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北京，是鲁迅这朵诗性的“恶之花”真正在中国文坛绽放的地方。也许，对于在1915年创办，在1917年就发起了一场文学运动的《新青年》而言，这朵“恶之花”开放得迟了一些，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善良老实的国民而言，这是一朵真正有毒的“恶之花”。这并不是说，“五四”时期鲁迅翻译过《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的作品，因而就被称为诗性的“恶之花”。徐志摩也翻译过波德莱尔的作品，却受到了鲁迅的嘲弄。因为鲁迅厌弃徐志摩作品轻飘飘的温柔，而呼唤富有强力色彩的恶魔诗力。所以，恶魔的品格渗透在鲁迅“五四”时期绝大部分作品中，构成了鲁迅之为鲁迅的主要特征。换句话说，鲁迅在留日时期进行理论倡导的恶的蓓蕾，在“五四”时期才真正在创作上得以绽放。
从蓓蕾到花朵，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因此，任何强调鲁迅“五四”时期偏离乃至背叛留日时期的论调，都是对鲁迅有意无意的误读。鲁迅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创作是年轻时代不能忘却的梦的结果，又说在作小说前靠的是读了百来篇外国小说和一点医学的知识，而鲁迅的学医以及所读的小说，大都是在日本留学时所为。而且将留日时期的鲁迅称为“恶蓓蕾”，还蕴涵着这样的意思，就是鲁迅在日本对恶的文学的理论倡导与翻译活动，几乎是在默默无闻与无人理睬中进行的，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奔驰在无人赞成也无人反对的沙漠中。但是，鲁迅的理论研讨与翻译活动却成为后来一个文学大师的产生的基因。到了1918年的北京，潜伏在鲁迅心中的恶魔之火才真正在中国文坛上燃烧起来。
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是呼唤中国出现反抗挑战、惊世骇俗、绝望奋战的恶魔——“精神界之战士”，而到了1918年之后的北京，鲁迅就变成了“这样的战士”，向着微温、中道、阴柔、妥协、老实、本分、善良的国民掷出了投枪。鲁迅以狂人式的“个人的自大”反对阿Q式的“合群的自大”，[1]极为推崇易卜生的“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独的人”，以独异的自我“向庸众宣战”。鲁迅就是这样露出了“毒牙”，既向固有的文化传统挑战，又与善良的“合群者”冲突。这种卓尔不群的“孤独者”，从合群的善良的“庸众”看来，就是“恶人”。
在鲁迅看来，自由与恶性总是相联系的。但是，在儒家善的伦理教化下，中国人不但排斥恶，而且也丧失了自由，变成了只求在“太平盛世”做奴隶的老实、忠厚、本分、稳妥的国民。“乱离人，不及太平犬”这句格言，表明中国人为了苟活性命，宁愿做老实本分听话的奴才。因此，鲁迅为了捣毁中国这个绝无窗户并且万难毁坏的“铁屋子”，就呼唤一种自由的恶性。羊是一种善良的动物，然而羊的善良，正在于它是在牧人的驯化下丧失了自由。那些自称为中国的“智识阶级”的人说：“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于是，鲁迅把中国的“智识阶级”比作一群为胡羊领路的“聪明”的山羊，把胡羊比作奴隶群众，把牧人比作统治者。只要牧人看上了聪明的山羊，“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鲁迅说：“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摆脱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2]有人说，“人+兽性=西洋人”，但鲁迅却另有看法：“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家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3]
如果将鲁迅对于野牛与家牛、野猪与家猪、狼与狗的理论逻辑推理到人类社会来，那么对于个人来说，驯良与善性仅仅是对于作为牧人的统治者有利，对于个人却并无好处。那么，在推崇个人自由的“五四”时代，鲁迅对恶性与野性的肯定也就不难理解了。于是，鲁迅真正成了“上以力抗天帝，下以力制众生”的恶魔。所谓“制”众生，是因为众生驯良得与天帝一体，所以鲁迅才像拜伦一样对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才像撒旦一样对他们进行启蒙。而鲁迅撒旦式的启蒙，正是要让每个个人具有撒旦式的恶魔性。
在鲁迅看来，中国的奴隶国民驯良、善良、老实，却又聪明、世故、圆滑。当暴政临头的时候，他们不仅会忍从，而且对于暴政的冰霜降临到自己除外的别人的头上，麻木不仁；如果反抗暴政的人遭殃，他们甚至会怪他不会明哲保身而自鸣得意。而且一个人的反抗纵使换来了对于其他人的宽容，但是首先吃亏的却是自己，因为“枪打出头鸟”。于是，中国人对于有权势的腐败分子不是去揭发，去挑战，去抗争，而是去“捧”，去巴结，去送礼，于是在群起而捧之而后，不捧不送礼者自然倒霉。鲁迅指出，君不见黄河，“捧”的大堤越高，泛滥起来的时候就越是伤人无数？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反对贪暴与邪恶、强权与专制，却又稀里糊涂地向这卑怯、善良、老实、软弱的国民认同，甚至加以赞许，这不是从反面助长贪暴与专制吗？
鲁迅在进行撒旦式的捣毁“铁屋子”的启蒙的时候，与拜伦一样悲观绝望。所以，鲁迅与“五四”时期其他启蒙者不同的恶魔之性，就在于他认为他的启蒙为启蒙对象带来的不是精神上的快乐，而是觉醒后的痛苦。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既说了自己因为绝望而迟迟不肯介入新文化运动，又说了自己对于启蒙并不抱什么希望，当钱玄同说希望在于将来的时候，鲁迅还说不能以自己的“必无”去折服他的“必有”。而且鲁迅还说，唤醒他们是让他们来同尝苦果。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说做梦的人是幸福的，人生最可怕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在《两地书》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又说人一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痛苦，而且无法可想。从喜欢欢乐的善男信女们的眼光看来，给他们带来痛苦的鲁迅不是“狂人”便是“恶人”。然而，这却是鲁迅创作的一个动力。在提到印刷《坟》的理由的时候，鲁迅是这样说的：“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他们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些，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4]当然，恶魔并非针对敌人的时候才是恶魔，对于朋友，鲁迅也意识到了他的作品的黑暗面：“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5]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是留日时期的翻版，因为谁也不会将蓓蕾与花朵混同。如果说留日时期鲁迅偏于“立”，“立”一种“精神界之战士”的理想人格，所以无论是理论或翻译活动都是偏于倡导，那么，经过了近10年的沉默之后，“五四”时期鲁迅则偏于“破”，他在悲观绝望中进行捣毁“铁屋子”的惨烈的战斗。所以，“五四”时期鲁迅对于任何理想的“黄金世界”，都表示深深的怀疑，他甚至说在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将叛徒处死。他对于新俄的主义表示“冷淡，怀疑”，对于周作人的“新村主义”不感兴趣，对于钱玄同相邀讨论世界语也没有热心，而是集中全力捣毁传统的“铁屋子”。他似乎已经摒弃了留日时期惯于倡导的特征，让他给青年指路，他说自己都无路可走，怎么能为别人指路。而这正是鲁迅恶魔的否定性的表现。(www.xing528.com)
留日时期鲁迅推崇拜伦的绝望奋战，但是从《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等文章的行文来看，鲁迅当时还是洋溢着乐观之情的：“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而辟生路者也。”这种文笔，在留日时期的鲁迅的文章中是经常见到的，但是在“五四”之后的文章中则是罕见的。换句话说，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对于绝望、悲观的拜伦与将生命看成是悲剧的尼采的赞美，仅仅是理论上的。而在经过了近10年的沉默之后，这种绝望与悲剧精神才真正为鲁迅深深地体味到。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鲁迅对留日时期就张扬的尼采、克尔凯戈尔等存在主义先驱者的接受，才真正内在于鲁迅的精神。
从1918年的北京，到1927年的广州，是鲁迅以恶魔诗力撼动中国以性善为主导的文化传统的最有力的10年。鲁迅声望所系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10年中创作的。如果没有鲁迅这10年的创作，那么，中国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恐怕都要改写。而且仅仅以文学创作而论，在这10年中鲁迅在小说、散文诗、散文与杂文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鲁迅的恶魔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 鲁迅：《热风·三十八》。
[2] 鲁迅：《华盖集·一点比喻》。
[3] 鲁迅：《而已集·略说中国人的脸》。
[4] 鲁迅：《坟·题记》。
[5]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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