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革命武装的初创和发展——《陇东革命斗争史》

第一节　陇东革命武装的初创和发展

国民党势力在陇东的统治

1927年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10年间，中国革命史称其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10年，中国革命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折：一次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另一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一时期，由于王孝锡的浴血播火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国民党势力强化了对陇东的统治，人民生活更加悲惨。但是，压迫愈深重，反抗愈强烈。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陇东人民建立了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开辟了陕甘边红色根据地，迎接了长征到来的中央红军。陇东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1928年10月，蒋介石就任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控制了国家政权，建立起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一党专政。1929年，国民党新军阀的内战祸及大半个中国，混战的枪炮声一天都没有停止过。继蒋桂（李宗仁、白崇禧）战争、蒋冯（冯玉祥）战争之后，1930年4月，蒋、阎（阎锡山）、冯、桂中原大战爆发，至11月，蒋介石打败所有对手，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在新军阀混战的1929年，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被调陕西，冯玉祥任命孙连仲继任。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失败下野。蒋介石于1931年8月委派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其时，陈珪璋（庆阳城人）已为甘肃警备第一路司令，坐镇陇东。由于新军阀内讧不断，酿出事变，吴佩孚又趁机入甘活动，马鸿宾的地位受到威胁，蒋介石又令杨虎城的陕军入甘平乱。1931年12月1日，受杨虎城派遣的孙蔚如率陕军进驻兰州，次年南京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成立甘肃临时维持会，代行省政府职权。1932年2月9日（正月十五），孙蔚如鉴于陈珪璋（时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居功自傲，思谋背叛，当夜捕杀。并派杨子恒星夜赶回平凉，配合留在平凉的一团陕军解决和收编了陈部平凉驻军，任命杨子恒为陇东绥靖司令。至此，陇东各县又被陕军所占。蒋介石为抑制陕军杨虎城的势力，于1932年5月，派邵力子来甘就任省政府主席职务，邓宝珊以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身份率部驻守兰州。第二年9月，蒋介石的亲信朱绍良又到兰代替邵力子主甘，并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从此甘肃又落于蒋系军阀官僚之手。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也率部入甘，独立旅驻防天水。1934年10月，蒋嫡系六十一师三六一团团长林英驻防陇东西峰镇。1935年春，胡宗南覃异之一个团驻扎西峰；宁夏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驻庆阳、环县、宁县一带。谭世麟已任庆阳、合水等8县保安司令，官匪勾结，横行陇东。

这一时期，陇东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更为突出，农业生产破坏严重，农村经济更加凋敝，农民生活异常贫困。庆阳有八大家富豪（俗称“庆城八大家”），其中字号“恒义兴”的李子良家，占地7万多亩，养牲畜1000多头，一百余里的悦乐川几乎为他一家所占，从庆阳到定边沿途大都是他的佃户，每年收租四五千石（每石10斗，民间每斗合40到50市斤）。华池林锦庙共102户、480人、9730亩土地，被字号“裕茂隆”、“恒义成”的大地主占去土地4000亩，有54户、230人无地。庆阳白马庙川当时只有50户、290人、4500亩地，被字号“复兴李”、“恒义成”的大地主占去4300亩，有47户、287人无地。华池的林镇、南梁259户，无地农民多达198户；这一带2．6万余亩土地，被地主霸占了1．8万多亩。多数农民沦为赤贫，还要承担多如牛毛的捐税派款。陈珪璋部、谭世麟部、杨子恒部、胡宗南部、马鸿宾部轮番袭扰陇东；赵文华、陶玉山（陶老三）聚众为匪，破堡劫财、杀人放火、肆虐乡里。兵匪纠合，狼狈为奸，生灵悉遭涂炭。从1927年到1937年间，各种自然灾害年年都有，大灾也很频繁。1928年大旱，秋田无收，冬小麦不能下种，发生严重饥荒；1929年（民国18年）持续大旱，陇东全境绝收，每百斤面粉要卖25块银元，草根树皮几被食尽，百姓死亡到处都是；1934年又遭大旱，至1937年，旱、雹、水、风、霜等灾害交替发生，灾后伴以瘟疫流行。天灾、人祸、兵燹、匪患，把陇东劳苦大众抛在了死亡线上。西峰镇的大街小巷，到处是乞食灾民，日死数十，抛入南门外死人大坑（称万人坑），野狗争食，惨不忍睹。谭世麟心毒手辣，1934年在阎家洼残杀南梁政府干部、工人13人，活埋群众14人；同年又在东华池一坑活埋地方干部8人，当时有个七八岁小孩痛哭其母，也被他一脚踢到坑里活埋；在元城一次铡死4人，刀劈6人，斧砍2人。他还翻了刘志丹家的祖坟，烧了刘志丹祖父母的遗骨，以通共罪名杀害刘志丹的亲属、亲戚10多人，活埋当地干部群众17人；在金鼎山一次铡死刘志丹堂弟刘景才、教师王正吉等8人。这种掘坟焚尸、绝族灭种的残暴行为令人发指。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陇东人民，渴望着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到来。有一首《盼红军》的民歌道出了陇东人民的心情：“种下庄稼盼收成，穷人日夜盼红军。红军来了打豪绅，仇要报来冤要伸。”

刘志丹的兵运工作和南梁游击队的建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坚定地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年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9日爆发的秋收起义和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创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召开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10月和1928年5月先后组织了“清涧起义”和“渭华暴动”。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于1928年秋任命刘志丹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为军委委员。根据当时斗争形势．，他们主要利用地方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打入军阀部队内部，从事士兵运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学习军事，培训干部，伺机建立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利用北伐战争时期的老关系于1929年秋打入宁夏军阀苏雨生部。当时，苏正在扩军，刘志丹被任命为骑兵第四师第八旅张廷芝的十六团中校副团长，谢子长被任命为第十旅旅长。他们借此机会，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团员安排到苏部，成立了学兵队，共产党员张东皎任队长，高岗任副队长，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1930年春苏雨生失败，刘志丹、谢子长又来到庆阳三道川（今属吴旗县），打入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部挂名建军。刘志丹与马锡五等建立的一个营被编为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刘志丹任营长，马锡五负责军需。五六月间，被谢子长派往后湫殿民团杨庚武部做兵运工作的阎红彦等，将该部周维琪营300余人枪拉出，在三道川与刘志丹部会合，编为直属第三团，谢子长被任命为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由于投靠谭世麟的土匪张廷芝收买周维琪共同叛袭，刘志丹、谢子长逃脱，马锡五被捕，兵运活动再告失败，史称此为“三道川事件”。8月中旬，刘志丹在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主动辞去军委书记职务，来到陕甘交界处，集中精力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10月，谢子长调往上海，去中央特科学习，于次年春返回。

1930年9月，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为扩充自己势力，仍请刘志丹担任其骑兵第六营营长，并指示合水县太白镇的民团军第二十四营予以协助。据此，刘志丹决定寻机收缴二十四营的武器，消灭这股反动势力，拉起自己的武装。9月28日，刘志丹率部进入太白镇，与在二十四营当兵的贫苦农民、他以前常与之联系的赵连璧（即赵二娃）取得联系，商定了智取计划。10月1日，刘志丹等以商借粮草为名，“联欢”交谈中将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副营长王凤珠击毙，缴获该营第一连全部枪械弹药，并击溃二连。部队转移途中，又捉住了该营第三连连长马建有，将三连枪支和马匹全部缴获。这就是有名的“太白收枪”。太白收枪共缴获50余支枪械、10余匹骡马。这一军事行动奠定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基础。

太白收枪后，刘志丹利用既得的武器，建立了一支有40多人的游击队，群众称他们是“刘志丹游击队”或“南梁游击队”。刘志丹把人员分成三部分：赵连璧带一部分在太白活动，同守孝带一部分在华池县南梁（当时属庆阳县）活动，刘志丹自带一部分在保安、安塞边界打游击。两个月内，刘志丹游击队就扩充到150余人。他们先后消灭了黄毓麟民团残部和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的一些民团，打了一些土豪。由于声势渐大，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在保安县境内受到敌高双城部高雨亭营的“围剿”。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向陇东转移，在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会合，贾生财也从陇东民团拉出40多人前来参加，部队一时增加到400多人。之后，在固城麻峪村进行了整编，游击队共编4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任连长，刘志丹任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整编后，向南行至宁县盘克张皮原，被陈珪璋部谢牛（谢绍安）骑兵旅包围，恶战一场，损失严重，一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同守孝、赵连璧又折回南梁、太白一带，刘志丹带一部分骨干力量突围到宁县麻子掌。为了保存力量，刘志丹又通过已只身逃出的马锡五等与苏雨生部联合，部队被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马锡五任军需，驻防陕西职田镇。在职田，因打土豪刘志丹被产生疑心的苏雨生下狱。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后，他按陕西省委指示，又通过陈珪璋的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引荐，打入平凉陈珪璋部，任暂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驻防宁县，他自带100余人驻早胜镇，其任务是协助投靠陈珪璋的河套土匪高广仁部（十三旅）阻击苏雨生。

1931年8月，刘志丹在早胜遭到已与苏雨生勾结的高广仁的袭击并遭扣押。高广仁被陈珪璋部蒋云台第五旅击溃后，刘志丹又被裹挟到合水。他趁夜间大雨脱身到赵连璧处，又会同马锡五来到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游击队的驻地，并派人通知赵连璧、贾生财率部前来会合。部队会合后共300多人，整编为3个大队：赵连璧任第一大队长，刘景范任副大队长；杨培盛任第二大队长，白冠五任副大队长；贾生财任第三大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至此，被苏雨生、高广仁等反动军阀扼杀了的南梁游击队再次恢复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陇东第一支革命武装。

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首战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一个骑兵连，缴枪20多支、战马40多匹。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之后，部队坚持在山多林密的南梁一带打游击，部队扩展到400多人，在军事上站住了脚跟，在政治上扩大了影响。(www.xing528.com)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组建和梁掌会议

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东华池、林锦庙（今林镇）一带与转战而来的晋西游击队会师。晋西游击队是在中共山西省委亲自组织和陕北特委的大力支持下，于1931年4月下旬在山西孝义楼底村辛庄成立的，活动于吕梁山区一带。因受敌人重兵“围剿”，同年9月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在安定县北区南岔沟改选了领导班子，由阎红彦任大队长，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给这支游击队以关怀支持，陕北特委也十分重视这支革命武装，派大批党团员和青年骨干参加游击队，使队伍发展到近百人，活动于安定、靖边一带。另外，在山西境内黄河岸边尚有几支倾向革命的保护“土客”（鸦片商）的武装“保运队”，也因遭晋、陕军阀袭击而西渡到陕北。10月初，晋西游击队与这几支武装达成协议联合行动，他们被编成陕北支队，由师储杰任支队长，接受晋西游击队队委会统一领导。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按陕北特委指示，转战到林锦庙一带寻找刘志丹的队伍。刘志丹闻讯即派人迎接，会师于林锦庙。战友相逢，分外喜悦，阎红彦还将自己一把心爱的手枪送给刘志丹，以表情谊。林锦庙会师后，革命武装发展到千余人，并迅速占领了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同年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和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于1931年春从上海回来后，曾被陕西省委派往平凉了解陈珪璋部的兵运情况，在平凉不足一月即接受新的任务来到南梁。为了摆脱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他们利用反动军阀急切扩充势力的心理，经过谈判，在保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将部队编归平凉陈珪璋部，仍借用曾在该部用过的十一旅的番号，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旅部驻防今华池县新堡一带。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针，决定正式成立陕甘人民武装。1932年初，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在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宣布把南梁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细嘴子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了决定，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后叛变），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一、二两个步兵大队、骑兵队、警卫队，阎红彦、吴岱峰、强龙光、白锡林分别任队长。同时，还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李杰夫任书记；各队成立了党支部，还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形成了党的核心力量和比较严密的组织。会上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游击队员们都领系“牺牲带”，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旗的正式打出，标志着陇东的革命武装斗争从长期以来的隐蔽状态转向公开化。

按照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挥师南下渭北地区。2月13日，游击队攻占了旬邑职田镇，15日在阳坡头歼灭进剿之敌300余人，之后转战淳化、耀县、宜君等地。月余后，从陕西境内返回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当时，正值湫头农民赵锁手持三节鞭赶跑正宁县政府前来催款的“马师爷”，县政府扬言要血洗南原，而农民为防镇压，已组织起200多人的民团商讨对敌之计。游击队闻讯后，决定改变行动计划，立即就地发动群众，围攻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19日夜，三嘉原、寺村原群众冲破沿途豪绅阻拦，翻沟来到山河城西的柑柏树、移风一带。同时，游击队从月明原向山河城东急行，欲与群众配合形成两面夹击阵势。不料向导迷路，夹击未成，第一次围攻山河城遂告失败。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移驻寺村原，将当地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3月22日召开五六百人的农民代表大会，在寺村原宣布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群众习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他们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打土豪、分财产的斗争，公判处决了民愤极大的豪绅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德功。“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开创了陇东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4月13日，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群众配合下再次攻打山河城。他们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将陈珪璋部增援的一个骑兵营击溃。但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城未攻克。转而奔袭旬邑县城，大获全胜，歼灭守敌300余人。这是陕甘游击队战史上打开的第一座县城。

同年4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这位“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认为攻城失利是“逃跑主义”，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了谢子长总指挥职务，派其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谢在靖远水泉堡兵变成功，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任总指挥），命令游击队到旬邑马家堡集结，将游击队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队长分别由刘志丹、阎红彦担任，强迫其分散活动。5月，因敌分路“围剿”，为了统一指挥，陕西省委又命令两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恢复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队委会书记。半月内，部队转战5个县，作战9次，共歼敌14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正当胜利之时，陕西省委又命令部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到陕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在危急情况下，刘志丹遂率部越过子午岭进入陇东。

6月底，刘志丹率部撤到宁县麻子掌，部队只剩下200多人。由于军事上的失败，部队思想混乱，领导之间在行动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为此，在麻子掌召开了队委会。是南下三原，还是依托桥山山脉打游击，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遂决定南北分家，各自行动。正在这时，阎红彦带领百余人到距麻子掌不远的梁掌堡。两人见面后交换看法，阎红彦同意刘志丹的意见，主张不要南下，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部队领导人在梁掌堡召开了会议，由于阎红彦在会前分别做了工作，会议决定以桥山为依托，伺机再向南向北发展，进而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会上推选阎红彦为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高山堡、刘志丹、强龙光分任大队长，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梁掌会议避免了游击队的分裂，使游击队行动的决策符合当时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情况，对这支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和后来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关系重大。

西华池起义和游击队的艰苦征程

西华池正当庆阳到宁县以至入陕的要道，是合水县的一个重镇（现为合水县政府所在地）。当时该处驻军为国民党陆军新编十一旅特务营一、二连，由营副潘立廷指挥。从1929年开始，我党在这支军队中的兵运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在该部工作，地下党员主要有李树林、高鹏飞、胡立亭、冯世光、曹化民、吴启昌等，高鹏飞时任特务营一连连长。1932年6、7月间，谢子长靖远兵败回归陕甘途中，曾派欲去兰州的杨林、苏生儒、高照璧转道庆阳，于十一旅搞兵运工作。他们打进去以后，通过多方面了解，认为在共产党员高鹏飞所在的特务营一连举行士兵暴动，条件最为成熟，遂派共产党员宋廷璧到盘克原找陕甘游击队联系。经刘志丹、阎红彦同意后，于7月9日举事。高鹏飞所在的一连首先赞同起义，然后趁二连上操的机会，一连突人操场，收缴了二连架起的枪械，并命令二连集合待命。与此同时，杨林等人冲进营部，协助陪营副潘立廷打麻将的高鹏飞解除了潘的武装。当高鹏飞到操场郑重宣布一、二连起义时，在场官兵热烈鼓掌，积极拥护，表现了官兵们向往革命、弃暗投明的愿望。起义部队作了临时编队，共约170人，天黑后开往盘克。次日晚，起义部队与陕甘游击队在盘克武洛正式会合，被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阎润平任政委。西华池起义是陕甘军运史上成功的一例，它削弱了西北军阀在陇东的势力，发展了人民革命武装，扩大了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西华池起义的成功，促使大批农民踊跃参军，部队很快发展到步骑兵500多人，开赴正宁县的湫头、陕西旬邑一带休整，以图更大发展。7月下旬，陕西省委派李艮（李愚痴）来游击队担任政委，并传达了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表现了中共陕西省委“左”的错误领导和对陕甘游击队党委的严重不信任。李艮在正宁南邑连续召开六七天干部会议，批判所谓“机会主义领导”，空谈创建新苏区和二十六军问题，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限令20天内将五顷原土地分配完毕；在队委会外又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委会”，以向“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斗争。就在李艮整天泡在会议之中批判“机会主义领导”之时，敌人从容地完成了进攻游击队的部署。在敌发起进攻后，李艮又命令游击队硬攻和死守。8月13日硬攻王郎坡寨子失利，部队损失五六十人。18日经三嘉原撤至五顷原，又迎敌死守，结果再伤亡30多人。部队当晚退至三嘉原，19日晨敌又包抄上来，情况十分危急。正巧太阳出来后山峁沟壑上大雾腾起，借此掩护，部队奋力突围，在宜君县马栏聚齐时只剩下200多人。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部队损失过半，队委会解散，根据地丧失。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艮回省委汇报。陕西省委对李艮本人作了严肃处理，但仍然强调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义领导”，撤销了阎红彦总指挥职务，重派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稍事休整后，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于9月12日在照金歼敌获胜，后向西北转移，在淳化县安子洼、正宁县刘家店两次与敌遭遇，战斗失利。为解决部队给养，9月25日奔袭保安县城，再次失利。不得已退至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时值秋冬之际，严寒将至，伤病员大增，部队衣食无着，士气低落，陕甘游击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谢子长主持队委会，决定分散外出活动，渡过难关：刘志丹带70余人到合水拓儿原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60余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带骑兵队到照金一带活动，谢子长与吴岱峰等留守平定川、豹子川，照看伤病员。经过近两个月的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筹集到不少粮款物资，部队元气恢复。陕甘游击队在艰难的征程中，终于军威重振，于12月初，再出桥山，南下渭北。他们将迎接更加艰巨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