行动，将所有南迁文物紧急运离南京，迁往重庆！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消息一出，南京城内哭声连天，众多权贵忙着携家带口逃难，交通工具十分紧张。军事委员会忙于战事，根本无暇顾及文物搬迁。

马衡等人为找搬迁文物的运输工具心急如焚，历经周折才联系到一艘英国轮船“黄浦号”。不久，“黄浦号”搭载着无数国宝和侥幸挤上船的可怜逃难者，在漆黑的雨幕下缓缓驶出中山码头，驶进无尽的黑暗之中。

杭立武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这批文物至抗战大后方。杭夫人回忆道：“上船的时候，因为难民太多，他上不去，最后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

可惜的是，在汉口码头卸船时，破损瓷器类文物一箱。

在汉口停留了40多天，所有文物暂存于英商和平洋行仓库。不久，日军进攻武汉，汉口危急，为防日机轰炸，存放于汉口的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

1938年1月至5月，再用小轮船分19批西运重庆，分别存放在南北两岸的7座仓库中。2月，首批文物抵达临江门码头，存放于当时的四川禁烟局仓库。

1938年2月23日，该仓库房顶严重坍毁，压损文物7箱。后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仓库贮存。这些文物历经磨难，不断辗转于途，曾先后存放于川康银行、安达生洋行、吉时洋行等处。由于仓库简陋、储存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发生霉变，其中一箱殿本图书集成彻底损毁。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到重庆后，李济原想挖防空洞做仓库来存放这些文物。可第二年夏天，李济开始急着寻找地势偏僻、能存放大批文物、还要交通方便的安全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李济如此心急火燎呢？原来李济得知，北京大学存放在重庆北碚的几十万册珍贵书籍，在重庆大轰炸中被日军飞机炸为灰烬。

（2）马衡数夜不眠，听闻安全抵达痛饮文物存放在重庆已经很不安全，必须马上转移。这次的行程是：文物再次溯江而上，经宜宾到乐山，拟存放在乐山市的安谷乡。

文物运出后不久，1939年，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屡遭日军飞机空中大轰炸。山城重庆一片火海，古物存放处几乎无一幸免，所幸西迁文物躲过一劫。

在转运途中，数箱文物失手坠地，滑落水中，数艘装运文物的货船迭遇触礁、船舱进水没及双脚，遭受雨淋等现象也有发生。

1939年5月底，这批文物从重庆运抵宜宾，但由于乐山地处岷江中游，运送国宝的轮船到了宜宾就开不上去了。这就必须赶在涨水季节（每年只有6、7、8月这三个月可以行船），换船经岷江运往乐山。

大家费尽周折才雇到了11只木船，然后星夜不停，加紧装运。就在南岸玄坛庙抢运第三库文物时，故宫博物院职员朱学侃在晚间查看舱位大小时一脚踏空，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脑部严重受伤，不及营救，伤重身亡。他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大家都为失去好同事而悲痛。

水运从8月中旬开始至9月中旬，总算平安运抵乐山。坐镇重庆指挥的马衡，闻知文物安然无恙，兴奋不已。这位60岁的金石学家，彻底忘记了离乡背井的流离之苦，独自举起酒杯，将喜悦的泪水和着巴山的清流一饮而尽。

马衡在慰问工作人员的书信中说：“自泸州被炸（9月11日），忧心如焚，数夜不眠，得来电，知大功告成，急嘱厨房备酒，痛饮数杯。”

“安谷乡那个地方有朱罗祠等六姓祠堂，所以当时存放得比较久，从头到尾存放了8年。”多次考察文物西迁之旅的陆建芳说，当时利用整理文物的机会，祠堂里还主办过一次小型文物展览，全村人几乎倾巢而出，如过节一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村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能在家门口看到皇宫里的国宝。

不过由于当地储存条件恶劣，常遭白蚁危害和仓库渗漏，少部分文物也损毁严重。

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时月，三线的文物工作者常常围坐在一只旧收音机前，听着时断时续的声音，这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

1945年8月的一天，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突然中断，插进了播音员的声音：

亲爱的听众，现在播送一条重要消息，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大家跳着、叫着、笑着、哭着、拥抱着……边跑边喊道：“日本投降啦！”

在华严洞，在峨眉山，在安谷乡，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作，聚集在一起，说啊、笑啊……颠沛流离10年，南北辗转两万里，今天，国宝终于可以回家了，大家怎能不万分激动？

当年，三线西迁文物首先集中重庆，然后运返南京。文物东归又涉过千山万水，经历诸多困难。

在运回南京途中，也发生过撞车、颠覆、遇雨、落水等意外，严重受损文物达120余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抗战期间以及战后，中国文物精品经历的这场空前的劫难，先后南运、西迁、东归，历时15年，行程10余万里，可见物力、心力损失之巨大。文物的守护者们在途中辗转迁移，多次在敌机夷平储存地之前及时将文物运出脱离险境，其间多少灾难凶险难以言尽，却冥冥中又如神助般地化险为夷。万余箱故宫文物在战争年代颠沛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间，然而在回归之日还几无损失，连马衡院长（第二任院长）都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奇迹”。

有不少人很自豪地称“文物西迁没有一件丢失或损坏”，有夸张的成分。

欧阳定武是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家属，文物南迁时估计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

根据他的说法，抗战文物迁移涉及13000多箱文物，来回足有2万多里，要说完全没意外也不大可能。比如在乐山、峨眉这些地方，就有过守卫不小心枪走火、汽车翻车伤及文物的情况，不过由于包装结实，有些箱子虽然落水，文物只是边角潮湿，抑或箱子受损，东西没损坏。运送途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有人一一记录损坏情况的，“无损失”是个统计学概念。确实没有丢失，但不好说没有损坏，而是指损坏到不可修复的只有几件文物，跟几十万文物的总量相比近乎于零。

最后，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些人的名字：李济、马衡、庄尚严、尹焕章、肖湘沛、杭立武。虽然不少人是解放前将故宫文物转到台湾的积极实施者，但在抗战中保护文物方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