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即向越城岭及其以西的西延地域（今资源县境）前进。当时，刚刚经过湘江战役，部队疲劳，序列不整，军委决定在西延地域休整一两天，以便集结部队，继续前进。然后，预定按照原定计划沿着红六军团的前进路线，从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再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也按照原来的计划，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西。
早在湘江战役进行之前，蒋介石就制定了所谓“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蒋介石想，如果在湘江以东不能全歼红军，下一步就在湘江以西将红军歼灭。这个“计划大纲”确定的方针，是力图防止红军进入贵州，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将红军围歼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为此，蒋介石预先划分了湘、桂、黔三省的守备区域。
对蒋介石这个“剿匪计划大纲”，身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键是执行得最坚决的。还在湘江战役之前，他即在湘西南一带大肆进行动员，广征民工，构筑了碉堡封锁线，妄图迟滞红军的行动。
当红军渡过湘江，在西延地域集结时，何键立即将其所属部队重新进行了编组，调整为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和预备兵团，以第一、第二兵团专事对红军追击，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武冈方面转移，妄图配合桂军，前堵后追，对红军进行合击；以预备兵团对付在湘西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与此同时，桂系也对其所属部队进行了编组。
在上述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仍然于12月4日决定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17)，准备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红军很快进入桂北越城岭、老山界山区。
老山界，这是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它是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南北长约21公里，东西宽约六公里。其主峰名猫儿山，海拔2000多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也是五岭的最高峰。这里群峰高耸，悬崖峭壁，瀑布飞溅，森林茂密，高山之上，年平均气温只有九摄氏度，年降雨量高达2300毫米，雾浓风大，气候瞬息万变，人们视为畏途。
12月4日，军委第一纵队从塘坊边出发，下午开始翻越老山界。这里靠近主峰猫儿山，山路险陡，很多悬崖峭壁，靠几根圆木架成的栈道通过。这种栈道没有栏杆，长满青苔，走在上面又滑又晃，使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除栈道外，还有很多险道。伤病员们都下了担架，由其他同志背着或搀着走。有几匹马踩空了脚，摔下了万丈深渊。但红军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经彻夜行军，终于带着骡马，抬着辎重，胜利通过了老山界，进入了龙胜县境。当地群众得知红军是从老山界下来的，莫不感到惊讶。
龙胜属广西省，境内居住着苗族、瑶族和侗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红军来到这里时，由于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的造谣，不少群众逃到山上，给红军增加了困难。12月10日，红军在龙坪、广南城、平溪和流源等地宿营时，潜伏的特务纵火烧毁房屋，并嫁祸于红军。红军广大指战员奋不顾身，扑灭了大火，并对受灾群众进行救济和帮助。在救火中，红军抓获了几个纵火犯。经公开审判，揭露了国民党派遣特务的罪恶行径，使广大群众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当初害怕红军而逃进山里的群众纷纷返回村庄，许多青壮年还积极参加红军。
在军委第一纵队翻越老山界时，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老山界以北进至社水地域。左翼红三军团由千家寺以南，绕过老山界进至中洞。军委第二纵队脱离红三军团，随第一纵队之后向老山界进军。作为全军后卫的红五、红八军团，尚在老山界以西的水埠塘、千家寺、雷霹州一带。此时，桂军第四十三师从司门前方向追来，在民团带领下，于12月5日经山间小路，突然偷袭红五、红八军团指挥机关所在地千家寺。红军仓促应战，边打边往老山界方向撤退。红五军团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被敌截断，后改道突围，归回主力。
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12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集结通道及其附近地域；红三军团主力进至长安堡地域，红五、红八军团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线西移；野战司令部、军委纵队到达芙蓉镇。
这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其中敌“追剿”军第一兵团之陶广部主力，向临口、通道方向寻觅红军主力截剿，李云杰、李抱冰师进驻绥宁策应；第二兵团薛岳部先头已抵洪江，周浑元部续向洪江前进；桂军到达马蹄街、石村、独境山一带；黔军已到锦屏、黎乎一线。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正当红军沿越城岭山区西进时，在敌军内部发生了桂系军阀联合广东军阀同蒋介石争夺贵州的斗争。原来，桂系看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集结于武冈至洪江一线，湘军以重兵置于城步、绥宁、靖县之线，黔东南极为空虚，但蒋介石又限制桂军入黔，规定洪州以南为桂军的守备区域，这就使桂系明显地感到湘军意在自保，蒋则意在图黔。而桂、粤、黔三省，在鸦片烟的种植和运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贵州如落入蒋介石之手，不仅使广西失去主要的财源，而且在军事上对广西是一个直接的威胁。于是，两广军阀经过密商，联合向蒋介石发出了请缨入黔“追剿”的“真电”，提出要由两省抽调劲旅，组编“追剿”部队，进入贵州“追剿”红军，并要求蒋介石“颁布明令，用专责成”。老奸巨猾的蒋介石很快就识破了两广军阀的真意，立即命令其嫡系薛岳部兼程进入贵州，棋先一着，使两广军阀无可奈何。
敌军内部对贵州的争夺，使他们在贵州不能集中全力对付红军，造成了黔东南的空虚状态，这对红军进入贵州是十分有利的。可是，博古、李德不考虑这种有利形势，仍一意孤行，顽固地坚持由通道北出湘西的行军路线。
在这个严峻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红军这时已空前减员和极度疲劳，如果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装备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黔军内部派系多，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等部各据一方，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争取主动。第三，可以打乱敌军围歼红军于出湘西途中的计划，而且可以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尔后的战略发展。对此，中央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和朱德等表示赞同。
12月12日，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县境内召开了非常会议。李德在《中国纪事》中称它为“飞行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在会上，李德坚持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提出了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的主张。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三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18)
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这时的李德已敏锐地感到，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从此，周恩来也与李德发生分歧，他们关系开始疏远。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是这样记述的：
当我看到所发布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经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19)
然而，会上博古、李德仍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20)。当日，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命令，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暂时脱离了险境。
贵州省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当年有名的穷省，“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是对那里的形象写照。穷苦的老百姓，人们都称呼为“干人”。这里，鸦片烟，不仅富人吸，不少穷人也吸；军队也抽鸦片。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几乎都是双枪兵，一杆步枪再加一杆鸦片烟枪。(www.xing528.com)
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和老锦屏。16日，红一军团前出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沿湘黔边界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7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
黎平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此处有利于红军隐蔽集结，而不利于敌军的重兵运动。加上三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三省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黎平周围敌军的力量十分薄弱。
在这期间，中革军委为充实作战部队，撤销了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其余人员编入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和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工作，任命陈伯钧为红五军团参谋长，曾日三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中革军委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梯队，纵队首长兼第一梯队首长，何长工任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维汉任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时，蒋介石对红军作战的重点，仍然是防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虽然急令黔军王家烈部退向施秉、镇远、台拱（今台江）地区以堵红军进入贵州，但他的两侧，尤其是北侧的部队并没有向贵州迅速移动，而是将重兵仍部署在湘西，以阻断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前进道路。如果继续北上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仍然“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通道会议上，虽然博古也同意毛泽东西入贵州的主张，但他在战略上仍主张到贵州后，再折入黔东，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进入黎平后，他又同李德的意见一致了。为了改变博古、李德原定的战略方针，在政治局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多数同志，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参加了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从老山界开始争论、通道会议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紧迫问题，争论十分激烈。毛泽东根据敌军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坚决主张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建议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而博古、李德仍坚持要红军去黔东北，然后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周恩来等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对博古、李德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说服。后来周恩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21)
会议根据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并“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22)
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为遵义会议上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打下了基础。会议及时、严肃地指出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倾向，要求红军全体指战员坚决反对这种倾向，这对从转移以来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也是至关重要的，使广大指战员坚定了信念，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中革军委将政治局决议精神，连夜电令各军团，传达到师以上干部。19日，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路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前进。为了给敌人造成中央红军仍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觉，军委规定各部在前出到施秉、黄平地域前，用正常行军速度前进，使敌认为中央红军仍在是北进还是西进中徘徊，到施、黄地域后，则迅速占领施秉、黄平。与此同时，军委电令湘西红二、红六军团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当湘敌所抽调的部队北援时，应立即向永顺以西移动，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洪江、黔阳、托口的薛岳部队及在印江、思南的黔军部队；电令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中央红军向西北前进时，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随后，总政治部也发出了关于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训令，要求各级政工人员要对各部队做大量的解释工作，说明政治局决议的重要性，以得到广大指战员的拥护，提高信心。
20日，为贯彻黎平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彭德怀、杨尚昆向朱德、周恩来并中革军委提出：“红军到新决定的战略地区后，四川敌人在蒋敌直接组织之下，将成为我们正面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嫡系军队将有8至10个师入川，并在重庆、泸州沿长江上游构成重点，以綦江、印江、赤水等为其战略进攻出发地，阻隔我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湘敌将在保靖、永绥、秀山、松桃、铜仁、玉屏、天柱构成封锁线，向乌江威胁我右翼；黔敌则为其左支队，在我左后方尽量起钳制作用。由于敌人当前部队疲惫，又值冬荒，还要重新变更战略部署，对我大举进攻的时间，可能在明年3月前后。因此，目前我军应首先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冈、思南六县，思南扼乌江为我右翼支撑，并保持娄山关在我手中，使我得到武陵山脉，以娄山山脉、乌江地势扼制长江方面敌人，我军主力则在绥阳、桐梓、遵义间机动。”(23)彭德怀、杨尚昆的这一建议，不仅为创建川黔边根据地提出了具体措施，而且透彻地分析了新形势下的敌我态势，特别明确指出了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将成为中央红军正面的主要敌人。此点，对于中央红军今后在黔北的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各军团于当天便从黎、锦地域立即向黔北前进。由于中央红军不是直接北进，而是沿清水江南岸西进，蒋介石及时调整了“追剿”部署。薛岳第二兵团一方面在洪江、黔阳、芷江地区堵红军北进，一方面企图从北侧压迫红军一直向西，以便实现以红军为前驱，直追进贵阳，控制贵州的阴谋。湘敌刘建绪部，也派出两个师向黎平追击。
就在此时，红二、红六军团为配合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进军，在陬市、河袱一带采取积极进攻姿态，摆出要南渡沅江，进取益阳、安化，威逼长沙之势，迫使敌“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急忙从湘黔边界抽调兵力兼程北上增援。而湖北军阀徐源泉则深怕红二、红六军团向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被迫改变蒋介石令其入川准备与中央红军作战的行动，将其主力部署在鄂西恩施以南地区和湘西渔洋关、津市、澧州地区。就这样，蒋介石仍害怕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急忙抽调四个师兵力，同“追剿”第一、第二兵团一道构成防御纵深，以遮断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道路。由于红二、红六军团的作战行动，迫使追击中央红军的敌军兵力相对减少。因此，整个敌情对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是有利的。
12月20日，右纵队红一军团由柳霁、南家堡地区出发，于当天占领剑河县城。21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沿清水江南岸，向施洞口前进。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随红一军团后跟进，由剑河北渡清水江，配合红一军团夺取镇远，并警戒红军右翼。22日，红一军团占领交通要冲施洞口，并于25日攻占镇远，26日占领施秉。然后，除留红二师随左纵队行动外，主力继续北进，途经孙家铺、老塘等地，于29日击溃守敌黔军宋化轩团以后，夺取了余庆县城。
左纵队红三军团攻占台拱以后，即兵分两路进军黄平。一路经台盘、旁海到重安江，掩护红三军团的左侧，并迂回黄平守敌的侧背；另一路经报效、革一、黄飘等地，夺取黄平。黄平守敌为黔军杜肇华旅的二个团。红三军团在黄平城附近击溃杜旅后，于12月28日进占黄平。随后，红三军团又分两路前进。一路以红二师为前卫，军委纵队与红五军团随后，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猴场，抵达乌江南岸的江界河。另一路以红四师为前卫，经木孔、朵丁关等地，到达了乌江渡口茶山关的南岸，准备过乌江。
红军攻占黄平、施秉一线并继续北进，迫使黔军过江部队迅速回防乌江北岸，以防被红军歼灭于乌江南岸。黔军见红军不是要夺取贵阳，而是要过江进入四川，于是便把防堵红军变为防蒋介石的中央军。此时，追击中央红军的湘军行动较慢，唯有蒋军嫡系薛岳部，因担心桂军会乘红军进逼贵阳之际，抢先占据贵阳，而追击积极。因此，红军从黄平、施秉北指，前面只有黔军侯之担部的堵击，后面追兵已无多少。这对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是极为有利的。
12月31日，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的一个小乡镇——猴场，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实现黎平会议上所确定的战略方针。
这时，博古、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的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克服博古、李德指挥上错误，确定红军进入黔北以后的行动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召开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列席了会议。会上，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野战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澈（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还指出：“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24)
会议继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又进一步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指导下产生的“左”倾错误，继续准备渡乌江北上。这三次会议，为以后开好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了准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