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籍官兵素质好：贵州草鞋兵证实能打硬仗！

位于成都市区的川军抗日纪念碑

今天，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4年了，共和国已经成立60周年了，我们对正面战场前方同日军拼死战斗的将士还记得多少呢？

位于贵州晴隆县境内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二十四道拐”

1945年6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史迪威公路——通往中国的陆地通道》作为封面故事，封面图片就是著名的“二十四拐”。2003年5月18日央视10套播出专题《寻找“二十四拐”》讲了如下一个故事。故事起因是1995年云南电视台推出专题片《滇缅路风云》，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二十四拐”老照片首选为宣传画册的封面。《寻找“二十四拐”》专题片中说：这条路“既是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见证，也让云南人民引以为自豪”。但这“二十四拐”具体在云南境内的哪个山谷、哪个路段，却没有说清楚，但几乎无人怀疑、寻找过。直到一位名叫戈叔亚的云南研究抗战史学者，为了找到“二十四拐”，在云南滇缅路上反反复复踏勘20多次，也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而这多次翻山越岭苦苦寻觅，耗时近8年之久，花去了他人生1/10的时光。怪谁呢，就怪这“二十四拐”竟然是在贵州境内，还因为某种难得通融的历史偏见。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

贵阳市南部中共贵州省委所在地对面，有一个叫“纪念塔”的地名。知道“纪念塔”是为纪念贵州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建立的人并不多；知道是第一○二师师长柏辉章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碑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人就更少了；最近二十余年来，对该塔修建的日期、高度、形状等众说纷纭，难以取舍。直到南明区地方志办公室于2002年8月开始，到2003年7月13日止，先后5次到省图书馆终于查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27日，《贵州日报》第三版载文，标题：《阵亡将士——纪念塔落成》，全文如下：“［中央社］陆军第某某师（注：第一○二师）在本市中正门外十字路口建筑之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现已全部完成，高三丈余（约十米），周围刊刻各阵亡官兵姓名，及高级长官（注：柏辉章）题字，壮丽雄伟，令人凭吊而肃然致敬，按此纪念塔诸烈士咸为黔中英勇牺牲健儿云。”这才把此事说明白。

忠烈录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著《抗战的遵义》一书，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该书出版后，细心的赤水市学者苏林富先生，把该书中列出的阵亡将士人数和1947年由国民政府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抚恤处编纂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贵州赤水县》加以比较，因这本小册子除对赤水籍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姓名、所在部队、职级、阵亡时间和阵亡地加以记载外，还有一个表，对贵州全省当时78个县的阵亡人数作了分析统计。苏先生将遵义市12个县的数字作了一个比较。尽管1947年的小册中在编辑“例言”中说：“本录系就三十六年六月底前成立恤案之阵亡将士编订，其三十六年七月一日以后及尚待成立恤案或县籍不明者，容俟续编。”（苏先生的《关于〈抗战的遵义〉的一点补正》一文发表于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刊物《遵义历史文化》2006年第3期）

附　表

两相比较，2005年的数字比1947年的数字少1263人。抗战8年，遵义地区出征总人数为131997人，再比较1947年的表，其准确性也很令人怀疑。

请缨抗战的贵州台江“草鞋兵”

笔者认为，“草鞋兵”是指抗战中的国军士兵，并不专指贵州士兵，但以贵州草鞋兵为例，介绍老百姓对抗日战争的奉献也是可以的。笔者出生地并不在贵州，而是表里山河的山西省。敌后战场老百姓的抗日事迹尽管也应大写特写，但对正面战场的老百姓抗战实情写得更不够。因此，笔者试以《贵州草鞋兵》来说说这方面的事，以此说明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并仅以此书告慰忠魂，献给正面战场上的无名英雄——“草鞋兵”。

一、黔军参战人数多，参加抗战较早

“黔”是贵州的简称。古代称老百姓为“黔首”，黔地也可理解为老百姓居住的地方。黔军指贵州籍军人为主体的部队。从国土面积上看，贵州只有17.61万平方公里；从人口看，到1937年，估计人口总数约为800万。根据贵州师范大学何长凤教授撰写的《抗战时期主黔的吴鼎昌》书稿中提供的《贵州省抗战8年征兵数额表》，国民政府给贵州下达的征兵指标，为每月6000人，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征兵。八年贵州的征兵计划为583000人，实际征兵675432人，超征92432人。2007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由［英］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35-1945）》中，引用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一书中的《战时国民政府正规军征兵数》表说明，贵州征兵数为58万，四川为257.8万，云南为37.5万。贵州征兵数大于云南而少于四川，但从人口数来看，四川是全省人口平均14人中便有一人直接参战，云南是全省人口平均20人有1人参战，贵州是全省人口平均12人中便有1人参战。从出兵人数与全省总人口的比例看，贵州位于各省出兵人数的前列。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参战人数众多是贵州各族人民参加抗战的一大特色。

贵阳军民在铜像台（今喷水池）前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抗战时期（1937-1945年）贵州省征兵数额表

续表

战时国民政府正规军征兵数

原注：表中的数字仅提供招兵的情况，抗战中由战区司令部和军队单位的统计和报告宣布，实际上收到了1210万新兵，或比表所给出的少了12%以上。此数字也不能视为精确，因为分配的食品定额、武器、弹药和军饷取决于部队的全员。如果说可能存在夸大，同时，军队单位也会不经批准而额外招兵。
资料来源：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表10。

贵州兴义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抗战征兵入伍荣誉状

贵州部队不仅直接参战的人数多，而且参战较早。团结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发行刘晨主编的《中国抗日将领牺牲录（1931-1945）》一书中，列出的第一位牺牲的将领就是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滕久寿将军。滕久寿于1929年由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第二十九师参谋长调任第十九路军吴淞要塞司令部任参谋长，是第十军补充第十九路军的黔军500名官兵之一。1932年1月淞沪会战打响后，当时的吴淞要塞司令临阵辞职，对日军没作任何反抗。在这紧急关头，滕久寿奉命督战。他登上炮台，率领全体炮兵配合友军奋勇还击，屡次击败日军的凶猛进攻。

开战后的第7天，2月4日上午10时左右，日舰13艘，飞机24架，向要塞炮台进行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轮番轰炸、炮击，妄图摧毁吴淞炮台，占领要塞。吴淞全镇烟尘弥漫，几乎成为火海，炮台内到处是丈许深的弹坑。此时的滕久寿巍然坚守岗位，指挥炮兵奋力还击。突然，敌人的弹片击中了他的左臂，鲜血染红了衣裳，随身护兵请参谋长暂时退避，但滕久寿坚决地说：“我辈军人，负有保国卫民之责，速还炮杀敌，后退者枪毙！”话音未落，右腋又中敌弹，炸去了右手，接着，弹片又穿透他的胸腹，血流如注，壮烈殉国，时年33岁。战火中，属下将他的遗体用棉絮包裹好，就地掩埋。3月中旬，将军的遗体安葬在上海永安公墓。这是黔军对日作战的开始。

滕久寿为国捐躯后，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濡墨挥毫，写下“血洒淞沪”条幅，以慰英灵。宋庆龄也发表演说，赞扬第十九路军和滕久寿将军奋勇抗敌的爱国精神。上海《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都报道了滕久寿将军的英勇事迹。

滕久寿，贵州都江县（今三都自治县）人。1929年任十九路军吴淞要塞司令部参谋长，在淞沪保卫战中殉国

1984年6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吴淞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为革命烈士。同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滕久寿正式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团结出版社2005年出版发行军事学硕士张洪涛的新著：《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书中多页讲贵州省天柱县吴绍周将军任第十三军参谋长时，在南口争夺战中的英雄事迹。吴绍周于7月25日到达南口，8月7日日军始攻南口后，组建吴绍周支队，屡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坚守南口至8月25日，因此荣获四等宝鼎勋章并晋升为一一三师中将师长，1938年调任第一一○师师长。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发行万高潮、王健康、魏明康编的《国民党高级将校抗日战争亲历记——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1945-2005）》，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血战上海的亲历者牟龙光撰写的《浏河口、福山镇、无锡之役中的独立三十四旅》一文入选。旅长罗启疆，贵州松桃自治县人，其部下多为贵州人。部队组建时，罗启疆就认为，将来必与日本打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那才不愧为中国军人。淞沪会战后，军事委员会奖其大洋两万元。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向蒋介石报告说，启疆部只要补充些兵员，换些新的装备，会是一支强有力的部队。

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年出版发行杨克林、曹红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在这部大型图册的第348页，专题介绍忻口战役中的刘眉生将军。摘录如下：

刘眉生（1904-1937）：

陆军第八十五师五一○团少将团长（贵州遵义人）。1937年10月，刘率部北上，参加忻口会战，防守忻口镇洪山阵地。他亲临前线指挥，全团伤亡甚众而斗志不减，多次击退日军集团冲锋。10月28日，日军两次反扑，刘在第一线指挥作战，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以上专家学者从历史档案中查到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黔军参战较早。黔籍将士参战较早的原因是，早在1935年前后，蒋介石就把原由地方军阀控制的黔军部队改编成由他直接指挥调动的“中央军”，并在整编训练中，改善黔军部队的装备，作为“劲旅”先调至豫、鄂等地。1929年，王天培第十军残部罗启疆部，被武汉行辕何成浚收留，发给军饷和装备，暂编为第十九旅。1930年移驻湖北随县枣阳一带，正式编为陆军独立第三十四旅。1931年，原黔军第四十三军残部正式编为陆军第八十五师，并在薪饷、装备上得到补充。1935年8月，原师长谢彬在鄂西遭红军伏击身亡后，贵州遵义人陈铁接任第八十五师师长。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追剿红军入黔时，蒋介石乘机废除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省主席的王家烈，原第二十五军的五个师被改编为陆军第一○二师、一○三师、一二一师、一四○师和新编第八师。第一○二师先在黔西威宁集中，而后进入四川，柏辉章率部于1936年进驻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的商城、光山地区；第一○三师组建后，何知重率部队开往四川涪陵，后逐步移师安徽立煌县一带；第一二一师组建后，吴剑平率部由四川涪陵进驻河南光山、乐山等地整训；第一四○师由沈久成率部移驻甘肃天水地区，1936年调兴义人王文彦任师长；新编第八师由蒋在珍率部从四川经湖北崇阳，通城、通山移驻江西修水整训。这些中央军中的“杂牌”部队，最先被调入抗战的前线。

二、黔军与日军打过多次硬仗、恶仗

黔军不仅能打硬仗、打恶仗而且打不散，即使部队伤亡再大，减员再多，经过整补，这些部队又重新出现在抗日战场；即使在战局失利的情况下遭到冲散，也能通过多种途径重新聚集。翻阅近些年来出版的描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图书杂志，正面战场上的许多会战，都有贵州籍部队的身影。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发行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从1926至1936年，先后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整10年，1937年5月至1942年任师、军参谋长、师长等职，1943年任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1944年2月出任军政部军务署中将副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而军政部部长和国防研究院院长就是他的老上级陈诚。1947年3月调任国防部第三厅（主管作战）厅长。郭汝瑰的经历说明，这本书是很专业的。笔者根据这本书，列表说明黔军在正面战场的表现。

走进正面战场重要会战中的黔籍军人

续表

续表

续表

贵州民众追悼抗日阵亡将士留影

三、事实上黔军在抗战中仍然存在

尽管黔军参加了这么多次战斗，但在过去反映抗战的史料中，有川军、滇军、桂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的记载，唯独没有单独提到“黔军”。过去一提徐州会战，人们只知道是李宗仁率桂军、川军、西北军打的；一说滇缅会战，人们认为是中央军和滇军的杰作，就是第一○二师为悼念黔籍抗日阵亡将士，于1942年建成的纪念塔，也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不明内情者，都不知道这是柏辉章为纪念黔籍阵亡将士而建的。一些文艺作品，由于作者不了解历史事实，更把黔籍军人描写为毫无战斗力的“双枪兵”。直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后，随着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的深入，黔籍军人在许多重大战役中都担负了艰巨的战斗任务的历史事实才被一些专家学者挖掘出来，并公之于世。现梳理如下。

200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张明金、刘立勤主编的《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二十大派系军阀》一书，书中第十章为《黔军》。该书认为：“黔军，是武昌起义后，新军的一部分官兵和陆军小学学员于1911年11月3日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贵州大汉军政府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贵州军阀部队。”“1926年8月，黔军各部先后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1929年至1934年9月间，贵州小军阀们几经混战，军政大权终入王家烈之手。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黔军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截击长征入黔的中央红军，蒋借口王作战不力，免去其第二十五军军长和省主席职，贵州的军政大权遂被蒋控制。从此，黔军及黔系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参见该书第238页）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的毛光翔（前排右二）及其同僚

就“黔军及黔系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的结论，笔者认为，黔系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的结论是正确的，而黔军的历史在正面战场上还在继续。理由有3条。

一是1937年以后，贵州又组建了3个师参加抗战。即补充师、预二师和新编第二十八师。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军政部任命浙江人柳际明为贵州志愿兵补充师师长，到10月就有11000多热血青年自愿入伍。1938年初，有2000多人补入桂军第九十三师，北上参加台儿庄战役，贵州籍官兵牺牲近百人。另外三个团开往武汉，奉命与原第五十五师合并，柳际明调任第五十五师师长。到1938年8月，柳际明升任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李及兰接任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初，黔军第八十六军被裁减后，其所辖黔军第一二一师改隶第九十四军。第五十五师和第一二一师参加随枣会战、冬季攻势作战等。从1940年起，李及兰任第九十四军军长，第五十五师，第一二一师参加枣宜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1942年10月，六枝特区人牟廷芳接任军长，1943年10月，第五十五师改隶第十八军，参加湘西会战后，于1945年4月才被裁减。

1938年，由贵州几个保安团编成陆军预备第二师，师长为盘县人冯剑飞，副师长为贵定县人陈泰运，在贵州镇远、湖南益阳、宁乡整训后开赴九江参加武汉会战。参加九江战役的结果是，参战的其他8个师均溃不成军，唯独预备第二师作战得力，完成了预定任务。战后，张发奎向蒋介石汇报了作战情况，蒋介石听后十分高兴，宣布预备第二师和第四十四师合并，取消预备第二师番号。但预备第二师师长陈明仁认为，过去认为预备第二师战斗力差，但经过此次九江会战，已获得了好名声，取消预备第二师番号不妥。经陈明仁坚持，预备第二师的番号始得保留。预备第二师1939年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后，1942年移师昆明，编入第七十一军。在滇西会战中，先后有近万名贵州健儿参战。

新编第二十八师虽然在四川组建，师长是贵州龙里县人刘伯龙（黄埔三期、陆大特三期毕业），入黔驻防整训近两年征补贵州子弟3000多人，培训官佐300余人，基本成了贵州籍军人为基干的部队。1941年属第六十六军，1942年编入远征军开赴缅甸，行程数千里，穿越野人山，退到龙陵、腾冲等地与日军恶战10余日，稳住了阵地，随后奉令撤到怒江防守。后编入第七十一军，1944年参加滇西会战。这三个师仍被人们俗称为“黔军”。

贵阳天主教堂修女医治转移至后方的伤员

二是许多史料表明，原籍贵州的部队，在其兵员损失较大之后，往往先回贵州补充兵源。这些黔籍的官佐、士兵，常以同乡、同学、同事关系，直接回故乡招募新兵。因此，这些部队包括他们的将领都没有散，并且越打越强，成为国军劲旅。笔者查阅了部分图书资料，现举例如下.

《砀山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由中共砀山党史办公室撰写的《日寇在砀山的暴行》一文中写道：“1938年5月20日，日寇第一军所属十六师团，沿陇海路两侧进犯砀城，当时的守城部队，是国民党军一○二师的一个团。在师长柏辉章的率领下，将城隍庙挖空，机枪把守城门，全团英勇奋战，打死打伤日寇1000余人。日寇恼火，排炮射击，轰塌了城门，抗日队伍几乎全部牺牲，砀城失守。”

2005年8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陈荣华主编的《江西抗日战争史》，书中讲到万家岭大捷的战斗经过时写道：“10月2日，日军第一○六师团进入万家岭地区。薛岳为全歼日军，从三个方向调配兵力向万家岭地区运动，逐渐形成对日军的包围态势。双方激战更为频繁剧烈。当天，第九十师向扁担山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据险顽抗。日军援兵约1000余人赶到。双方展开殊死搏斗。第九十师伤亡惨重，其中一个营官兵全部战死。当晚，第六十军一○二师两个营的增援部队赶到，与第九十师一起击溃日军，并占领狮子崖、大金山。日军仍不放弃，继续反攻，但均被第九十师、第一○二师击退。”（参见该书第122页）200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书中在讲到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说：“9月18日拂晓，日军发起全线攻击，在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和战车协同下强渡新墙河。第四军各师凭借既设阵地抗击日军。第一○二师正面抗击日军第四、第三、第六师团的集中攻击，战斗尤为激烈。”（参见该书第1040页）2000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张福兴编著的《同仇御寇》一书第27章详细介绍了第一○二师官兵在这次战斗中英勇顽强抵抗的细节。张福兴介绍说：“柏辉章持枪上阵督战，与前沿阵地的官兵并肩作战。一○二师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又顽强坚持了两天，直到战区长官部向他们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柏辉章才带着残部从新墙河阵地上撤了下来。”

张福兴在介绍武汉会战中的田家镇战役时说：“从侧后包围敌今村支队并向广济之敌发动进攻以牵制敌人兵力的是第二十六军、四十八军、八十六军，其中第八十六军上至军长何知重中将，下至普通士兵，几乎清一色是贵州人，该师主力第一○三师师长何绍周少将是何应钦的亲侄子。第一○三师在南京保卫战中，打得仅剩余官兵500多人，1938年1月撤到湖南平江重新整补，兵员主要还是来自贵州。”（参见该书第346-345页）

1944年的松山的战役，何绍周任第八军军长，三个师中一○三师和八十二师都是黔军。松山一役，共消灭日军1300余名。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出版发行方知今著《1942-1945血战滇缅印——中国远征军抚抗纪实》一书。书中写道：

卫立煌接到捷报，亲到前线慰问，并宣读了蒋介石对第八军将士的嘉奖令，然而第八军将士并没有欢欣鼓舞，却以难堪的沉默接受这次嘉奖，因为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卫立煌紧紧地握着何绍周的手，说：“反攻战以松山之役奠定了胜利基础，当推第八军为首功，你辛苦了，我谢谢你！”

何绍周以沉重的语调说：“部下幸不辱命，也全赖钧座指挥有方，将士一体用命，不当钧座夸奖。现在松山攻击战已结束，部下只向钧座提一个要求。”

“好，我当尽可能使你满意。”

“请钧座直接向委座报告：第八军奉命攻击松山，牺牲将士8000余名，是第八军的三分之一；再加上轻、重伤员4000余名，是第八军的1/2；连同新二十八师第一期攻坚牺牲将士3000余名，轻重伤员1000余员，共死伤将近20000将士。我们的损失6倍于敌！从一期攻击至全歼日寇，费时两个月零四天！”

卫立煌沉默了半晌，强忍悲痛地说：“这确实是个令人痛心的数字。但是，战报总结当由参谋长向军委会报告啊。”

何绍周十分固执地说：“不，部下请求钧座亲自向委座报告。因为我们的参谋人员习惯欺上瞒下，夸大战果，缩小损失，取悦委座，以致委座不能明辨是非。部下认为只有让委座了解我军在反攻中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才会有决心惩办那些过去在缅甸溃退，尔后在怒江东岸防守而无所作为的失职将领！”

卫立煌苦笑道：“你以为委座不了解情况吗？缅甸失败，已经有一些将领被惩办了……”

“是的，是的，惩办了，惩办了……第六十六军番号被撤销，张轸被免职；第六军打垮了，甘丽初被免职；第五军同样被打垮了，杜聿明成了光杆司令，回到昆明，倒升了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这能说委座是了解下情的吗？”

卫立煌此时能说什么呢？他拍拍何绍周的肩头，叹息道：“请原谅，许多事我也无法向你解释。我只能向你保证：你的请求我照办——亲自拟电向委座报告松山战况。”（参见该书第376-377页）

湘西会战是中日最后一次大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黔军第一二一师起了重要作用。2005年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宋波著《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书中写道：

向武冈急进的第九十四军第一二一师，与日军第五十八旅团两个联队和三十四师团二一七联队展开战斗。12日晨，第一二一师占领资水支流各渡口后，渡过蓼水河又向日军发起进攻，激战到下午4时，击毙日军500多人。日军第二一七联队和第五十八旅团残部在主力突破第一二一师的围击后，向风神岩一带逃窜，结果被追上来的第一二一师与早已堵截在这一带的第五师包围，在中国军队强大的火力下，日军死亡累累，几乎寸步难行。

第一二一师对围困日军奋起攻击，占据了风神岩，缴获二一七联队一本命令稿和一部无线电台。打扫战场时发现，日军被围困时将遗弃的枪炮、受伤不能行走的伤病员，一并浇上汽油，烧成灰烬，其状惨不忍睹。

14日，第五师李则芬师长率部在茶铺子一带又将溃逃之敌截住，往资水东岸一隅紧逼。此时，第一二一师师长朱敬民（贵州平坝县人）令一个团增援上来，协同第五师拦截，自己亲率师主力连夜渡河，迂回到敌后，突然发起猛攻，双方恶战两天后，日军第二一七联队及两个大队全部被歼灭。”（参见该书第436-437页）

这些事实说明，尽管黔军的名称不存在了，但在正面战场以黔籍军人为主体的部队事实上仍然存在，并且在重要会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四、黔籍官兵的素质好是能打硬仗的主要原因

一是黔籍军官进军校的人数较多。

这可以从三方面看，①清末民初，贵阳曾建立4所军事学校；②参加过保定军校学习和教学的贵州学员有120名；③在黄埔军校任教的黔籍教官、学员数量不少，也很活跃。

1906年，贵州开办了陆军小学堂。图为第三期毕业生毕业合影

1.清末民初贵阳先后组建4所军事学校。

1902年，由贵州巡抚邓华熙在贵阳次南门外创办“贵州武备学堂”。聘日本大佐高山公通为总教习，另聘4名日本教习，国文、历史教习由贵州知名学者张忞充任，学制三年一期，第一期学生88人。1906年，仿日本军制，创办陆军小学堂，武备学堂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杨荩诚任总办（校长），前后学生500人。1912年春，唐继尧率滇军占领贵阳后，创办贵阳陆军讲武堂。唐继尧1913年回滇，讲武堂仅毕业一期（周西成、毛光翔就是这期毕业的）。1916年，刘显世聘何应钦任校长，谷正伦等任教官，第3、第4期王庆芳继任校长，第7期校长朱淞，从1916年至1925年终，毕业学生500多人（未毕业者不计）。1926年夏，周西成任命刘其贤为贵州陆军崇武学校校长，把他在赤水办的军官教育团的1-4期作为军校的前期毕业者，以原讲武学校未毕业的第7期学生200多人（彭汉章办的）作为军校的第5期。采取速成一年的学制，共办4期。王家烈时，以推进“地方自治”为号召，招揽1000多名在乡军人和失意的文职人员，编为8个队，训练3个月，然后分派到各县，分别任县保卫团副指挥（县长兼指挥），队长、区队长、干事、副官等职。

2.保定军校的黔籍学员教官有120人。

保定军校贵州籍学员教官学员名录

续表

续表

续表

说明：此表根据陈予欢编著《保定军校将帅录·保定军校学员教官按姓氏笔画排序录》整理，该书2006年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总计10160人，其中贵州籍学员教官120人。列120人最后8人是因参加“二次革命”被开除的第1期学员。

保定军校出身的高级将领中，贵州籍的将领有9名。即：王天培，天柱人，1924年被任命为郎威将军，任安徽省主席，第十军军长；陆荫楫，盘县人，中将，任第十六、第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军训部总务厅厅长；游凤池，贵筑人，中将，陆军大学参谋系主任、高级参谋研究班副教育长；周学海，安顺人，中将，任第十战区长官部副参谋长，军粮总局副局长；胡畏三，独山人，中将，任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办公厅主任；刘其贤，沿河人，中将，贵州陆军崇武学校校长；杨正坤，镇远人，少将，任中央陆军学校第15-18期骑兵科科长、骑兵第二军副军长；吴勉安，松桃人，第十军教导十四师师长；廖谦，贵筑人，任四川陆军第九师师长。

1922年贵州讲武学校学生拍摄的纪念照

大革命时期贵州籍黄埔军校学员的合影

3.进过黄埔军校的黔籍学员教官有79人任将级军官。

贵州籍黄埔军校本校第1-23期教职员、黄埔同学统计表

续表

根据湖南省档案馆编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的《黄埔军校同学录》（本校第1-23期）统计。

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2009年5月22日提供

附表：黄埔军校贵州籍教官学员将帅一览表（79人）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说明：本表根据陈予欢编著《黄埔军校将帅录》辑录，该书由广州出版社1998年出版。另据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中的《本校一至五期毕业生统计表》（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发行），贵州籍学员第1期15名，第2期学员13名，第3期学员26名，第4期学员25名，第5期学员84名，共163名，此表中1-5期学员39名，另有教官15名，共有54名。

贵州籍黄埔1期王慧生

贵州籍黄埔1期陈泰运

贵州籍黄埔1期宋思一

二是抗战中有18名副军长以上军官是贵州人。

据张明金、刘立勤主编的《中华民国历史上的20大派系军阀》《国民党历史上的158个军》两书介绍，黔军属20大派系军阀之一。国民党军组建时的第一军军长何应钦，黔军彭汉章部组成第九军，黔军第二师组成第十军，黔军袁祖铭一部组成第十二军，黔军一部组成第十三军，黔军一部组成第二十军，黔军周西成一部组成第二十五军，新编第七军和黔军一部等组成的第四十三军，黔军一部组成的第八十六军，黔西保安团等地方武装组成的第八十九军（参见《国民党历史上的158个军》，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出版）。从目录上看国民党军中有10个军，在组建过程中和黔军有直接联系。这说明，国民党军组建过程中，黔军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2005年由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附录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陆军序列表》，抗战8年里，黔籍军人担任副军长以上的将军有18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陆军序列表中的黔籍将领（1937.7-1945.9）

1937年

四战区司令长官　何应钦；

12月18日任命何知重为第八十六军军长。

1938年

四战区司令长官　何应钦，7月25日起蒋中正兼；

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王家烈；

6月21日任命陈铁为第十四军军长；

第八十六军军长何知重；

4月4日任命吴剑平为第八十六军副军长。

1939年

12月1日任命谷正伦兼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4月29日任命王文彦为第七十六军副军长；

7月21日任命柏辉章为第四军副军长；

第十四军军长陈铁；

第八十六军军长何知重，6月23日起由俞济时兼任；

第八十六军副军长吴剑平，8月16日冯圣法接任；

9月5日任命蒋在珍为第九十三军副军长；

6月1日任命沈久成为新编第六军副军长；

7月21日任命周志群为第二十九军副军长。

1940年

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谷正伦；

8月22日任命陈铁为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第四军副军长柏辉章；

第六军副军长周志群；

第十四军军长陈铁；

2月1日任命陈鸿远为第十四军副军长；

第七十六军副军长王文彦；

第九十三军副军长蒋在珍；

第九十四军副军长牟廷芳；

9月10日任命何绍周为新编第十一军副军长。

1941年

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陈铁；

第四军副军长柏辉章；

第六军副军长周志群；

第八军副军长何绍周；

第十四军军长陈铁；

第十四军副军长陈鸿远；

第七十六军副军长王文彦；

第九十三军副军长蒋在珍；

第九十四军副军长牟廷芳。

1942年

4月2日任命陈铁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11月20日任命陈铁为第三十六军集团军总司令；

4月18日任命张卓为第一军军长；

第四军副军长柏辉章；(www.xing528.com)

第六军副军长周志群；

第八军副军长何绍周；

3月28日任命吴绍周为第十三军副军长；

第十四军军长陈铁（兼）；

第十四军副军长陈鸿远；

1月5日任命王文彦为第八十军军长；

10月9日任命吴绍周为第八十五军副军长；

3月16日任命何绍周为第八十八军军长；

10月13日任命牟庭芳为第九十四军军长；

7月1日任命沈久成为第七十八军军长。

1943年

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陈铁；

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陈铁；

6月30日任命王文彦为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第四军副军长柏辉章；

第六军副军长周志群；

第一军军长张卓；

1月29日任命何绍周为第八军军长；

第十四军军长陈铁，3月14日张际鹏接任；

第十四军副军长陈鸿远；

第六十军副军长郭建臣；

第七十八军军长沈久成；

第八十军军长王文彦；

10月5日任命吴绍周为第八十五军军长；

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1944年

5月19日任命何绍周为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陈铁；

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文彦；

第一军军长张卓；

8月21日任命沈久成为第四军副军长；

第六军副军长周志群；

第八军军长何绍周；

1月5日任命吴剑平为第八军副军长；

第十四军副军长陈鸿远；

8月13日任命戴之奇为第十八军副军长；

第六十军副军长郭建臣；

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

第八十八军副军长柏辉章；

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1945年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何绍周；

4月10日任命陈铁为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1月9日任命张卓为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文彦；

第一军军长张卓；

第四军军长沈久成；

第六军副军长周志群；

第八军副军长吴剑平；

第十四军副军长陈鸿远；

第六十军副军长郭建臣；

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

第八十八军副军长柏辉章；

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三是原黔军7个师17名黔籍师长素质都在水平之上。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刘凤翰撰写《战前的中国军事实力》一文，此文入选杨天石、臧运祜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刘先生在文中标明的“黔军”有原周西成任第二十五军军长时组建的5个师。即王家烈任军长的第一师编为第一○三师，第二师编为第一○二师，犹国材部改编为第一二一师，侯之担部编为第一四○师，蒋在珍部编为新编第八师。还有没有标明黔军的部队有第八十五师，这个师是由黔军第四十三军残部组建的；另外就是黔军第九军、第十军、第二十军残部组建的第八十二师（刘先生的书中番号为独立第三十四旅）；还有一个师即是黔军的独立第六旅，即王天培1927年被害后，由旧部周志群召集第十军在南京人员，前往江宁镇军部集中，三穗人周志群被公推为师长，率部3700余人到江西投靠朱培德，在南昌改编为第十三军第二十九师，1934年，周志群部又被改编为新编第十一师。卢沟桥事变后，周志群部编为独立第六旅，编入第二十九军第二十六师。该旅在南昌会战和长沙会战中起了重大作用。1939年7月12日任命周志群为第二十九军副军长，1940年调任中国远征军系列的第六军任副军长。

笔者梳理了第八十二、第八十五、第一○二、第一○三、第一二一、第一四○、新编第八师黔籍17个师长的概况。事实说明，这些干部素质都在平均水平之上，其中有日本留学经历的3人，大学生3人，黄埔军校生8人，陆军大学生6人，地方讲武堂8人，中师生2人，南京军校2人。没有一个是行伍出身，都经过军校培训。

第八十二师：罗启疆　欧百川　吴剑平　王伯勋

罗启疆中将

罗启疆（1902-1939），松桃人，13岁就读贵阳省立模范中学，1919年毕业返家，随其父办团务，练乡勇。1921年投川军罗靓光师任新兵连连长，保送入云南讲武堂第18期，1924年任警卫营营长。1925年加入王天培的队伍，任教导师第一团团长。1926年随王天培编入第十军参加北伐，有功升少将团长。1927年9月2日王天培被秘密处死之后，罗启疆率其一部返回松桃老家，把带回的500人扩编为3个团，5000余人，1930年秋接受改编为独立三十四旅。1932年该旅曾抽调500官兵补入十九路军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中，编入第七十四军俞济时部，6000多将士在浏河口、福山镇、无锡抗击日军。战后组建预备十三师罗任师长，再次回黔东地区招募士兵，3个月后组成两旅四团8000余人的队伍。1938年夏奉命与湖北省劳锦芳的第八十二师合编成新八十二师，罗启疆任师长，欧百川为副师长。罗启疆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

欧百川（1894-1970），松桃人，苗族。1902年入乡村私塾，成绩优异，1912年徒步到贵阳投考模范中学，4年后毕业回乡设私馆授课3年，乡绅夸其教学效果好。1918年由松桃保送他到贵阳警察传习所（所长为何应钦）学习两年，毕业后分回松桃任保安警察队长。半年后应黔东北游击司令严伯海（松桃人）之约任军需长、大队长。后该部编入黔军第一师第二旅江文华第二梯团，任第一营营长。1926年夏，贵州省长彭汉章被委任为第九军军长，贺龙任第一师师长，江文华部编入第九军后，欧百川任第一师第二团上校团长。1927年春北伐中，彭汉章被唐生智杀害，贺龙部改为独立第十五师，欧百川仍任团长。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后，武汉军委会任命贺龙为第二十军军长，欧百川升任第一师副师长兼团长。欧跟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南征时任前敌司令。南昌起义失败后，1928年夏到河南信阳罗启疆部任中校参谋主任。独立第三十四旅组建后任旅参谋长。在该部奉调进剿红军时离职回乡，一年后返部续职，入南京军校高教班学习，毕业后该部驻贵州镇远。1937年淞沪会战时任七○二团团长。先后任预备第十三师、第八十二师副师长。1939年罗启疆病故于岳阳阵地上，欧百川升任第八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因战绩卓著，曾受第六、第九两战区的嘉奖。发动“太子庙事变”^〔2〕后，欧百川脱离第八十二师，进陆军大学特6期学习，1946年毕业。吴剑平接任第八十二师师长。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被贺龙任命为前敌总指挥的贵州松桃人欧百川将军（苗族）

王伯勋（1899-1983），安龙人，15岁入贵阳模范中学，1917年考入贵州陆军讲武学堂。1920年毕业后从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31年留学日本陆军大学，回国后任贵州保安团第一团团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贵州保安第一、第二团基础上组建预备第二师，王伯勋任团长，率部参加九江战役，与日军激战了十几个昼夜。之后调任第一○三师任参谋长。1941年投考陆军大学将官班，1943年毕业后任第八十二师师长，因攻破松山阵地有功，升第八军副军长兼第八十二师师长。

第八十五师：陈　铁　陈鸿远　陈德明

陈铁（1898-1982），遵义人，1919年省立三中（原遵义中学堂）毕业后回乡当小学教员。1923年入湖南陆军第一师学兵队学习，1924年春投考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排、连长，第一军第二师工兵营副营长、营长、第十团团副，1928年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毕业后任南京警备司令部特务团团长，第四十五师第一二七团上校团长。1933年任第十师二十六旅少将旅长，后任第八十三师副师长，1935年10月调升任第八十五师师长。卢沟桥事变后，陈铁率部在山西忻口与日军激战21天。忻口战役开始时，日军攻击重点在第八十五师防守的左翼，陈铁率部和友军挡住了日军的进攻。日军左翼受挫后，改由中央突破，目标指向第九军阵地，军长郝梦麟和第54师长刘家骐等16日阵亡，阵地被突破。又调第八十五师到中央阵地，要陈铁师挽回战局。第八十五师进入中央阵地后，经过激烈的白刃战后，夺回几天来被日军夺去的阵地，日军不断反攻，均被击退，一直坚守阵地至11月2日撤出阵地。最后只剩下一个加强营的兵力。1938年6月21日任命陈铁为第十四军军长，1940年8月22日任命陈铁为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1942年11月20日任命陈铁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3年、1944年为副总司令，1945年4月10日任命陈铁为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

陈鸿远夫妇

陈鸿远（1896-1992），又名弦秋，兴仁人。1913年考入贵阳师范学校学习3年，毕业后于1916年考入贵州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1918年毕业后历任黔军见习排长、营部副官、营长。1925年，李晓炎升黔军第一师师长时，陈鸿远任师参谋长。李晓炎任第四十三军军长时，调陈在军部供职。1929年周李之战之后，于1930年在何应钦允准和拨款8万元支持下，回黔收容第四十三军残部，组建第十师调出贵州，1931年更改为第八十五师，陈鸿远任该师副师长。忻口战役后，接任第八十五师师长，率部在山西、河南机动作战，消灭日军有生力量。1940年2月1日任命陈鸿远为第十四军副军长，湖南耒阳人谷熹、湖南醴陵人张际鹏、江苏人王连庆先后继任第八十五师师长。

陈德明将军

陈德明（1899-2000），遵义人，1918年在遵义中学堂第4期毕业后，回故乡当小学教师3年。1922年赴北平工业大学学习，1926年赴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学习，随即参加北伐，先后任参谋、连长、副营长等职。从1928年起，任南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区队长、连长、大队副，鄂豫皖边第二挺进纵队独立团参谋长。抗日战争中，在第十四军中任团长、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44年接任第八十五师师长。率部于4月初在洛阳龙门和磁涧镇以西与日军激战6日，4月中旬，率部在灵宝东南大朗庙地带与日军激战八昼夜，逼使日军放弃向灵宝西犯的企图。此役，第八十五师2/3官兵为国捐躯，战况甚为惨烈。

第一○二师：柏辉章

率部屡屡给日军以重创的陆军第一○二师师长——贵州遵义人柏辉章将军。如今他留给人们的记忆也许只有他30岁时在第二十五军任师长时，以800块大洋兴建的私人官邸——今“遵义会议会址”了

柏辉章（1901-1952），遵义人。1921年入贵州讲武学校第2期骑兵科，毕业后入黔军。周西成主黔时，任西路清乡司令兼第六团团长、务川县县长。1930任王家烈部副师长。1932年升任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1934年率部堵击红军，1935年接受蒋介石收编，改任一○二师师长，1936年授少将，奉命率部开往豫南。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初，率部在苏州河南岸防线连续坚持作战一个星期；1938年5月19-24日，在砀山阻击日军一周，使日军未能按时赶到预定地区；1938年10月6日，第一○二师攻占狮子岩、扁担山、小金山，协同第九十师攻占大金山后，第一○二师坚守已攻占的阵地到10日，与友军一起尽歼日军四个多连队，获“万家岭大捷”。1939年5月2日，在南昌会战中，第一○二师收复向塘，再克市汉街。1939年下半年起至1942年1月6日，柏辉章率部驻守新墙河防线，参加三次长沙会战，第一○二师被誉为“新墙河卫士”。1942年6月23日，第一○二师在赣江东岸临川进行攻击作战，结果被日军包围，经苦战方得以突围后撤。这就是说，抗战以来柏辉章担任师长五年，率部在22次重要会战中打了八次硬仗。1942年调任江西赣南师管区司令，因与副司令蒋经国不合，后改任江西军管区参议，1944年调任第八十八军副军长。

第一○三师：何知重　何绍周

何知重（1893-1976），桐梓人，1908年就读桐梓县高等学堂，1914年入贵阳勤工俭学学堂陶瓷科半工半读，学绘画。辛亥革命时入黔军，三年后升排长。1918年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次年任连长。后任团部副官、副营长、副官处上校处长，上校参谋。1929年升任第二十五军军部副官长。1932年为第一师师长兼湘黔边区“剿匪”司令。1935年接受改编为第一○三师师长。1937年，何知重率第一○三师开赴江阴要塞，防守黄山、君山、巫山、稷山、定山一线70天。撤出江阴后，奉命坚守南京光华门，代师长戴之奇（兴义人）率部击退日军数次进攻。1937年升任第八十六军军长，辖第一○三师和第一二一师，在田家镇消灭日军一个联队，因部队伤亡过大被取消番号，调任军委会中将高参后，便辞去空衔职务回贵阳。

陆军第一○三师首任师长何知重将军

何绍周（1902-1980），兴义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7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34年入陆军大学将官班。1936年调任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一副总团长，后任第一支队司令。1937年9月13日率部进入上海蕴藻浜堵截日军19天；1938年7月调任第一○三师任师长，率部在田家镇的松山口、2853高地全歼今村支队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重机枪中队；1942年4月至7月28日，何绍周任第八十八军军长，率部参加浙赣会战；1943年1月后，何绍周任第八军军长，率黔军第八十二师、第一○三师参加滇西反攻作战，攻克日军松山阵地，之后又相继攻克芒市、畹町，打通滇缅公路，升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第一二一师：吴剑平　牟庭芳　戴之奇　朱敬民

吴剑平（1895-1962），绥阳人，贵阳师范学校毕业。1916年从军并考入贵州讲武学堂，毕业后在黔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周西成阵亡后任第二十五军师参谋长，1936年改编后任第一二一师师长，1937年底任第八十六军副军长兼第一二一师师长。1938年9月19日，把日军第六师团第二十三联队一部阻挡于田家镇铁石墩附近，坚守阵地至23日，歼灭日军一个联队。战役结束，第八十六军被撤销，调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41年任第八十二师师长，1942年任第八军中将副军长。

吴剑平将军

牟廷芳（1902-1953），六枝人，小学毕业后到昆明恒兴商号学徒，1922年转到该号上海总店做工。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时各科成绩名列前50名；1928年赴日本步兵专门学校深造，1930年参与筹办中央军校昆明分校，开办两期后，调任贵州省保安处副处长。1936年调任第一二一师副师长。1939年初，原第八十六军被裁减后，第一二一师改隶第九十四军，牟廷芳接吴剑平任师长，后该师奉命开赴樊城、沙洋、石迥桥之线担任襄河（即汉水的上游）防务，与日军隔河对峙，1939年5月12日，日军攻占唐河、南阳，牟廷芳率第121师和友军共同反击日军，日军退出南阳，向后收缩。1940年5月枣宜会战中，牟廷芳率部渡汉水，在襄河、天门一带和日军作战10多次。其中有一次是第94军军部被围，牟廷芳即派霍世才副团长率一营兵力解军部之围。

朱敬民将军

戴之奇（1904-1946），兴义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毕业。武昌师范大学预科、陆军大学第九期毕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抗日战争初由第一师副师长调任第一○三师副师长，率第一○七三师参加南京保卫战。1942年春任第一二一师师长，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等。

朱敬民（1907-1984），平坝县人。其父笃信三民主义。朱敬民从省政法学校结业后，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后回贵州绥靖公署供职。1930年7月任武汉军校官佐，1932年参加上海抗战，1933年任营副，1934-1936年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第11期学习，结业后先后在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军、第五军任职，1944年任第一二一师师长，率部参加湘西会战。

第一四○师：王文彦　宋思一　毛定松

王文彦（1902-1955），兴义人。上海大同大学英语专修科结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先后任团部副官、排长、营长、团长、少将副官处长。1930年进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结业后任军政部特务团少将团长。1936年秋冬之间调任第一四○师师长。1938年4月中旬调往台儿庄东南郊禹王山左翼阵地（与第六十军衔接）及南郊望母山一带防守，坚守阵地至5月20日。

宋思一，陆军中将（贵州贵定人）

宋思一（1894-1984），贵定人。省立第一中学毕业，1920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系，后辍学。1922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1924年初回国考入黄埔学校一期。毕业后历任副官、军需官、连长、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学生大队长、何应钦侍从参谋、营长、团长、副师长、军政部第八新兵补训处处长。1938年秋，接任第一四○师师长，率部参加武汉会战，1938年9月下旬，奉调到武汉市内增防，10月初调到武汉外围作战，先后在大冶、阳新、通山、咸宁、蒲圻等地，与日军多次交战。日军攻占岳阳后，率部移驻新墙河南岸布防。

1939年7月，宋思一辞职，李棠升任师长，绥阳人张涛任副师长。

毛定松（1906-1951），松桃人。1928年从军，在第四十三军一师师部任职。1930年第四十三军残部改编为新编第十师，第十师于1931年改为第八十五师。毛定松任师军需主任兼驻汉口办事处处长，1933年任第八十五师师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后保送到南京军校高校班第3期学习，1935年任独立三十四旅参谋长，上海淞沪会战时毛任团长。张涛调走后，1942年由第九十八师参谋长调任第一四○师副师长。第3次长沙会战后任第一四○师师长，率部参加常德会战。

新编第八师：蒋在珍

蒋在珍（1896-1952），桐梓县人。高小毕业后考入贵州讲武学校。先在罗成三部办军事教育，周西成解决罗部后，委任他为营长，周西成任第二十五军军长时升任团长，毛光翔任军长时升任旅长，王家烈任军长时升任师长。1935年4月，该师接受改编为新编第八师，蒋在珍仍任师长，抗日战争前期和中期，辗转驻防于河南省黄河附近地区。蒋在珍于1938年6月，因率部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3〕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后于1939年升任九十三军副军长。

古代贵州传统民族活动之一——高台舞狮

居住在贵州从江一带的芭莎苗族

四是从士兵的情况看。

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地省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贵州各族人民，在“与野兽争生活”的艰苦生活环境中，不可能给后代留下更多的物质财富，只能通过竞技体育活动，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传下去。如“斗牛”“上刀山、下火海”“高台舞狮”等节目至今都在各种场合表演。贵州各民族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至今保留着许多军人特色。黄平麻塘　家坚持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传说中的后羿部落，　家女孩的盛装就有点像古代的武士。从江岜沙寨人被称为“最后一个枪手部落”。岜沙男子上装为土法染制的发着油光的青布衣，小腿上打着武士式绑腿，腰间别着砍刀，肩上扛着火枪，“枪手部落”的称号由此而来。这种古代武士的打扮，其发型和西安兵马俑的发型一样，到过岜沙的游人们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活着的兵马俑发式。2008年，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和成都武侯祠的工作人员，在安顺附近一个叫歪寨的村落里，收集到五副古代少数民族的个人防卫装备“藤甲衣”。这里的村民介绍说，自己的祖先就是《三国演义》里讲到的藤甲兵。远古的“军傩”，在贵州的田间地头演变为“地戏”。所谓“军傩”，多是由明代征南大军屯戍贵州时带来的。它原是古代军队中用来振奋军威，恐吓敌人，军中举行的保证出师胜利的仪式。“军傩”起源于殷商时期，盛极于周代，凡举有战事发生，必先行傩，以壮军威，驱寇疫，恐吓敌人，然后再行开战。当战事平息，军傩便成为平时训练，求丰收、除灾祝的傩祭和傩仪。这种地戏贵州各地现在都可以看到。早在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博士曾到贵州访问调查40天。因此鸟居龙藏对侵华战争必然失败有着鲜明的预见。他曾经说过：“日本人不了解中国民族的强大，这是很可悲的。中国过于广大，随着战火的扩大，日本人将陷于败战之中。”（《鸟居龙藏全集》第6卷，第658页）

古代贵州的“藤甲兵”

鸟居龙藏

贵州现存的“枪手部落”

当您了解了贵州各族人民平时能种田缴税、战时能当兵打仗的特点后，就不难理解，贵州被捆着走上战场的“壮丁”兵，虽然没有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照样能征善战。

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第13期记者李玉霄就讲了一个贵州“壮丁张羽富”的故事。

附：“壮丁”张羽富

张羽富，80岁，原籍贵州省德江县，现在是云南陇川农场退休干部，1943年腊月二十三入伍。那一年，张羽富18岁。

“壮丁都是用绳子捆着，五个人捆在一起，上百人串起来，用枪押着就上路了。白天走路，晚上圈成一圈睡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往死里打。拉着走了7天，到了遵义。”

离开遵义的日子，张羽富也还记得，那是转过年的1944年正月十六。他们往云南方向走，还是用绳子捆着，走了两个多月，到了文山，因为有点文化，被编入第八军工兵营一连三排七班。

张羽富

这时，和他一道走过来的壮丁已经死了一半，他们死于饥饿和疲劳。每天只有二两老糙米煮的稀饭，年轻的张羽富饿得连连掉头发。穿草鞋、打赤脚，千里迢迢，爬山涉水，张羽富自称这一路“掉了两层皮”。

第八军的战场在怒江西岸的松山。张羽富换上军衣之后，迅即赶往滇西，依然是白天行军，晚上打草鞋。

张羽富所在的工兵营后来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立了大功。

整个滇西战役，主要是在松山、腾冲和龙陵三大战场展开，其中松山战役是重中之重。

松山扼守着滇西进入怒江东岸的交通咽喉。它紧靠怒江惠通桥，“前临深谷，背连大坡”，左右皆山，中缅公路穿山而过，其地势之险要被西方记者称为“滇缅公路之直布罗陀”。

日军在此盘踞两年，早已广筑工事。那些上层铺着钢板的碉堡，“布满坡面，如龟背纹，周以刺铁丝数重，堡垒内外，编成浓密火网，互为支援”。每个堡垒“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仓库”。这些工事在建造之时，日军已经用飞机炸弹做过试验，毫发无损，因此驻守日军一一三联队队长松井秀治放言：“松山筑起的是战略保险箱。”

此外，日军阵地还有完备的供水、供电和通讯系统，甚至设置了“慰安所”，摆开了死守到底的架势。

6月4日，远征军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二十八师）仰攻松山，占领拉勐，对日军形成包围，苦战一个月，阵亡1000余人，改由攻击力更强的第八军主攻。

又过了一个月，第八军攻至敌军主阵地150米前，再也攻不上去了。副军长李弥命令工兵营，就从山腰开始，向上挖坑道，挖到日本人的碉堡底下，来个釜底抽薪，把日本碉堡连同日本鬼子全部用炸药炸掉。

张羽富参与并亲手挖掘了那两条致敌于死命的坑道。

贵州乡村广泛流行的斗牛传统

“先是躺着挖，然后跪着、蹲着挖，最后才能站起身来。白天挖坑道，晚上偷偷运土、运炸药。装上炸药后再从山下面把土运回来，把坑道填好。”

10来天后，150米坑道挖成，3吨炸药运毕，两根导火索铺就，坑道完全填满。8月20日，中国部队佯攻一阵，全部下撤，包括卫立煌、宋希濂在内的远征军高级将领悉数到场观看。

张羽富亲眼看着工兵营营长尚承序“手有些抖，猛吸两口烟，把烟头扔掉，狠狠摇着那架电话机改装的起爆器”。几秒钟之后，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中，松山主峰子高峰的日军最大碉堡被炸塌陷成两个大坑，70多个日本兵被活埋于地底。

张羽富和战友们顾不上隐蔽，跳出战壕高声欢呼，荣誉三团则不费一枪一弹冲了上去。

自此，中国军队开始在主峰上与日军展开拉锯战。9月1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下令，务必在“九·一八”国耻日之前拿下松山，否则军长、副军长按军法处置。副军长李弥急红了眼，抓起一顶钢盔扣在头上，操起冲锋枪，带着特务营上了主峰阵地。6日，张羽富看见李弥被卫兵扶着从山上下来，李弥“眼眶充血，胡子拉碴，呢军服变成碎片，打一双赤足，身上两处负伤，人已经走了形”。

到了9月7日，终于收复松山。

当时的情景，张羽富记得一清二楚：“下午四五点钟，山上传来消息，说胜利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李弥坐在指挥部外面一块石头上，参谋跑上前向他报告，他坐着没动，接着眼泪一下子就滚出来……”

松山一战，日寇一一三联队3000多人被全歼，但是远征军也付出了阵亡6000人的代价（其中就有张羽富的8位老乡），第七十一军新二十八师、第八军八十二师、一○三师伤亡殆尽。

61年了，张羽富还是忘不了那些躺在山坡上阵地前的战友的尸体，忘不了他所熟悉的全军覆没的荣誉三团。“荣誉三团全是跟日本人交过手受伤的老兵，在重庆、昆明养好伤后重新编入部队。他们打仗最勇敢，但最后全打光了，团长赵发毕心疼得直哭。”

松山战役从6月打到9月，正是天气最热、雨水最多的时候。漫山遍野的尸体很快腐烂，“士兵站岗时，蛆都往腿上爬；山上的树和野草都让雨水泡死了。”张羽富说刚上阵地时根本吃不下饭，后来又连逢大雨，排长以上的军官才有件雨衣，普通士兵只能躲在战壕里任由雨水从头浇下。

1945年3月，第八军使用美式装备，张羽富领到了从军以来的第一双胶鞋，这时他已经从滇西战场撤到了大理。

后来，张羽富跟随部队几乎沿着入伍时的同样路线，从云南步行，走到贵州，又走到广西，然后走到广东，再走到香港九龙。然后北上内战，到了锦州、潍坊、徐州，最后在广东三水全军起义。再沿着原来路线，一步一步走过广西、贵州，还是回到了云南。

1949-1955年，张羽富他们以大理为驻地，四处开山修路，南边修到临沧，北边修到德钦。最后响应号召，重新回到当年的滇西战场陇川县农场，开荒种田，屯垦戍边，直至退休。

抗战时期运送物资的车队经过黄果树大瀑布

张羽富脾气温和，一生老实，做事卖力。早在1953年，他就在修路工地上多次立功并入了党，此后，在陇川农场，也一直担任中层干部。因忙于工作加上山高路远，直到1965年，才利用在西双版纳搞“四清”的机会，回到贵州看望老母亲，这距离他被抓“壮丁”已经22年。

当时，40岁的张羽富依然单身一人，早年离家时定下的娃娃亲已经成了弟媳妇。“文革”中，张羽富受到冲击，他担心会被遣散回老家，如果还是单身，没有面子，就委托老母亲在老家找了现在的老伴。

如今，张羽富的女儿在陇川县城工作，儿子辞职下海闯深圳，在华为公司做事。他和老伴生活在农场的一处平房里，去年退休工资调整，他一个月可以领到八百多元。

几年前，张羽富在一座山包上买了块墓地，那里掩埋着许多先他而去的战友，有的是南下的八路军，有的是和张羽富一样的国民党军。作为抗日老兵，他们已经彻底融入这块流过血的土地。

笔者在梳理这些历史资料时，想起小时候老师上课时，经常讲五星红旗是由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草鞋兵”的鲜血也应是这些鲜血中的一部分，难道不对吗？

抗日战争中穿着草鞋的中国士兵

1933年，胡适受第五十九军军长傅作义的嘱托，为该军在长城抗战中阵亡将士公墓写了碑文。胡适在纪念碑文结尾写道：“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准确回答了。林肯的一段语录应是很好的参考思路。

我们应该在这里奉献于仍旧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以便使我们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吸取更多的奉献精神，来完成那种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以便使我们在这里下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以便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并且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1863年11月9日，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举行的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说词）

葛底斯堡纪念碑

1939年2月4日，日军九架飞机对不设防的贵阳城区实施狂轰烂炸，造成3000余人伤亡的“二四”惨案

【注释】

〔2〕“太子庙事变”是指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于第二次长沙会战后，委派林卧新任第八十二师师长，调欧百川任江陵师管区司令，并把原第八十二师的团营长调到暂编第六师和第九十八师。欧百川在1942年部队由湘西石门调往云南参加“远征军”系列时，路经湖南益阳太子庙，即率部驻停于此，公开致电蒋介石，申明：“夏楚中秉承陈诚的旨意，吞并八十二师，排挤贵州籍军官。八十二师全体官兵誓死抗战到底，誓死反对陈诚及夏楚中，决定脱离七十九军指挥，现集中太子庙听候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欧百川不畏强权的行动，得到第六、第九两战区贵州籍官兵的同情和支持，后批准了欧百川去陆军大学学习的要求，师长缺由何应钦保荐绥阳人吴剑平继任。吴剑平到任后，申请将部队编入第八军。第八十二师在滇西反击战中战功卓著。

〔3〕对于炸开黄河大堤的功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认为：“日军占领徐州，沟通了南北战场。本来日军可以南北两地齐头并进，以北线为主拿下陇海线，使南、北、西三个战场连成一片，然后直取西北再下西南，占领中国军队西退基地而后给予围歼。但因黄河决口，大片河泛区使南北战场处于隔绝状态，从而形成同蒲、平汉北段、津浦三条纵线长期分立的状态，日军因此不得不继续以长江一线为战略主攻路线，而将北方战场战事停顿下来。这一局面直至抗战末期也未改变。这种战局变化适应了国民政府所期望的长期抗战的战略需要，使抗战后方基地西南地区得以保存。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黄河决口，但其中河泛之作用亦应给予如实的肯定。”（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第83-84页）日本防卫大学户部良一在《华中日军：1938-1941——以第11军的作战为中心》军事学术论文中说：“蒋介石在徐州集中兵力，希望把日军引诱至此，为武汉防卫赢得时间。但是，徐州战役只是稍微影响了日本的汉口战役，并没有延迟它进行的时间。真正影响汉口战役的，是后面要讲述的蒋介石决开黄河堤口的行动。”（杨天石、臧运祜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第260-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