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革命斗争史：红军首度长征

第一节　红军长征过陇东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长征

从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蒋介石对南方红色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发动了4次“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

1933年10月，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亲任总司令，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的参与下，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次，敌人采取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在根据地周围修筑了2900余座碉堡，层层包围，步步紧缩，企图消耗红军有生力量，然后寻机与红军主力决战，一举消灭红军和根据地。当时，党中央的领导权已被王明所把持，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权被剥夺。反“围剿”一开始，他们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强令红军同敌军拼消耗，使红军损失惨重。在敌分4路向根据地推进的情况下，红军又被强令“分兵把口”，“节节抵御”，东截西堵，疲于奔命，完全陷入被动境地。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一年之久，敌人的围攻难以打破，红军处境日益艰难。不少同志的正确建议得不到采纳，中央红军逼迫撤离苏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福建长汀等地出发，开始了漫漫征程。红军长征开始，并没有选择陕北为目的地，也没有打算来一个万里战略大转移。最终来到陕北，事实上是客观情势造成了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由此也创造出了一个伟大的奇迹。长征开始，计划是突破广东军阀（粤军）陈济棠部的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去，准备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为此调动40万大军，设四道封锁线前堵后追，到12月11日，终因第四道封锁线难以打破，中央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县开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放弃湘西，西进贵州。

1935年1月3日，红军强渡乌江天险。7日占领贵州遵义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当时最严重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关于战略方向问题，会议确定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从1935年1月到4月底，由于蒋介石调军沿长江严密封锁，红军渡江计划难以实现，红军在云贵川转战三个半月之久，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争取了主动。四渡赤水之后长驱入滇，摆出攻击昆明之势，军锋却直指金沙江。4月29日，中央军委指示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5月9日，红军渡过金沙江，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夹金山，于6月14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红军的战略位置，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以推动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由于张国焘的分裂，北上红军只有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共七八千人，已无力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的任务。党中央于9月11日在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改变川陕甘计划，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陕北、甘东北是必经之地。

1935年9月16日，红军攻占腊子口，21日到达宕昌县的哈达铺，27日占领了通渭县榜罗镇。在哈达铺，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活捉了敌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副官，缴获了几驮书报。其中一张报纸上刊登有徐海东率红军到陕北和刘志丹会合的消息，还有“匪区”略图，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党中央才具体了解到陕北、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根据地还在。当然，根据1933年底中共陕西省委派秘书长贾拓夫到中央苏区的汇报，党中央是知道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贾拓夫汇报后留在了中央苏区，以后随一方面军长征。由于以后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消息长期阻隔，此后，党中央很不了解根据地的详细情况。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几易落脚点，都没有考虑到陕北根据地，而是要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哈达铺意外获得的消息，使党中央十分振奋，同时对党中央决策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起了重要的作用。杨成武《忆长征》中，曾记述9月22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毛泽东打趣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肖锋《长征日记》也记述，毛泽东号召大家：“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在榜罗镇，从一所小学的报纸上，党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知道了陕北还有一个大的苏区和一支活跃的红军。9月28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方针，长征到陕北。9月30日出发，跨过西兰公路，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30日在甘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徐海东见面，随后红十五军团在鄜县东村与中央红军会师。

在战胜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后，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也先后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万里长征宣告结束。万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创举，在历时两年的艰苦岁月中，红军长驱二万五千余里，纵横11个省，粉碎了国民党军队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终于找到了落脚点。长征红军经过陇东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红二十五军，另一支是红一方面军的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他们的到来，揭开了陇东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红二十五军过陇东

红二十五军是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张国焘擅自率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向川陕边界转移后留下的一支地方武装。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领导下，这支武装仍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新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1935年7月，在得知红一方面军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有向甘肃进军的消息后，为了配合主力作战和牵制敌军，打破蒋介石堵截主力红军北上的计划，中共鄂豫陕省委毅然作出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北上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迎接中央红军到来的决策。部队从陕西长安县丰峪口出发，经周至到双石铺，在消灭了胡宗南别动队4个连后，经凤县入甘肃。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在泾川又全歼敌马开基团，击毙马开基，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部队带着悲愤由平凉四十里铺强渡泾河，过草峰原于1935年8月30日凌晨3时许到达陇东镇原县新城、平泉。

部队一到达即袭击了两镇国民党镇公所。上午活捉了在南三镇督察的镇原县警察局长党效贤、两名警察和南三镇的特税卡长孟维铎、乡公所书记王锡文、乡丁等6人，下午处决了党效贤、孟维铎、王锡文，其他人教育后释放。此时尾追红二十五军的宁马匪军已驻扎西峰镇。敌按马鸿宾电话指示，取道新城东20里乔家岔，越平泉抢先进入镇原县城。30日、31日，红二十五军在新城、平泉一面休整，一面宣传群众。

9月1日清晨，部队从平泉出发，至姚川分为两路：一路沿洪河东下，经桃园、张毛，翻过原郑，下茹河川，北上临泾原，经毛家铺、唐家洼，越交口河，过太平，绕西峰镇向合水板桥进发。另一路翻过申家原，下茹河川，经路家坡、五里沟，西绕县城，继上临泾原，越交口河，过孟坝，到驿马关奔合水板桥东行。3日上午，在庆阳县赤城原畔与尾追而至的马培清部交战，毙敌10余人，击退敌兵。下午翻越太乐沟，进入合水板桥宿营。(www.xing528.com)

9月4日早晨，当红二十五军从板桥出发时，后卫二二五团三营遭到敌骑兵团突然袭击并被包围。副军长徐海东返回，亲自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掩护三营突围，不料徐海东和二营也陷入敌人包围之中。危急关头，二二五团一营营长韩先楚、政委刘震带领战士迅速抢占了一座山头，以猛烈的火力阻止了敌人进攻，终于使部队突围。这次战斗共歼敌300多人，红军也损失200多人，二二五团团长方炳仁壮烈牺牲。板桥战斗后，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决定急行军，经合水老城、张举原、蒿嘴铺，到达东华池，入豹子川。

9月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副军长徐海东升为军长，军长程子华改任军政委兼任省委书记。9月8日，红二十五军离开豹子川向陕北挺进。9月15日，胜利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在此之前，陕甘边区已将红二十五军到境的消息向驻永坪镇的西北工委、军委报告。接报后，西北工委立即发出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同时，指令西北红军迅速开赴永坪会师。刘志丹在奔袭横山回师途中接到工委通知后，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又在王家湾召开红军干部会议，专门讨论欢迎事宜，接着率部赶往永坪镇会师。9月10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永宁山召开了群众欢迎大会，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亦召集干部会议，安排欢迎事项，并派出干部赴各县组织动员。红二十五军入陇东抵陕北所到之处，苏区人民群众像亲人一样组织夹道欢迎，杀猪宰羊，送粮送草，捐献鞋袜，管吃管住，热情慰劳。刘志丹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则向其详细介绍敌情和西北根据地的情况，虚心向红二十五军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以便密切协同作战，两支英雄的红军部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永坪镇，两支红军进行合并整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下辖3个师：红二十五军编为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编为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编为八十一师，师长分别为张绍东、杨森、贺晋年，政委分别为赵凌波、张明先、张达志；全军团共计8000余人。红二十五军在陇东行军共11天，途经镇原、庆阳、合水、华池4县的16个乡镇，行程约230公里。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过陇东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打破敌胡宗南与薛岳部对红军所形成的南北夹击之势，党中央决定过草地向夏河流域挺进，以求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遂采纳张国焘意见，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与党中央一起行动，自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率领，北取阿坝，出夏河。但是张国焘在进到阿坝后即按兵不动，并提出左右两路军同时南下松潘。党中央反复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决定，要求按原定方针立即北上。张国焘不仅不听，9月8日竟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并试图以阴谋手段裹胁中央就范。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班佑召开紧急会议，严厉谴责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机关先行北上。在俄界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将一、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陕甘支队共辖3个纵队，七八千人。10月9日，陕甘支队经宁夏的白杨城抵达陇东镇原县的孟庄。

在孟庄，红军向地主刘杰家借粮，其子刘继元凭土堡抵抗，并开枪打伤红军战士。红军打开堡子，击毙刘继元，活捉了刘杰（后押到环县玄城沟处决），没收100多只羊、几十石粮食。红军在村子里张贴了“红军不打人，不骂人，不拉夫”、“唯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等许多标语，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当红军离开时，许多农民纷纷为红军服务，有的牵毛驴驮粮食，有的抬子弹箱，有的给红军带路。当天晚上，主力部队在石佛崾岘大庄院、陈家湾一带宿营，先遣部队挺进三岔。10月10日，当红军主力部队行至唐家原、塌儿洼一带时，国民党马鸿宾的一队骑兵追了上来，红军立即予以阻击，打死打伤敌军300多人，随后赶到了三岔。当晚，红军一纵队在三岔街宿营，毛泽东住在街北天主教堂的砖瓦房里，周恩来、彭德怀住在教堂前的窑洞里，二、三纵队在离街道东五里的土窑洞里住下。在这里，红军摧毁了国民党保安队设在南山湾的堡子，处决了保安队长白家惠、豪绅杨邦俊、白秀海、李三茂等，没收地主李藩青羊130多只、牛7头、粮20多石，补充了部队给养。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尾追而来，向我前哨阵地迂回攻击，红军警戒部队依靠深沟阻击敌人，大部队分两路继续北上。

10月12日，左路一纵队保护中央机关从自家川沿河北上，在殷家城住了一夜，进入环县的车道，并向小南沟方向急进。右路二、三纵队沿蒲河经元昊、杨家坪、石嘴，转北经吴家原到环县境内，沿演武、合道、半个城、贾驿一线前进。在贾驿，红军乘马鸿宾部王福德千余名骑兵宿营之际，发动突然袭击，缴获战马100多匹，消灭敌人一部。13日，两路红军在郑家湾会合。在这里，红军处决了固原县民团团总武双德和环县团总张文杰。10月14日，红军进抵河连湾、洪德城一带。一纵队向河连湾守敌发起攻击，歼敌100多名。战斗中，突破乌江的战斗英雄、年仅20岁的四大队一连连长毛振华光荣牺牲。之后，部队分两路平行东进。一纵队经万家湾、曹家湾至耿湾宿营；15日经无量山、慕家油坊进入陕西定边县木瓜城到达吴起镇。二、三纵队经齐家原、许家原至兴隆山宿营，入华池县的艾蒿掌、铁角城，18日出陇东进入定边县的白马崾岘。当红军到达今华池县的乔川时，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接待。陶岔村农民秦满库为红军自动捐助黄米、黑豆6石，牛4头，羊50多只。10月19日，3个纵队红军在吴起镇会师，受到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胜利结束了长征。

红一方面军长征在庆阳行军共10天，途经镇原、环县、华池3县的20多个乡镇，行程约260公里。包括红二十五军在内的长征红军在经过陇东途中，尽管遭到敌人的疯狂追击，受到饥饿、疲劳的威胁，但他们严守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在环县毛家川，红军战士吃了群众的米面，按价把钱放在米缸内；挖了群众的洋芋，就把钱埋在洋芋堆内，并留有字据。红军抓紧一切机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打击土豪劣绅，救济穷人。在镇原经过时，沿途打下了刘继善、虎存周、孟维常、陈学礼等6处豪绅的庄堡，没收粮食197石、麦面740斤、牛31头、驴22条、猪43口，还有布匹等物，除留部分军需外，大部分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红军给陇东人民留下了好的作风，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启发和鼓舞着陇东人民更加英勇奋斗。

陕甘边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和党中央的及时纠正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过3次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一次是1927年11月开始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一次是1930年3月开始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次是1931年1月开始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其中，王明的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3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对陕甘边区根据地都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在国民党蒋介石占据大中城市，其统治力量相当强大的情形下，刘志丹等人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建立红二十六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时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他不从当时全国形势和陕甘边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现实，诬蔑游击战争是“逃跑主义”、“土匪路线”，创立根据地是“上山主义”，极力主张红军打正规战，向城市和平川进军，并对坚持正确路线的人进行排斥，撤了刘志丹的职，将谢子长等人调离军队，致使红二十六军在终南山全军覆没。根据地越打越小，杜衡却逃到西安，当了叛徒。在革命武装建立初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刘志丹等人活动于某些地方军阀部队之中，分化瓦解敌人，争取革命力量，扩大革命的同盟军，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斗争策略。但“左”倾冒险主义者，不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搬弄教条，大搞唯心主义，指责这是“勾结军阀”、实行“投降主义”，结果使革命部队四面树敌，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刘志丹等人也被戴上“老右倾”的帽子，受到诬陷。1 935年10月初，在“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陕甘晋省委主持大搞“肃反”。他们利用改组机构机会夺了正在前方指挥劳山战役的刘志丹西北军委主席的权力，接着借故将原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时已改编为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时已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调离，并先向四十二师开刀，部队中营以上干部几乎全被逮捕，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等陕甘边苏区领导人先后关押，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连刘志丹的战马也扣了起来，把他的妻子同桂荣和5岁的女儿也投进劳改队。随后，“肃反”又扩大到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不少人被排斥出领导岗位，部分同志被捕。在地方上，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被抓。他们大开杀戒，200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杀或被活埋，根据地一片恐怖气氛。地主豪绅乘机煽风点火，各种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一些地方政权出现了“反水”（叛变投敌）现象，整个根据地面临着空前的严重危机。

在这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政治局在榜罗镇提出的战略方向问题，一致决定保卫和扩大西北根据地，以此作为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大本营。在了解到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到瓦窑堡接管被“左”倾分子控制的保卫局。经过仔细调查，证明案卷材料纯属污蔑。党中央和毛泽东听了王首道汇报后，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疯狂病’，应立即予以释放。”同时成立以董必武为首的5人委员会，负责处理错误肃反工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100余名被关押的同志。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刘志丹，周恩来还到受害的同志中去安慰他们。随后，中央对他们作出了妥善安排，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以及红军北路总指挥兼二十八军军长，表达了党对刘志丹的极大信任。后来毛泽东又为谢子长两次题词，称他是“民族英雄”，并撰写了碑文，对谢子长的功勋给予了极高评价。错误“肃反”的及时制止和纠正，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革命形势开始了新的发展。同年11月，恢复原番号的红一方面军（辖红一、十五军团）在直罗镇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九师和增援的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自任“西北剿共总司令”并以10万军队对西北根据地所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对这次错误“肃反”，党中央十分重视，相隔7年以后，中央专门作出了一个决定，即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1 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