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下乡:理论与法规分析

1.从“知识分子下乡”到“传媒下乡”

谈及韩国“新村运动”，李寿成认为，政府对农村教育方面的支援是最为主要的，也是“新村运动”最成功的一点。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加强教育，培养农民树立“做就成”的信念，激发自力更生精神，推动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业的开拓，推动农业人口的转移，实现农村的进步。

英雄所见略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涌现了许多模式，如晏阳初的“定县试验”、梁漱溟的“邹平模式”等。诸多模式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构建各种平台，利用各种媒介，推行农村教育，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

在乡村“精神破产”的情况下，梁漱溟一再强调：“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梁漱溟认为，首先必须启发农民的智慧，让他“认识古人的道理，让他已失去的合理观念恢复起来，把传统的观念变为自觉的观念；让他安定，让他看见前途”。(www.xing528.com)

为了解决当时的农村问题，梁漱溟提出知识分子下乡。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下乡，与乡下人结合，一方面可为乡村扩增“耳目”。乡村最大的疾病是愚蔽，绝大多数乡下人是一字不识，知识分子下乡则可给乡村带去新的知识、新的信息，开阔乡下人的眼界，最起码也能教他们识几个字。另一方面可以为乡村增添“喉舌”。乡村最大的缺憾是受到祸害没人理会，乡下人自己又不识字，无法唤起社会的注意。知识分子到乡村去，好比为乡村增添了耳目喉舌，果真乡村人受到祸害能呼喊出来，中国民族的前途便有了希望，乡村建设便成功了一半。

传媒也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教育农民、启发农民智慧方面方面和知识分子下乡一样。传媒下乡既可为乡村扩增“耳目”，也可以为乡村增添“喉舌”。而且，传媒自身独有的平台和特点，更能体现“耳目”和“喉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