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史学精粹：敦煌回鹘文写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成果

敦煌回鹘文写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

哈密屯

在我于此研究的两卷写本中，最重要的一卷系由伯希和自敦煌千佛洞携归，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其编号为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P.3509号。其形状为一册子卷，由20叶长方形和对折的文书组成，用一根皮带装订。其40页文书的边缘都已残损，最宽处有11厘米宽和14厘米长。其正面和背面共有24页回鹘文字，有时每页为7行，有时又为8行，沿纵向书写，在边缘上有许多位于正文之外的字。其纸张为灰褐色，厚且粗糙（有关敦煌写本的纸张特点和册子的形状，请参阅藤枝晃：《敦煌写本》第1卷，第22页以下）。其字体写得略显松散和不规则，很多字都具10世纪的特点，由于其字体介于8—9世纪写本中的非常简炼和圆状，与蒙古人入侵之前一个世纪中很普通的较长和带角的字体形状之间。

前人的刊布情况

第一次刊布P.3509号敦煌写本者是于雅尔，见《用突厥语和回鹘文字母写成的两兄弟的佛教故事》，发表于《亚细亚学报》第4套，第3卷，1914年1月—12月，第5—57页。几乎就在此之后，伯希和1914年5月于《通报》第225—272页，也发表了该文书。他对其同事于雅尔的著作不太满意，但却感谢他“脱离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利用了本人探险团携归的一卷写本，来攻克一种方言和一种他不可能熟悉的内容”。他发表了第2个刊本，叫作《善恶两王子故事的回鹘文本》，“这是为了不把某些我认为是不确切的形式，列入突厥研究中”（参阅伯希和版本第225页注①）。然而，后退50多年而研究1914年的这两种刊本，我特别感到，如果说于雅尔在第一个版本中无法以同一故事的汉文版本为线索来论述，那么他对文献的诠释却常常误入歧途；伯希和则相反，他可能工作得很好，他本来在其版本中应在“纠正”于雅尔的释读之前，而作一番仔细的研究，那样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更为正确了。

其他的文本

仍在1914年，沙畹同样也于《通报》第15卷第469—500页中，发表了两王子佛教故事汉文本的译本，该汉文本最为古老，而且与于雅尔和伯希和研究过的回鹘文本最为近似。伯希和在研究其回鹘文本时，尚不知道该汉文本的存在，于雅尔当然也是这样。该汉文本被考证为后汉时代的《大方便佛报恩经》第4卷的第6章，其标题为《恶友》。在日本出版的汉文佛经集《大正新修大藏经》中，该经文载第156号，第3卷，第142—147页。当然，正如沙畹在其译本中所指出的那样（第469页），虽然回鹘文本相当忠实地沿用汉文本《大方便佛报恩经》线索，但不应简单地视为自汉文本译来的。但我们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最早的回鹘文本（我所掌握的正是这一最早版本后期的一种形式）的编纂者，在主要内容方面，直接地（但也具有一定的自由程度）受本文提到的汉文本的影响。回鹘文本中的某些情节，在主要的汉文本中均付阙如。但在该故事的其他文本中，却可以找到相应的内容。这既可以解释为最早的编纂者，对于其他各种说法略有了解，也可以认为是由历代抄经师增补的内容。事实上，在汉文佛经中有一批关于同一类似内容的故事，它们与《大方便报恩经》中《恶友》一节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异^①。《贤愚经》中主要包括有这些故事中的两则，其中的许多内容都与本文本相同。尤其是《善事太子入海》，载《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贤愚经》第4卷，第410—415页；其相似程度稍不及前者的《大施抒海》，载《贤愚经》第8卷，即《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第404—409页。伯希和在刊布回鹘文本时，主要是掌握了《贤愚经》中的这两种文本，以及另外一种载《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第15卷中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大正新修大藏经》版本第25卷，第178—180页）。后一种史料已由沙畹翻译发表于《汉文三藏经中的500个故事和寓言》第2卷，第389—397页中了。伯希和同样还知道该故事的3种藏文本，各自根据一种汉文本翻译，前两种已由施密德用德译文以《〈善事太子入海〉和〈大施抒海〉》为题发表，2卷本，圣彼得堡1845年版；第3种，即有关毗奈耶的一种，却由赛夫纳自藏文译成德文，再由罗尔斯顿译作英文，发表于《西藏传说》文集第279—285页的《两兄弟的故事》中了。这3种藏文本的德译文和英译本，又成了于雅尔在准备发表该故事的回鹘文本的第1个版本时的基准点。

P.3509在突厥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自从于雅尔，尤其是伯希和刊布两王子佛教故事的回鹘文本以来，又由沙畹以其主要汉文版本的译本作补充，它们在突厥或阿尔泰语言和文献学研究中占据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位置，几乎与鲁尼突厥文碑铭一样重要。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人从中汲取了大量资料，但从未超越过1914年的几个版本，几乎都追溯到了写本本身。在1916年的《波兰东方学报》第17卷第195—199页中，著名的德国突厥学家班格写了一篇重要的书评，它无疑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对该文书的研究，但由于他没有核对写本，便利用这一机会而相信，甚至是导致了一定数量的错误形式和观点。后来，班格在其大量有关古突厥语的著作中，经常参阅伯希和的版本。其余最著名的古突厥语专家或阿尔泰学者，同样也习惯于使用伯希和版本，以从中汲取那些似乎是充满教益，但许多仅是以误读或误释为基础的例证。我同样还应于此指出，在土耳其根据伯希和版本而出版了一种本故事的土耳其文本（此外还附有根据沙畹对汉文本的译本而翻译的土耳其文本，伊斯坦布尔1940年版，第118页。

班格、葛玛丽和伯希和的考释

当葛玛丽教授获悉我将准备重新刊布从前由于雅尔及伯希和发表过的写本时，她非常盛情地把自己的一册伯希和刊本的文本（1914年《通报》的抽印本）借给了我，此件过去曾属于班格，其中有班格及葛玛丽本人的大量批注。虽然当时我对该写本的研究论著已基本完成，但我认为还应利用她慷慨的帮助，以便根据这两种突厥语言文献学名家的观点来审核我自己的著作，而不是冒险地在学术界失去他人思想的帮助。就在同一时代或稍后不久，由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主任杜乃昂小姐的慷慨帮助，我又获得了由伯希和个人签名保存的那一册，典藏于国立图书馆。因此，我在自己著作结束的时候，通过详细研究而注意到，由于对这卷写本的研究，而使班格、伯希和与葛玛丽产生的全部感想。他们在两册伯希和刊本中分别仔细地记载了这一切。我认为应保留这些批注中所表达的部分思想，每次都利用这些笔记来纠正或补充我自己的著作，我在自己著作的行文中，分别指出了班格、葛玛丽与伯希和的批注。

P.3509号敦煌写本的复原(www.xing528.com)

根据汉文《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版本，P.3509号敦煌写本应缺开头部分的6叶，共12页。事实上，很可能是主要文献前面曾有一篇序言或一篇题跋。在现存的册子卷内部缺3大叶（也就是6小叶或12页），其中有一大叶应位于第6页和7页之后，第2大叶应位于第20页和60页之后，第3大叶（也就是4页）应位于第40页和41页之后。为了结束回鹘文的故事，我们仍希根据前引汉文本而认为第80页之后，还应有18小叶，即36页，P. 3509号敦煌写本就结束于第80页。事实上，我非常怀疑本册子卷是否在第80页之后，可能还包括18小叶，这样就必须利用同一机会而假设认为，该册子卷在开头处缺18小叶而不是已计算出的6叶。由于上述原因，我更主张P.3509号敦煌写本代表着一卷非常潦草的文书，甚至仅仅是一草稿，抄写者可能未尽心地抄完。

正文之外的旁注

于雅尔在其版本中也抄录了写在形成P.3509号册子卷各页边缘上正文之外的文字，而伯希和则完全对此置之不理。这些文字无疑是在装订成现有形状的册子之前而增补在边缘上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得很明显，如在第6、67和59页内缘以及第22页外缘部等处。从折页的一端开始的一段说明文字，一直写到折页的另一端，也就是说写到由现存装订线完全与第1页隔开的第2页中。最后，在其他情况下载于各页内缘中的字距装订线要近得多，甚至有时还写进页内，以至于使人认为这些字在卷子装订成现有形状时，就已经写好了。此外，我们还颇有兴趣地发现，在另一种可能存在的册子卷的形状中，在每页外缘以内近10厘米的地方，也就是在每页的内外二边中，都带有排成直线的一行小洞，如同是针脚留下的痕迹。

P.3509号写本的断代

在对P.3509号敦煌写本断代时，如果说没有任何资料能具体地断定其时代，那么许多因素却可以帮助我们大致地断代。其上限是吐蕃于9世纪中叶结束占领敦煌的时代，因为我们不能合乎情理地认为回鹘人于这个时代末期就定居在敦煌了；其下限是敦煌藏经洞封闭的时代，P.3509号写本就是封闭于其中的。在该洞中曾直达洞顶地堆砌有大量卷子、绘画和幡幢等，大家很可能是颇有道理地承认，把该耳室视作“宗教废品堆积处”。我们同样也可以承认该洞是于11世纪初封闭的。无论如何，在这一个数量浩繁的特藏写本中，所记载的大量时间中，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是晚于10世纪末的，这是一个事实。因此，这卷写本不可能早于9世纪初叶，也可能晚于10世纪末。但正如我在译本一开始就已经指出的那样，该写本的字体写得很粗很密，不是最古老的回鹘文字体，但尚不会使人想到元代字体的那种细长和纤弱的形状，似乎是处于像10世纪那样的一个中间阶段。最后，主要是在该写本最后几页中出现的，从语音角度来看，要比古典突厥语发达得多的语言形式，似乎说明了它属于一个相对较晚的时代，即介于9世纪中叶后期和10世纪末叶之间。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不冒多大错误的危险，而把P.3509号敦煌写本定于10世纪，更具体地说则是10世纪中叶的前几十年。

A号写本

作为对P.3509号写本研究的附录，我还附上了对大英博物馆东方部OR.8212（118）号写本的研究，该卷子的原编号为大英博物馆千佛洞Ch.00291号。我用字母A指该写本，它是一卷尚未公布的回鹘文残卷，同样地是出自敦煌千佛淍，但它肯定是有关两兄弟故事的P.3509号之外的写本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虽然这一页是与P.3509号写本出自同一石窟，但它无论由于其较大的开本（20×16cm），还是由于其字体（更漂亮和更原则），都与P. 3509号写本截然不同。其中叙述了善王子与其王妃的一段插曲，它在于主要汉文写本中展开的故事中出现，即在P.3509结束之后不远的地方。

注释：

①请参阅玄林大师于《善恶两王子故事的吐火罗文本对照》中，有关这些相似文本的一览表，载《东方学报》第9卷，第2期，莱比锡1943年版，第311页注①。在同一篇文章的第305—317页，作者摘译了《大智度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5卷，第151—152页）和已由沙畹翻译过的《大方便佛报恩经》。有关各种文本，尤其请参阅拉摩特关于龙树的《大智度论》的译本，第2卷，第16—30章（《珍本丛书》第18卷），鲁汶1949年版，第755—762页。在该本第755页注①中，有《大施抒海》和《善事太子入海》的文本，其中参照了有关“大自在”的菩萨和被拉摩特称为善恶两王子的故事。

（原载巴黎1971年出版的《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佛教故事》一书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